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往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早已名存实亡——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生计，户籍混乱不堪，地方豪强隐匿人口逃避赋税，中央政府连基本的税基都难以掌握。

唐朝中期，经历安史之乱后，国家财政濒临崩溃。

以往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早已名存实亡——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生计，户籍混乱不堪，地方豪强隐匿人口逃避赋税，中央政府连基本的税基都难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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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李适即位后，面对“仓库耗竭，民庶穷困”的烂摊子，急需一场税制革新来挽救危局。

这套税制的核心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简单来说就是：不分本地户和外来户，只要在当地居住就登记纳税；不再按人口年龄征税，而是按家庭财产多寡划分等级。

征税时间固定为夏秋两季，夏季税不得晚于六月，秋季税不得晚于十一月。

税种包括户税和地税，户税按户等征收货币，地税按田亩征收粮食，同时废除一切杂税苛役。

两税法推行初期，确实带来了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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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史载“赋入之数，比大历（代宗年号）中增倍”。

农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过去按人头征税时，穷人家往往因丁口多而不堪重负，现在按资产征税，相对公平了一些。

此外，货币税的引入促进了商品经济流通，长安、扬州等地的商业一度呈现繁荣景象。

但好景不长，随着时间推移，两税法的弊端逐渐显现。

唐朝中期以后，由于长期战乱，货币流通量减少，出现了“钱重物轻”的现象。

比如，农民卖粮换钱交税时，原本价值1000文的粮食，可能只能换到500文钱，实际负担变相增加了一倍。

地方官员为了完成税收任务，还不断提高“折纳”比例，甚至强迫农民将粮食低价卖给商人，再用高价购买布帛交税，中间差价全被官吏和商人瓜分。

白居易在《重赋》中感叹：“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正是农民悲惨境遇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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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是臣子对君主的忠诚表现，实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掠夺狂欢。

贞元年间（785—805年），藩镇割据日益严重，节度使们为了巩固地位，纷纷用财物讨好皇帝。

州刺史、县令等基层官员也不甘落后，形成了“月进”“日进”的畸形规矩——每月、每日都要向朝廷进贡。

这些进贡的财物从何而来？自然是从老百姓身上榨取。

官员们发明了各种奇葩税种：

有的地方按房屋门窗数量征税，称为“间架税”；

有的按货物重量征税，称为“除陌钱”；

甚至出现了“拔钉钱”，即百姓每交易一次，就要从利润中抽取若干钱，如同拔钉子般一点点剥削。

更荒诞的是“羡余”制度。

所谓“羡余”，本指税收盈余，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成了官员搜刮民财的遮羞布。

比如，某州每年定额税收为10万贯，官员为了邀功，会强行征收20万贯，然后将多出的5万贯作为“羡余”进奉，剩下的5万贯则中饱私囊。

时任浙西观察使的李锜，每年进奉“羡余”多达百万贯，而他治下的百姓却“冻骨盈野，哀号满路”。

最骇人听闻的是“死人税”。一些丧心病狂的官员，为了凑够进奉数额，竟然对死去的人征税。

据《资治通鉴》记载，荆南节度使裴均“重敛以事进奉，征剥苛惨，人有蓄十钱者，尽死”，百姓稍有积蓄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整个辖区宛如人间地狱。

在长安城里，比进奉更让百姓胆战心惊的，是宦官主导的“宫市”。

所谓“宫市”，原本是皇宫为采购日用品设立的机构，由宦官负责经办。

但到了德宗时期，宫市完全变了味，成了宦官们公开抢劫的遮羞布。

每天清晨，数十名宦官带着爪牙游荡在长安的东市、西市。

他们看到合意的商品，就随便报个低价，强行购买。

如果商人反抗，就会被呵斥：“这是皇宫用的东西，你敢拒绝？”

有时候，他们甚至连钱都不给，只拿出一些破旧的衣物、布匹抵账，美其名曰“宫市使牒”。

白居易的《卖炭翁》就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卖炭老翁辛苦烧炭，却只能换得几尺无用的纱绫，令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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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过分的是“白望”现象。

有些宦官根本不去市场，而是派手下在街头“望空取物”，看到百姓挑着担子路过，就冲上去说“这是皇宫需要的东西”，直接抢走货物，有时还要勒索“脚价”（运费）。

据《旧唐书》记载，有一次，一个农夫用驴驮着木柴到城里卖，遇到宦官强买，不仅没拿到钱，还被索要“脚价”。

农夫哭着说：“我有父母妻子，等着卖柴换钱买米下锅，你们拿走木柴就算了，还让我怎么活？”宦官竟将农夫的驴也抢走了。

宫市之乱持续了二十多年，长安百姓谈之色变，纷纷闭门停业。

德宗却对宦官的暴行视而不见，直到顺宗即位后才下诏废除，但此时民生已被摧残得千疮百孔。

所谓“五坊”，是为皇帝饲养猎鹰、猎犬等动物的机构，包括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则是在五坊当差的杂役，大多是市井无赖出身，仗着皇权撑腰，横行霸道无恶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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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儿”的日常工作看似简单——给皇帝的宠物找食物、陪皇帝打猎，但实际却成了敲诈勒索的幌子。

他们在城乡各地设下“鸟网”，声称“这是为天子捕鸟的地方”，严禁百姓靠近。

如果有人不小心路过，就会被指责“惊了圣鸟”，轻则毒打一顿，重则勒索钱财。

《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

顺宗永贞元年（805年），一群五坊小儿在农村捕鸟，将网设在井口附近。一位农夫前来打水，不小心靠近了网，小儿们立刻围上来殴打，农夫被迫拿出几百文钱才得以脱身。

更离谱的是“馈蛇”闹剧。

小儿们经常将蛇挂在店铺门口，威胁店主：“这是天子的捕鸟蛇，你要好好喂养，缺了一根鳞片唯你是问！”

店主明知这是讹诈，却不敢反抗，只能每天买肉喂蛇，直到拿出重金“赎蛇”，小儿们才肯罢休。有的店铺因此破产，小儿们却拿着钱去酒楼嫖娼赌博，逍遥快活。

五坊小儿的恶行之所以能长期存在，背后是整个宦官集团的支持。

他们不仅是皇帝的宠物饲养员，更是宦官监视民间的眼线。

百姓敢怒不敢言，只能编歌谣诅咒：“五坊小儿真凶狠，鸟网如刀井口困。蛇挂店门索酒钱，天子脚下无青天。”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继位，是为唐顺宗，改元“永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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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在东宫蛰伏26年的新皇帝，早已目睹了宫市、五坊小儿等弊政的危害，一即位就重用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革新派的目标很明确：削弱宦官权力，收回藩镇兵权，废除苛捐杂税，重振中央权威。

他们颁布了一系列新政：停止“月进”“日进”等进奉制度，禁止地方官员搜刮百姓献媚。

废除宫市和五坊小儿，释放教坊女乐600余人。

免除百姓拖欠的赋税，取消“间架税”“除陌钱”等苛税。

任命名将范希朝为神策军节度使，试图收回宦官掌握的禁军兵权。

这些措施很快得到了百姓的拥护。

长安街头，人们奔走相告：“宫市没了！五坊小儿不敢抓人了！”但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宦官们眼看兵权要被夺走，立刻抱团反抗。

藩镇节度使担心失去自主权，纷纷上表反对，保守派官僚也因革新派出身低微而不屑合作，甚至造谣“王叔文等人要谋反”。

顺宗即位时已身患重病，无法正常理政，革新派只能通过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与皇帝沟通，这给了反对者可乘之机。

当年三月，在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的操纵下，顺宗被迫立长子李纯为太子。

六月，王叔文因母丧离职。

七月，顺宗下诏“军国政事，权令太子处理”。

八月，顺宗正式退位，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永贞革新仅持续170天便宣告失败。

革新失败后，王叔文被赐死，王伾病死狱中，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偏远州郡的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这场短命的改革虽然未能改变唐朝衰落的趋势，却如同黑暗中的一道闪电，照亮了弊政丛生的长安城。

他重用裴度、李愬等名将，平定了淮西、成德等藩镇叛乱，史称“元和中兴”。

但晚年的宪宗却走上了歧途——他迷信长生不老，命方士炼制金丹，服用后变得暴躁多疑，经常鞭打宦官。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宪宗在大明宫突然暴毙，年仅4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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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的死因，《旧唐书》隐晦记载“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

而《资治通鉴》则直接指出：“宦官陈弘志弑上于中和殿，事秘，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史臣讳而不书。”

原来，宪宗长期虐待宦官，大宦官梁守谦、王守澄指使陈弘志将其毒杀，随后拥立太子李恒即位，是为唐穆宗。

宪宗之死标志着唐朝进入“宦官拥立皇帝”的黑暗时代。

此后的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等皇帝，几乎全部由宦官扶上皇位，宦官集团不仅掌握禁军兵权，还干预朝政、任免宰相，甚至随意废立皇帝。

比如，唐文宗曾试图发动“甘露之变”铲除宦官，失败后被软禁至死；唐昭宗则被宦官韩全诲劫持到凤翔，如同傀儡一般。

宦官专权的根源，在于唐朝中期设立的“神策军”制度，这支由宦官统帅的禁军，是皇帝唯一能依靠的军事力量，但也成了宦官威胁皇权的资本。

正如《新唐书》所言：“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锜将校，皆出其门，藩镇节钺，莫非其子弟。”当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掌握在宦官手中时，大唐王朝的崩溃已不可避免。

来源：幺幺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