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白与杜甫是唐代的双子星座，在中国诗歌史上熠熠生辉，流传千古。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是老大哥，在当时就很有名，与贺知章一起“金龟换酒”，被誉为“谪仙子”；让玄宗皇帝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给杨贵妃作《清平调》三首，惊艳群臣；文宗皇帝更是将他的诗
李白与杜甫是唐代的双子星座，在中国诗歌史上熠熠生辉，流传千古。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是老大哥，在当时就很有名，与贺知章一起“金龟换酒”，被誉为“谪仙子”；让玄宗皇帝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给杨贵妃作《清平调》三首，惊艳群臣；文宗皇帝更是将他的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称为“三绝”。李白的才华，得到了宫廷、文人圈以及民间的多层认可，正如学者所言：“李白的诗歌照亮了盛唐文明，而盛唐的包容成就了李白的狂放。”
相比之下，小弟杜甫在当时就黯淡得多，他那些散发着熠熠光辉的不朽名篇，其实流传得并不广，并没有引起巨大的轰动，甚至可以说默默无闻。直到中唐以后，杜甫诗歌的价值逐渐被发掘出来，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杜诗的巨大价值，将杜甫在诗坛的历史地位和李白抬得一样高。而元稹对杜甫的评价：“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於子美矣。”认为杜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创造力，甚至要比李白还要高，这就把杜诗的巨大价值和社会意义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高度。
杜诗真正被读懂、被理解、被广泛认可、被大众接受、被广泛传播和模仿学习，则是到宋代以后。杜诗彻底超越了李诗，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乡野民间流传开来，至今这股热潮仍然未消。
比如，王安石就认为李白的诗“豪放飘逸，其风格止于此，不知改耳”，批评其“华而不实”，尤其不认可李白作品中涉及女性与酒的题材，认为缺乏儒家正统的“政治正确”，但他对杜甫很推崇，盛赞其“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在他编撰的《四家诗》中，将杜甫排在第一，李白第四，确立了杜甫的至高地位。
再比如，江西诗派的核心人物、苏轼的弟子兼好友黄庭坚认为“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意思是杜甫诗歌中的严谨法度和家国情怀是后世学习的典范。江西诗派的另一个成员陈师道主张“学诗当以子美为师”，强调杜甫诗歌的规范性和可学性，与李白的“天才不可学”形成对比。南宋理学家朱熹虽承认李白的才华，但批评其诗风“浅薄”，认为其作品缺乏思想深度，相反，他推崇杜甫的“忠君爱国”精神，认为杜诗体现了儒家“文以载道”的理念。等等，在这些士人的推波助澜下，杜甫诗歌中的爱国精神、家国情怀与普世价值被挖掘了出来，并发扬光大，从而奠定了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诗圣”地位。
那么，宋代为什么要贬低李白、推崇杜甫呢？
这或许要从时代背景、文化转型、审美变迁、可学习性四个方面去分析。
先说时代背景。
李白所处的时代正值盛唐，在他的笔下，大唐王朝是疆域的辽阔与边疆的雄浑，“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是物质生活的丰饶与富足，“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是社会的安定与手工业的繁荣，“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是开放包容与享乐风尚，“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是边塞将士的勇武与报国豪情，“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是整个社会的自信与豁达，“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一句话，李白见证了盛世大唐的光辉与荣耀，也记录了大唐的繁华与繁荣。
而杜甫年轻时是盛世大唐，中年是安史之乱，所以他笔下的大唐，既有盛唐壮丽的山河、雄伟的气势，“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经济富足、百姓安居的图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昂扬自信、志存高远的风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也有直接反映战乱与民生疾苦的“三吏”“三别”，比如描述官府强行征兵的“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揭露战争对家庭的摧残的“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反思军事决策的失误的“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展现战乱中不同群体的苦难的“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揭露批判统治者的奢靡与百姓的苦难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等，这些都契合了宋代内外交困的社会现实，引起了士大夫阶层与社会各界的情感共鸣。
北宋时期，外有强敌环伺眈眈，内有社会矛盾加剧，内忧外患交织，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从外部环境看，北有辽国威胁，北宋始终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辽军屡次南下。“澶渊之盟”后，北宋虽以岁币换和平，但边防压力未解；西有西夏崛起，三川口、好水川之战，北宋战败，被迫“岁赐”。从内部环境看，“三冗”：冗官、冗兵、冗费不断膨胀，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高昂，军队数量庞大，战斗力低下，军费占财政支出奇高，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被迫加重赋税，加之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起义频发，导致民不聊生。这与杜甫笔下安史之乱后的乱世极为相似。杜诗中“国破山河在”的悲怆与“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成为宋代士大夫精神困境的投射。而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盛唐气象，在宋代衰颓的国势下显得格格不入。
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阶层地位提升，强调“以天下为己任”。杜甫诗中“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济世情怀，与宋代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念高度契合，成为士人的精神标杆。所以，杜诗得以广为流传。
再说文化转型。
唐诗诞生于国力强盛、文化开放时期，充满自信昂扬的时代精神和雄浑豪迈、浪漫洒脱的盛世气象，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展现建功立业的壮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直抒胸臆的情感表达，“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而宋诗形成于经济繁荣但外患频仍时期，更注重内省与理性思辨，多渗透忧患意识与哲理性思考，关注琐碎细节与生活情趣，“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针砭时弊与记录民生，“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融入理性思考与人生感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唐诗重意境，“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重才情，“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而宋诗重理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重学问，“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
唐诗如少年，天真烂漫，以情韵胜；宋诗如中年，沉稳睿智，以理趣胜。就像钱钟书所言：“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种差异，既是时代精神的投射，也是诗歌艺术自身演进的必然结果。
· 宋代理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强调“文以载道”，主张诗歌需符合“温柔敦厚”的儒家伦理。李白诗歌中张扬的个性、对自由的追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及时行乐的倾向，“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被认为偏离了儒家“忠君爱国”的价值观。相较之下，杜甫诗中“一饭未尝忘君”的忠贞与“穷年忧黎元”的忧患意识，被宋人视为儒家道德理想的化身。
· 此外，杜诗因真实记录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动荡，如“三吏三别”，被宋人冠以“诗史”称号，其教化功能与历史价值契合宋代史学兴盛的背景。而李白的浪漫主义叙事被认为缺乏对现实的深刻关怀。所以，贬李尊杜也是情理之中。
三是审美变迁。
唐代经济与文化兴盛，所写的诗比较浪漫；宋代理学兴盛，注重思辨，所写的诗比较理性，推崇“以文为诗”。宋代主张“发乎情止乎礼”，推崇内敛的情感表达。李白诗歌中喷薄而出的激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被视为不合时宜，而杜甫沉郁顿挫的节制情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更符合宋人审美，受到宋代朝野上下的喜爱，甚至还催生出了一个以杜甫为开山祖师的诗派：“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的核心人物是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他们继承了杜诗反映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从书斋雅趣转向家国忧思，诗风趋于沉郁。特别是“靖康之变”后，很多成员经历了战乱的痛苦，很能体会到杜甫当年在“安史之乱”中的处境与家国之恨，体会到国家的破败、民生的艰难，如吕本中《兵乱后杂诗》中的“蜗舍嗟芜没，孤城乱定初。篱根留敝屦，屋角得残书。”这种白描战争的惨状，与杜甫“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如出一辙。
陈与义《伤春》中的“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借古喻今，名为感伤春天，实则是忧伤国事，与杜甫“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西京疲百战，北阙任群凶。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蒙尘清路急，御宿且谁供。殷复前王道，周迁旧国容。蓬莱足云气，应合总从龙。”异曲同工。
黄庭坚的《登快阁》中的“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既汲取了杜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养料，并加以改造，又开辟了新境界，所以有评论认为这两句“其意境天开，则实能劈古今未泄之奥妙”。
能尊杜甫为祖师，这是杜甫莫大的荣耀，也是杜诗在宋代发扬光大、广为流传的真实写照，相较下，李白就没有这种待遇了。究其原因，还在于宋代士人审美情趣的变化。
最后是可学习性。
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时期开放包容、昂扬进取的时代精神最完美的艺术载体。其诗中“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洒脱，“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极限想象，“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时间折叠，都与盛唐特有的文化自信紧密相关。他是特定历史机缘下诞生的文化奇迹，其诗歌是个人天才与时代精神共振的产物。后世文人面对不同的历史语境，难以重现这种时代赋予的磅礴气度。正如闻一多所言：“李白的价值，在于他给我们看一个人能活得多么像一件艺术品。”
相较之下，杜诗就严谨得多，也易学得多。杜诗的精妙之处在于能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动荡、民生疾苦转化为具象的叙事场景，如《三吏》《三别》等。这种以具体事件为载体的创作方式，为后人提供了清晰的题材选择和叙事模板，例如中唐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便直接继承了杜甫“即事名篇”的创作理念。此外，杜甫的忧国忧民情怀与儒家“文以载道”思想高度契合，其诗歌中“致君尧舜上”的政治抱负和“安得广厦千万间”的仁者胸怀，成为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标杆。宋代文人如王安石、文天祥等，将杜诗作为忠君爱国的精神载体，加以学习传播。 杜甫的儒家士人形象与宋代以降理学强调的忠孝节义高度一致，苏轼评价杜甫“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将其塑造为道德楷模。这种人格与诗格的统一，使杜诗成为科举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其广泛传播与模仿。
当然，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杜甫在律诗尤其是七律上的创新，将格律诗推向成熟。他注重声韵对仗的严谨性，形成了一套可循的创作规则。黄庭坚等人总结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技法，建立了系统化的诗学理论。宋代出现“千家注杜”的现象，学者对杜诗进行系统性注解，将其技法归纳为可学习的条目。这种注释降低了模仿门槛，使后人能按图索骥掌握其创作规律。所以说，杜诗不仅是文学经典，更是一部可被后世反复研习的“诗歌教科书”。
总而言之，宋代的“尊杜贬李”现象，本质上是时代需求与文化选择的结果。杜诗的普及与传播，离不开“安史之乱”与“靖康之变”的相互映射，离不开宋代理学的兴盛与教化，离不开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推波助澜，离不开造纸术与印刷术的普及传播，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这一选择不仅重塑了文学经典，也折射出唐宋文化范式的深刻转型。
来源：长稔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