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黑格尔认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广而论之，但凡一种有创造力、生命力的思想、命题，其洞察力和阐释力的源泉在于它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意识、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正所谓“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广而论之，但凡一种有创造力、生命力的思想、命题，其洞察力和阐释力的源泉在于它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意识、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正所谓“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基于鲜活、生动的艺术实践，可以说，“新大众文艺”概念或命名的提出蕴含类似的理论诉求，同时也饱含一种期待——期待新时代文艺之花的春色满园。就内涵来说，伴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和社会、文化深刻变化，新大众文艺首先呈现为一种有别于现当代文艺史上其他大众文艺的新形态。其次，在艺术实践的深层，其“新”之所指还触及意涵演变的大众主体及其角色转换带来的生产方式重塑。由此观之，尽管“新”只是一种宏观性的描述，但它凸显了新大众文艺有别于“传统”的外在表现和内在特质，或者说，它彰显了新大众文艺的“现代”面向及其内蕴的“形”与“神”。对此，透过古典美学形神论的三棱镜，或通过取譬释义，我们可以分析新大众文艺的形状与性状，以及蕴含其间的关联和分离、传承与创新，进而在形神兼备的意义上考察那些不断更新的动力所标识的发展脉络和趋势。

回到历史深处，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有多次大众文艺运动和与之相应的自觉实践与思想标举。比如，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新白话文学推崇“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20世纪30年代，左联倡导“文艺大众化”，呼吁文艺积极担负唤醒民众、拯救国家的责任；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的方向；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中可见，不同历史时期的大众文艺有一脉相承的一面，尤其是，作为能动要素的大众主体构成了艺理相通的公约数。当然，伴随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大众文艺也有向新求实的一面，当前的新大众文艺即是历史发展中的最新形态和当代实践中的醒目景观。其中，在技术、艺术、媒介、传播和社会、经济、文化等矢量合力作用下，新大众文艺创作生产如火如荼、风生水起，同时，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新大众文艺”的命名有总结经验、把握规律的意图，更有促进文艺发展、文化繁荣的旨归。总体上看，新大众文艺是时代的产物，而其“新”的显在标识首先是表现形态之新。

在丰富实践中，基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强力驱动，新大众文艺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甚至因纷乱、杂驳而面目影绰。若寻求一种相对的审美聚焦，其主要表现形态莫过于网络文艺。换言之，网络文艺充分体现了新大众文艺的特点。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实践表明，经过新时代以来全方位的快速发展，网络文艺逐渐凝聚有别于传统文艺的艺术特征和审美特性，并因独特的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和不断提升的艺术品质而跻身当代中国文艺主流行列，以至成为文艺创作的生力军、文艺供给的主渠道、文化传播的新高地。就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主要表现形态来说，网络文艺有三个显著表征。一是庞大用户规模彰显了新大众文艺的底色。据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1.08亿人，其中，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文学、微短剧、短视频、网络直播的用户规模分别达10.7、7.48、5.75、6.62、10.4、8.33亿人。由此观之，宽泛意义上的“全民”接受使现当代文艺史上的大众化诉求至少在量的层面得以实现。二是多种艺术样态呈现了新大众文艺的轮廓。在蓬勃发展中，网络文艺日益清晰地呈现三种主要样态。其中，典型样态包括网络文学、网络剧、网络综艺、网络电影、网络纪录片、网络动画片、网络音乐等，泛化样态涉及文艺短视频、网络直播、网络音频等，前沿样态有互动艺术、AI艺术等。这三种样态是网络文艺的主要形态，也呈现了新大众文艺的主体轮廓。三是独特审美机制体现了新大众文艺的特性。比如，赛博空间的弹幕评点、网络文学中的间贴与本章说体现了新大众文艺的参与性，互动剧、互动综艺、互动纪录片强化观众的行动体验和意义创造体现了新大众文艺的互动性，同人创作、影视二创、跨媒介叙事中的故事拓展体现了新大众文艺的共创性。至于第二媒介时代的UGC生产、素人写作、AI创作，以及文艺性短视频、网络直播、网络音频和微电影、微短剧等的繁盛，不仅呈现了新大众文艺的丰富面貌，还展现了“全民”创作的生动景象和新文艺群体的蓬勃生机。概括说来，在新的媒介生态、艺术生态和产业生态中，尽管新大众文艺不等同于网络文艺，但特征鲜明的网络文艺为我们分析新大众文艺的形状、性状提供了范本。

如果说，网络文艺充分展现了新大众文艺可描述的形状、可辨析的性状，那么，艺术创作与时代发展的紧密关联则进一步将新大众文艺之“新”的所指引向大众主体及生产方式的腠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实践表明，作为时代的产物，新大众文艺的发生、发展生动诠释了这一规律；作为新兴文艺形态，新大众文艺在与时偕行中不仅彰显了大众主体的新意涵，还展现了生产方式的新风貌。

在语义上，新大众文艺之“新”既修饰“大众文艺”，也说明“大众”，换言之，新大众文艺意味着新的“大众文艺”形态，更意味着新的“大众”主体。事实上，在丰富实践中，恰是新的大众主体铸就了新大众文艺的内在特质。简要说来，这种“铸就”有两方面的突出表现。首先，新大众主体的意涵演变规定了新大众文艺的性质。在学理上，“大众”有多重含义，比如，中性的、数量庞大的民众、群众，肯定性的劳苦大众、工农大众，否定性的乌合之众、庸众。在实践中，新大众文艺中的“大众”更多地指向肯定性含义，并呈现由劳苦大众、工农大众向“人民”大众位移的意涵演变。显然，这种“意涵演变”富含历史、美学意蕴。概言之，其核心要义在于人民主体性，其价值取向在于以人民为中心。其次，新大众主体的角色转换重塑新大众文艺的生产方式。在历史流变与时代发展的交织和参照中，不管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大众，还是左联“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的大众，其在艺术活动中的角色或身份更多的是静态的欣赏者或启蒙的对象，但在新大众文艺实践中，它不再囿于传统意义上单向接受的被动受众，而转换为动态、主动的合作者，甚至是多重身份叠合的生产者。比如，在网络文艺实践中，借用亨利·詹金斯的说法，参与式文化中的用户角色已然是融生产者（Producer）和消费者（Consumer）于一体的产消者（Prosumer），而上文所述的参与性、互动性、共创性均与此息息相关。可以说，这种角色转换与数字技术、媒介的兴盛相关，更与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中的民主潮流存在艺术、美学上的精神合榫。当然，颇具现实意义的是，在新大众文艺创作生产中，这种角色转换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变革。比如，伴随新大众主体的变身，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由创造者转变为与欣赏者密切合作的生产者、作品由封闭性文本转变为开放性文本，与之相应，传统意义上的创作、传播、欣赏也不再囿于天才般的独创、单向的传输、被动的接受。概括说来，在丰富实践中，影响新大众文艺发展的因素固然多样，比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新大众文艺发展的原动力，新的媒介生态、艺术生态和产业生态是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总体环境，但相比之下，新大众主体的意涵演变、角色转换及其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是形塑新大众文艺的关键因素，且作为生成性力量极大地影响、制约着新大众文艺的创作生产和品质提升。

回到艺术实践的现场，“新大众文艺”的命名及其审美话语是一种理论上的追认与后补。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大众文艺实践并非近年来的新鲜事。在认知共识上，它与互联网、新媒体和社会、文化等的发展变化相伴随，并于技术与艺术、娱乐和审美、产业与事业等的交织、融通中快速生长。然而，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这种“追认”与“后补”体现了艺术、文化上的敏锐和自觉，也显现了隐伏其间不可化约的文化逻辑。在《延河》编辑部宣言般的告白和热切的呼唤与期待中，“新大众文艺，充满真情实感，元气淋漓，可以看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也能看到新的问题，新的语言”。那么，新大众文艺何以一经提出便引发广泛反响和共鸣？在艺术实践的维度，新大众文艺以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展现了文艺发展的新风貌，乃至在技术之新、媒介之新、主题之新、意识之新、经验之新、格局之新等方面折射“新时代文艺”的镜像。更重要的是，在文化逻辑的深层，新大众文艺的提出顺应了艺术民主的文化潮流，契合时代发展中的情感结构、价值诉求、使命任务，并于人民性的高扬中彰显中国式审美现代性。在这种意义上，就现实针对性来说，“高质量发展”无疑是新大众文艺实践的关键，也是所有审美期待的旨归。由此而论，鉴于那些不断更新的动力所标识的发展脉络和趋势，新大众文艺创作生产需进一步强化自觉性、提升可供性，尤其是要着重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雅和俗、普及与提高等的辩证关系。

在思维方法上，中国传统智慧向来注重执两用中、守中致和，其现实意义即是要在对立的两极中保持必要的张力。就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来说，当前，新大众文艺的作品类型和数量可谓琳琅满目、蔚为大观。比如，2024年，仅阅文集团一家就新增约65万部小说、33万名作者；在网络视听文艺方面，2024年全国上线的网络剧、微短剧、网络电影、网络动画片分别达166部3910集、602部14430集、219部、659部7893集，至于文艺性短视频、网络音频、AI作品等的数量更是不可胜数。然而，在创作生产中，数量众多与佳作偏少的矛盾依然醒目。尽管在文艺产业蓬勃发展的大潮中，“数量”有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但面对数量与质量的不平衡，精品化生产之必要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即没有精耕细作就难以获得高品质，没有高品质就难以得到用户认可，没有用户认可就难以促进文艺产业和艺术发展的行稳致远。进一步说来，就雅和俗而言，近百年前朱自清先生在《论雅俗共赏》中辨析的俗不伤雅、以俗为雅、以雅为主等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其中的“共赏”涉及趣味、快感等人之常情，正所谓“人情不相远”，而作为共赏的主体，大众与精英并非俗与雅的对立，而是相互影响与融合。尤其是，在当前十分活跃的新文艺群体中，新大众文艺是一块肥沃的土壤，它呼唤雅俗兼容的名家，也必将孕生雅俗共赏的名作。就普及与提高来说，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此一重要命题以来，两者的关系已是不言自明，只是相比当时条件下的“普及”，当前的“提高”是迫切的任务。比如，面对短视频、影视二创、微电影、微短剧等的风行，短而不浅、微而不弱的作品自成高格，其短小精干、简洁明了亦是吸引用户的流量密码，但内容“爽”“酷”“萌”的“数字咸菜”，或有消费无审美、光吸睛无共赏的“电子榨菜”终究难以替代文化主餐。至于因碎片化、浅表化或浅欣赏、浅理解而让渡思考能力、过滤意义深度的微、短叙事更有钝化人们审美感觉之弊。当然，除了以上三种关系，新大众文艺创作生产还需正确对待技术与艺术、娱乐和审美、产业与事业等的关系，同时，还要处理好模式化、同质化、AIGC平替、信息茧房，以及大众文化、粉丝文化、娱乐消费、流行时尚等带来的诸多乱象和负面影响，以便通过符合艺术规律、市场规律和传播规律的精品化生产，促进新大众文艺健康、可持续发展。

总的说来，在鲜活、生动的实践中，新大众文艺展现了多样化的“形”，也寓含着人民性的“神”。在形质神用、形神兼备的意义上，所谓“形真而圆，神和而全”，作为大众创作、大众接受的文艺形态，新大众文艺多样的表现形态为其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以大众为中心的文艺形态，新大众文艺发展唯有牢固树立“质量为王”意识，坚持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释放、发挥新兴文艺的最大能量和功能。

来源：内蒙古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