摘要：5月22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电力工业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4月底，全国累计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9.9亿千瓦，超过全球总装机量的40%；风电装机容量5.4亿千瓦，超过全球总装机量的45%。
中国能源产业的市场化改革正在加速，新能源还有更大开发潜力
文｜《财经》记者 徐沛宇
编辑 | 马克
5月22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电力工业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4月底，全国累计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9.9亿千瓦，超过全球总装机量的40%；风电装机容量5.4亿千瓦，超过全球总装机量的45%。
截至2024年末，中国光伏组件产量超过全球产量的80%，锂电池产量超过全球产量的75%，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全球销量的70%。
2015年，中国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量占全球的19%，风电累计装机量占全球的33%，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的60%，锂电池产量占全球的10%，新能源车销量占全球的40%。
十年间，中国新能源产业飞跃式发展，展现了惊人的全球统治力，但部分行业也陷入了产能过剩和价格战泥沼。据《财经》统计，仅A股上市的八家头部光伏企业，2024年合计亏损就达到370亿元。
新能源产业，中国做对了什么，还应该做什么？就此主题，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博士近日做客《财经》演播室，与《财经》执行主编马克进行了深入探讨。
杨雷曾长期在国家能源局任职，亲历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壮大和中国能源行业的市场化转型，加入北大能源研究院之前，他在国际能源署工作三年，担任署长高级顾问。
杨雷认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制造能力已经很好了，如何消化制造能力是现在的迫切问题。2012年-2013年，欧美的“双反”（反倾销反补贴）险些给中国光伏产业带来灭顶之灾，后来靠国内需求走出危机。如今，光伏行业走出困境同样需要进一步激发国内需求，这又需要中国能源产业加快市场化进程，在价格机制、市场机制的建设上迈出更大步伐。
杨雷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再次退出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但其能源政策的核心是去监管、加快市场化发展，这客观上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和欧洲在气候议题上有更多共识，有了美国的压力，现在是中欧加强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好时机。
以下为对话摘要。
中国新能源产业崛起四要素
《财经》：从产能和装机量上看，中国新能源产业已是遥遥领先的世界第一了，回顾过去十年，你觉得我们做对了什么？
杨雷：首先是相信市场。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绝大部分领军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行业的创新主体也是民营企业。
第二点是政策。从2002年的五号文、2015年的九号文，到近年来的增量配电网改革、现货电力市场建设，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在能源领域推进市场化改革。可能有人仍然觉得市场化进程慢，与自己的预期有差距，可是我们要看到，20多年来市场化的方向一直未变。国家油气管网公司的成立也是天然气市场化的重要举措，走得比电力改革要快。现在业界已经有基本共识，即要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情况下，以市场化的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政策导向一直没变。
第三点是相信技术。这一轮产业革命或者说能源革命的推动力是技术，我们也一直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又带来了生产关系的改变，带来了商业模式的改变，推动我们进入新时代。如果说应对气候变化，应对资源不可持续性等等是外部压力，那么技术就使我们找到了内在动力。现在从国家到企业都重视创新，重视科技研发，而且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
《财经》：国外有一些声音说，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如此迅速，靠的是政府的产业政策。说得有道理吗？
杨雷：从全世界来看，新能源都有很多激励政策，这种政策导向是没问题的。中国也制定了这样的产业政策，我要强调的是，发挥真正可持续的、基础性作用的是技术和市场。比如，我们也支持过乙醇，但它并没有达到光伏一样的规模。政策在支持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选择，也会有试错，最后胜出的肯定是市场的选择。
产业政策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对光伏、对电动汽车的支持都加快了产业发展步伐。这一点国际上的反应比较大，也可以理解，但如果说中国靠产业政策支持出来这种成功，这种看法是比较片面的。
《财经》：现在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市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欧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市场，而它就是靠欧盟各国的补贴撑起来的。为什么欧盟没有发展出强有力的新能源产业，而我们却跑出来了？
杨雷：欧盟的新能源产业依然很强。比如，德国的光伏风机安装量占比以及发电量占比都远超过我们。制造业欧盟确实没发展起来，他们按照比较优势的传统原则，更多的是买中国的现成产品。
中国光伏产品为什么便宜？因为从多晶硅的炼制到加工、切片、组装，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在支持。这是中国产业基础的优势，也是国际分工的选择。欧洲人可能会想，我既然做汽车做得更好，我就做汽车，光伏组件买中国人的就好了。但是疫情以后，以及俄乌冲突也带来影响，各国对供应链风险更加重视，要让制造业回流。但很多国家的生产成本较高，比如美国，做同样一个光伏组件可能要比中国贵一半还多。如果有的国家一定要让制造业回流，其实也有好处，因为产业兴旺靠得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有很大的优势，可以去投资，可以直接技术输出。很多技术是在互相学习中进步的，合作肯定是更好的。至于产业链安全的关切，大家要坐下来谈，武断地“去中国化”是不理性的。
《财经》：除了市场、政策、技术，我觉得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家精神。也有讨论说企业家精神和工程师红利哪个更重要？我觉得企业家精神更重要。没有企业家精神工程师红利就无法盘活。所以这四点加起来，能够比较完整的解释中国新能源产业何以如此迅速的崛起。
杨雷：企业家靠的是市场。市场就是让你去富贵险中求，能够为天下先，做别人不做的事，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说到底是需要一个良好运行的市场来奖赏这些行为，然后才能推动产业发展。
《财经》：市场跟企业家是鱼水关系，鱼只有在水中才能畅游。
杨雷：水弄好了，鱼自然会大量繁殖。
过度底线思维会适得其反
《财经》：2015年我们发起《能源列国志》专栏，是想把国际经验介绍过来，为国内能源转型做参考。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那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国际经验可以让我们学习了呢？
杨雷：不能妄自尊大，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就是谦虚，这永远是美德。而且我们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比如市场化机制和商业模式我们还很不完善，很多原创技术我们也不足。“我们的新能源产业现在是世界第一了，不用学习国际经验了”——这种想法千万不能有，三年河东三年河西，要想持续发展就得持续学习。我们回顾历史，也需要怀有感恩之心。没有哪个成功的企业家敢说他们可以关上门做成世界领先，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关上门成为强国。
《财经》：在现在的环境下，追求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是不是也值得探讨？
杨雷：从去风险的角度，有的国家会说都买中国的东西不好，我们也认为技术卡脖子是个问题。其实这包括成本的考量，首先要考虑自己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那么这个代价高到多少是合适的，不光是中国，特朗普政府也在这样想。
《财经》：要在安全与成本，或者说安全与效率之间求得平衡。
杨雷：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和平时代，对更加激化的或者恶化的国际形势，认知是不足的。俄罗斯给了我们一个参考：一个国家如果粮食和能源安全不是问题，它就不会有生存问题。有人说俄罗斯跟乌克兰冲突这么久了，他们是不是快挺不住了？看起来他们似乎仍是正常运行的状态，只是经济质量会降低，老百姓生活水平也会下降，但温饱不出问题，社会就容易稳住。
《财经》：核心是能源和粮食俄罗斯能够自给自足。
杨雷：其实人的生存需求没有那么多。比如总有人说，如果马六甲海峡处于战争中的话，我们就没有油开车了。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真发生这种极端情况，你还用开车来回跑吗，你生产的东西卖给谁呢？在关键领域我们必须有底线思维，但对我们面临的风险也不能太夸大，我很担心如果这种想法蔓延开来，各种非常极端的应对措施都要真金白银地砸进去，反而会给我们带来经济风险。资源配置不能长期和大规模的错位，我们不能极端情况还没来，自己先把自己给耗穷了。
《财经》：就是刚才说的，在安全与效率或者安全与成本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马六甲海峡被封锁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如果你的日常运营基于极小概率事件来设置，那整个系统的运行成本就会无限的高。
杨雷：是的，我们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教训。
哪些重要事情我们还没做到位？
《财经》：刚才讨论了我们做对了什么，那反向来看，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应该做却做得不到位，甚至都没有开始做的？
杨雷：这值得好好探讨一下。我们说相信市场，可是能源市场有没有真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天然气价格，国际上不接受中国价格，因为你没有一个足够完善的市场来形成价格，很多都是在原来政府定价的基础上不断地产生变种。我们是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但没有长期合同是按照我们的价格指数签的，这也显示了软实力不足的问题。
因此，我们要加快价格市场化步伐，包括商业模式。发达国家的能源市场化改革走得比较早，在商业模式创新上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它们的政策工具中有很多比较中性的，就是用各种方法设计一个市场，让它优化资源配置。我做过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很多研究，知道这里面国际社会也是试了很多错，有的试错产生了较高的社会成本，希望未来不要再有了，我们可以摸着别人的石头过河，不要自己再付一遍代价。
我们在基础创新领域也有很多要学的，现在我们的科研体制，最大挑战是如何能够鼓励真正的创造、鼓励原始创新，而不是唯论文唯项目，搞了很多KPI，反而离真实的科研更远了。
《财经》：20年前我们就在讨论为什么没有中国价格，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杨雷：从经济学常识来讲，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最佳的工具，但在能源领域怎么就这么难呢？还原能源商品属性的时候，它有没有什么特殊性？能源的确是有一些特殊性的，它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基础设施的制约。
比如说，风光发电站建起来了，我要卖电，但没有电线、没有电网，你卖不出去。你想开发一个天然气田，天然气采出来之后要有管道才能卖出去。当时西气东输管道筹备我是全程参与的，当时大家很悲观、保守，因为没用过天然气，你建设管道去游说他们用，他们说我要不了这么多气，这个价钱我也得想想，那你还要不要开发气田，还要不要投资建设昂贵的管道？你就会犹豫。
天然气行业普遍都签署了照付不议合同，就是即使你暂时不要天然气，你也得付钱。电是更加实时的商品，发出来就必须要用掉，是瞬时完成的，这对基础设施的要求更高。所以，能源产业需要一整套设施和规制来支撑，电也好、天然气也好，早期都是上下游一体化的垄断结构。
《财经》：这样效率最高。
杨雷：对，可是它的规模越来越大以后，就只能靠政府管制价格。我国其实20多年前就开始了能源市场化改革，比如（电）厂（电）网分开以后，电厂建的就很快。现在我们在想如何能够让市场来促进新能源更好的发展，这一点我觉得共识是有的，但是要有政策匹配才能落地。
一个是普遍服务的问题，交叉补贴是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居民电价比较便宜，能不能涨一点？也可以仍然保持低价，但补贴的钱从哪出要说清楚。这样才能够好好地搞市场，否则就是肉烂在了锅里，分不清楚哪些是市场行为，哪些是普遍服务。
《财经》：企业承担市场功能，普遍服务实际上应该是政府角色，搅在一起很多事儿就说不清楚了。
杨雷：这是历史上形成的局面，这一方面涉及公平的责任划分和执行，再一方面确实也会影响既得利益。我们其实一直在改，我对此也是有信心的。我们北大能源研究院也在做自下而上的改革调研，包括大的园区、小的县城，以及乡村。如果在基层能构建有效的市场，然后再来推动整个体系的变化，也是一种有益实践。
过去这种垄断、集中的模式，是因为化石能源本身就是集中的，油田、煤矿、电厂，规模越大效率越高，它就需要这样的架构。但现在是哪都有风，哪都有光，能源的自然属性发生了变化。过去比如说一个电厂100万千瓦，现在一个电站就几千瓦，你家里也可以装个几千瓦的光伏发电站，但几百万个小电站加起来，规模就不得了。澳大利亚的媒体报道说中国靠这样积沙成塔，一星期就能建出来相当于五座百万千瓦级的电站。确实是这样，能源领域，人民群众汪洋大海的时代正在来临。
这就对系统变革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现在电网很痛苦，消纳不了这么多风电光电，其实这就是生产力变革倒逼生产关系也要加速变革。
《财经》：总结一下，过去一二十年我们解决了制造端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解决市场结构、交易机制、价格机制的问题。
杨雷：我们已经解决了造得好的问题，用得好的问题现在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光伏市场现在很低迷，国内市场为什么不能加大使用规模呢？就像当时欧美对我们双反，订单断崖式下降，比现在还要惨。当时就是靠我们启动国内市场走了出来。现在我们要再出发，还有更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待开发。
《财经》：需要再次靠内需来激发产业活力，但是卡点蛮多的。
杨雷：我们市场环境比那个时候好了很多。这些年的建设增量配电网、电力现货市场，推动市场参与主体越来越多。你到农村去看，很多都是农民企业家在干新能源，技术门槛下降很快，充满了草根智慧。这些事情是可以依靠人民群众的。我们要研究怎样的体制机制、商业模式，才能支撑新能源更大规模的发展。
过去，风电、光伏上网电量占5%，电网就说受不了了，但现在已经是20%了。德国电网上跑的可再生能源是72%，其中大部分是风电光伏，这是全年平均数，风光条件好的时候经常达到100%。
我们要实现“双碳”目标，非化石能源要占到80%以上，电力非化石能源生产要占到90%以上。这就需要我们啃硬骨头，也就是要建设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马路不就是跑马车才叫马路的吗，可是后来有汽车了，马路就需要改造，需要有红绿灯，需要建得更宽。现在我们需要改造能源基础设施，电网、天然气管网、热网等基础设施。还有管网的多用途改造，比如过去管道是输天然气的，现在能不能输氢？电网改造，配电网的建设和完善是重中之重。很多可再生能源都需要就地消纳，配网端不跟上就消纳不了，所以说要打造分布式的智能电网。
《财经》：原来电网是集中式发电、远距离输送，所以骨干网非常发达，输配电网相对比较弱。现在分布式能源发展起来了，原来薄弱的输配电网就显得更弱了。
杨雷：配电网的建设也涉及投资机制，是不是只能由央企来建呢？还是说也可以有更多元的投资？将来投资机制应该怎么样完善？这些都是现实问题，这些事儿其实都在做。如果只是由几家央企去投资的话，配网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因为投资规模太大。但是回顾一下，计划经济时代好多无解的事情，发挥市场的力量之后都解决了。
我能感觉到这一轮改革有很强的自下而上的色彩。一些虚拟电厂、聚合商，都能在市场上找到发展空间。储能企业也需要知道市场该什么时候储电，什么时候放电。将来电动汽车规模越来越大，会远远大于现在的储能系统。一辆电动汽车就是一个移动电池，将来电动车规模达到上亿辆，那就可以储存几十亿度电，给电网反向送电，按10千瓦的慢充功率来算的话，1亿辆车这么做，那就是10亿千瓦的调峰能力、备用能力。我们现在发电总装机才30多亿千瓦。这个潜力怎么用起来？现在还在摸索。当然，这里说的都是非常理想的状况，数字不一定完全能变成现实，趋势是没问题的。
《财经》：欧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做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他们已经做了40多年了。我们如果从2002年发布五号文开始算起，电力市场化改革也就20多年，成就已经很巨大了。
杨雷：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大家如果能有共识，共同努力，市场化的速度是可以加快的，新能源也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新能源将会发挥重大支撑作用。
特朗普反而会促进新能源发展？
《财经》：2015年《巴黎协定》签订之后，全球无论是能源转型还是应对气候变化，都是往正确的方向走。但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及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给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新变数。俄乌冲突对于欧洲能源转型的短期、长期影响是怎么样的？
杨雷：俄乌冲突加速了欧洲的能源转型。欧盟之前有一半左右的化石能源从俄罗斯进口，俄乌冲突发生后，欧洲出台了REpowerEU计划，一揽子的政策和行动方案。这个计划提出了一个激进的目标，即通过加快能源转型、能源多元化，在2030年前彻底摆脱对俄罗斯的化石能源进口。开始大家都觉得没有俄罗斯天然气欧洲可能过不去，但是三年下来，欧洲没有垮。摆脱对俄罗斯化石能源依赖的进展，甚至比他们计划的还要好，还要快。
《财经》：短期内好像欧洲的能源转型停滞了，甚至还倒退了，因为化石能源的使用量增加了，电价、能源价格上涨了，引发很多社会不满，但从长期影响来看，短期的困难反而加速了它长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力度。
杨雷：其实短期内也已经看到了这样的端倪，能源转型方面的投资在加快，比如氢能战略在加速，原来还没有这么花这么多钱往这方面投。
《财经》：原来俄罗斯给欧盟供的天然气很大一部分被美国天然气给替代了，如果仅仅是这么一个转换，就能源转型而言意义就不是很大。
杨雷：这是短期现象。比如，大型制氢项目的发展，欧盟的氢能战略相当程度上是替代天然气的。同时由于政策和经济因素，现阶段欧洲的天然气使用量已经在下降，并不是美国的气填满了俄罗斯的缺口。当然气价高也是一个原因，但这个趋势已经是这样了，甚至一些新的规定，比如像荷兰的新建筑就不允许配套天然气管道，加速转型的信号很明确。欧洲天然气用量下降已经影响到了全球天然气产业，让天然气大供应商有些恐慌，因为欧洲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用户。过去我们说天然气是清洁能源，还有更加光明的未来。但欧洲发生的事情可能意味着天然气资源驱动发展的时代正在过去，市场为王的时代正在来临。
《财经》：咱们说说特朗普。特朗普已第二次退出《巴黎协定》了，你觉得他这次退群跟上次退群的异同是什么？
杨雷：共和党一直对气候变化持怀疑立场，2001年小布什一上任就退出了当时的《京都议定书》，特朗普上台后说气候变化这事儿是中国人编的。
《财经》：我们这边早先有人说气候变化这事儿是美国人编的。
杨雷：所以这就可笑了。美国共和党对气候变化这件事本身的认知有这样的传统，特朗普显得更极端。气候变化当然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能亲身感受到。如果特朗普一定要举反气候变化这杆旗，我觉得也有讽刺意义，在特朗普的上一任期，美国的减排量超过了奥巴马的单个任期。奥巴马当时写了一篇论文，在《科学》上发表，响亮地宣布清洁能源发展势头不可逆转。
但特朗普的务实体现在哪呢？他现在做的叫deregulation（去监管），他其实是回应了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拜登政府说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埃隆·马斯克是新能源的领军人物，特斯拉旗下有光伏、储能，还有电动汽车。但马斯克在抱怨拜登政府的政策，因为审批太复杂了，到后来很多新能源项目排队两年都完不成手续。所以马斯克对拜登意见很大。
实际上我们把市场理顺了，新能源发展就会得利，因为借助于技术快速进步，新能源的成本整体来说已经低于化石能源了。特朗普还是很有商人的聪明，有很务实的一面，你看他说“drill baby drill”（钻井吧宝贝钻井吧），其实这也是小布什时代（2001年-2008年），大概是2007年共和党竞选的口号，毕竟油气工业是美国第一大能源产业，共和党有这个传统。
我们中国三大石油央企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柴油消费前年就达峰了，汽油去年达峰。石油消费会往下掉，加油站的生意是一年不如一年。中国这样的趋势也在推动全球的石油消费达峰。这样的话，石油和天然气就没有原来那么值钱了，我个人揣测这可能是特朗普让加快开发油气的动机之一。因为石油现在能挣钱，现金为王，特朗普要把俄罗斯、沙特的市场都给抢过来，吃到这最后一波红利，这样在未来转型中也会有优势，有不少国际油气公司也有类似的打算，先挣钱再转型。
《财经》：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角度的解读——特朗普清楚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不可阻挡，只是要抓紧时间把剩下的化石能源红利拿到手里。
杨雷：他是否清楚可再生能源转型不可阻挡我不好说。但我觉得特朗普很好地诠释了我们这本书（《能源列国志》）的理念，就是相信市场、deregulation（去监管）。这样的话，市场迸发出来的力量会很大。
《财经》：特朗普第二任期明确提了要发展化石能源，但他的去监管政策是对所有能源都适用的，你的意思是去监管客观上也能让可再生能源受益？
杨雷：是的，除了他明确反对的海上风电，基本是适用的。过度监管对中小企业最不利，大企业有公共关系部，有资源搞各种游说，能更快获得土地、环境等各种审批，中小企业没那么多资源应付审批。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就是中小企业发动的，现在的可再生能源企业很多也都是中小企业，如果管制能简化，你可以想象对中小企业是有利的。
我们也有跟踪研究。美国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搞不下去，原因就是排队太长，动辄排两年，有些可能是电网接入问题，有些可能是土地利用问题，或者是环保问题。我们中国一般是当年决策当年投产，在美国你排两年队还没法开工。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甚至觉得新能源的受益要更大。
《财经》：非常有意思。打着发展化石能源大旗的特朗普，是不是反而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你这个逻辑说服我了。其实这个逻辑也适用气候变化，就是经济正确比政治正确更有用。气候谈判年复一年，规模越来越庞大，但进展却很有限。
杨雷：这两年我的感受很强烈，气候大会传统上是谈情怀的地方，我感觉现在更是谈生意的地方。2023年气候大会在迪拜，有大约10万高净值人群参加，2024年在巴库，接待能力差点儿，也有7万人参加。刘俏老师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他去年去了巴库，我们一起在中国角搞活动。光华的企业家校友认出自己的院长，所以当时围上来四五个人。我问你们都是来干啥的？他们说我们在搞新能源，这儿有这么多的部长和CEO（首席执行官），是推销自己的好场合。有企业家本来已经订了回国机票，但气候大会上谈了项目，就转道去项目相关国家接着往深里谈。
《财经》：让商业逻辑起作用，能更有力地推动应对气候变化。
杨雷：这涉及可持续的问题。必须找到可落地的商业场景，产生可持续的商业回报。
《财经》：因为特朗普退群，“中欧应该携起手来推动气候变化议程继续向前”的说法蛮多，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杨雷：这是一种新动向。中欧因为有了美国的压力，客观上有走近的需求，我们应该积极争取，但这需要两厢情愿，得慢慢来，中国毕竟打开国门发展的时间有限，赢得信任需要时间，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我们只要是本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这么说，也这么做，那无论是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加快新能源发展，现在都是中欧加强合作的好时机。
我们给这个世界带来贡献，也承担我们该承担的责任，并且能够持之以恒，就一定会越来越有影响力，我在国际能源署工作的时候也常有这种感受。听到不同意见、不同声音是必然的，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听到不同意见后，用合作来求同存异，一起向前看，找到合作的点，肯定比斗争会更有利于我们共同的福祉。
《财经》：对，开放比封闭好，合作比斗争好，和平比战争好，市场比计划好。
责编 | 杨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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