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没有耀眼的头衔，也没有显赫的家世，甚至可以说，她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女性，但她做了一件让无数人都不敢做的事：她花费了20多年，试图揭开日本细菌战的遮羞布，把真相摆在全世界面前。

1972年，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曾写过一句话，“历史就是一场又一场的骗局，直到有人站出来揭露它。”而王选，就是那个站出来的人。

她没有耀眼的头衔，也没有显赫的家世，甚至可以说，她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女性，但她做了一件让无数人都不敢做的事：她花费了20多年，试图揭开日本细菌战的遮羞布，把真相摆在全世界面前。

王选本可以在东京名校教书育人，过着无数人艳羡的安稳生活，偏偏，一份报纸，一声父亲的哽咽，让她的人生航船一百八十度掉头，而她的名字，注定要与“731部队”、“细菌战”这些冰冷又残酷的词语，纠缠一生。

1952年，王选出生在上海一个法律世家，父亲是法官，家里藏书多是法律典籍，空气中都飘着墨香和对正义的天然向往，可谁能想到，这份对“理”的敏感，会让她日后走上一条以卵击石的路呢？

1969年，十七岁的王选去了浙江义乌的崇山村插队，泥土的芬芳替代了书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一过就是四年，艰苦吗？当然。但淳朴的乡情也温暖了她。

只是，村里有些老人腿脚总不利索，小腿上常年挂着好不了的烂疮，一问起来，他们却都摇头，嘴巴闭得像蚌壳，这点小小的异样，在她心里搁下了，所以即便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她也没扔下书本，学习的劲头儿藏都藏不住。

1973年，王选被推荐进了杭州大学英语系，她学得用心，一口流利的英语，文章也写得漂亮。毕业后，先在义乌中学教了八年书，又调到杭州外语学校，她的课，学生们都爱听。

为了钻研教学，她和丈夫在1987年远赴东瀛，进了筑波大学读教育学硕士，毕业成绩全A，论文也备受好评。顺理成章地，她在东京找到了教职，一晃就是六年优渥时光，闲暇时，她常泡在华人社区，也开始翻阅二战史料，对那段侵华历史的认知，一天天加深。

但人生转折猝不及防。1995年，一份《日本时报》的报道像块石头砸进王选平静的生活。

报道说，哈尔滨开了个731部队细菌战罪行的国际研讨会，特别点名义乌崇山村是当年的重灾区，崇山村！这三个字像一道闪电劈中了她，那些腿上带着烂疮的老人，那些紧闭的嘴巴，一下子全对上了。

她猛地想起父亲偶尔提过的家族惨事：1942年，日本飞机在崇山村撒下了鼠疫杆菌，半个月不到，村里死了396口人，里面有她的八位亲人，还有一个才十三岁的小叔叔，电话打过去，父亲的声音都在抖，不愿多提那段剜心的痛，个人情感的巨浪和历史真相的残酷，让她再也坐不住了。

她立马联系上报道里的日本学者，日语流利，英语通畅，又对崇山村熟门熟路，王选很快就加入了调查团，为此，她二话不说，辞了日本的高薪工作，连学校原定送她去美国深造的好机会也推了，打包行李就回了中国，家里人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但还是咬着牙支持她。

一回到崇山村，这个她曾经挥洒过青春汗水的地方，王选就拿着录音机和笔记本，一家家地敲门。她搜集到一百八十多份证词，每一个字都记录着日军投毒后村民们发病、死亡的惨状。

她的脚印不只在义乌，还踏遍了宁波、江西、湖南，顶着烈日，冒着暴雨，就为了多找一份证据，那些受害者撕心裂肺的哭诉，让她心如刀绞，也让她那股子“不信正义唤不回”的劲儿更足了。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被她打动，悄悄帮她搜集资料。

1997年8月，王选成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的团长，带着一百多位受害者和家属，浩浩荡荡杀向东京，把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

站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证人席上，她用流利的日语，把731部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一一陈述：崇山村的死亡名册，受害者的伤口照片，731部队自己的实验日志。她控诉日本政府违反国际法，要求他们道歉，赔偿。

可想而知，日本政府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法院也拿“证据不足”当挡箭牌，驳回了诉讼，这哪是打官司，这分明是跟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在掰手腕。

接下来的五年，日本法院变着法儿地设置障碍，拖延时间，王选在中日两国间来回奔波，疲于奔命。为了这场官司，她把家底都掏空了，几百万积蓄砸进去连个响儿都听不见。更让她揪心的是，当年的幸存者一个个地走了，时间不等人啊！

第一次败诉没把王选打趴下，反而让她更犟了。1998年，她在东京一家旧书店淘到宝——一本侵华日军士兵的日记，里面清清楚楚记录了1942年在浙江搞细菌战的细节。她连夜翻译出来，赶紧寄给调查团。

1999年，通过日本民间组织“和平遗族会”，她找到了前731部队成员筱冢良雄，这个老兵，当年在中国服过刑，也受过优待，心里一直揣着对罪行的忏悔。

他鼓足勇气站出来作证，把当年活体解剖的细节全抖落了出来，什么医学博士石井四郎为了省钱，鼓吹拿人做实验。什么把活人蒸烤、冰冻，搞所谓“母爱实验”。甚至对小孩子不打麻药就活活摘取器官，只为研究细菌武器和人体极限。

他们的暴行，简直突破了人类的底线。他们还打着国际救援的幌子，在浙江、湖南这些地方空投混了病菌的食物和物资，发动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细菌战。

即便证据链越来越完整，筱冢良雄这样的日方证人也让日本法院脸上挂不住，但他们还是用“诉讼时效已过”这种烂借口耍赖。王选不认输，她前前后后告了二十九次，不厌其烦地把诉求说了一遍又一遍。

她在日本街头办展览，把受害者的照片和日军的实验记录摆出来给日本人看。她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讲细菌战的真相，赢得了一片掌声，而越来越多的日本老百姓知道了这事儿，也开始支持王选。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终于松了口，第一次承认日本军队在1940年到1942年间，在中国浙江等地确实搞了细菌战，而且确认这种行为违反了当时的国际公约。虽然法院还是没判赔偿，但这个历史性的“承认”，对王选和所有受害者来说，已经是天大的胜利。

站在法庭外，王选眼泪汪汪，和受害者家属们抱在一块儿，她对着记者说：“今天，受害者的声音被世界听到了。真相已经出来，我们还要接着干。”那一年，她成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在他的书《死亡工厂》里，给了王选极高的评价，说“如果中国有两个像王选这样的女人，足以让日本沉没。”

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点出了王选这一个人的行动，给日本政府几十年精心编织的遮羞布带来了多大的冲击。她硬是逼得日本政府没办法再对细菌战这事儿装聋作哑，也让全世界开始关注这段被捂住的历史，连美国、欧洲的学者都开始下功夫研究了。

2002年的判决，对王选来说远不是句号。她继续为还原历史、抚慰亡灵奔走。2003年，她在义乌办了细菌战罪行展。2005年，她跟日本学者近藤昭二一起出了本《日本侵华生物武器作战美日史料》，成了研究这事儿的重要参考。她还争取让日本把细菌战历史写进了教科书，这无疑是一大步。

2017年，她又跑到衢州，帮那里的“烂脚病”老人联系医院免费做手术。2020年，她又帮国家图书馆建了“日本细菌战资源库”，把上万页的资料整理好放到网上，谁都能看。她总说：“让更多人知道真相，就是对受害者最好的安慰。”

直到2023年，七十多岁的王选还在为这事儿忙活，在上海组织细菌战历史研讨会，拄着拐杖上台演讲，还参与纪录片的拍摄。她家里，还是堆满了山一样的文件资料。那些受害者，都亲切地喊她“王大姐”。

王选，就这么一个普通人，却撼动了一段快要被埋进土里的历史。她豁出一切，跟遗忘和谎言较劲。这份执拗，正如哈里斯说的那样，真的有千钧之力。

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个人的力量看着小，聚起来却能让历史换个说法。这场为正义和记忆打的“持久战”，王选还在路上。她的故事，也在提醒我们，有些事，不能忘，有些真相，必须死守。

本文信源：正义网《“能让日本沉没的中国女人”——王选》

来源：今观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