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朝时期，社会风气相当崇尚武力。那个时候，那些能为国家拓展疆土、在战场上建立功勋的武将，受到全国民众的高度敬仰。但宋朝建立之后，原本尊崇武力的社会风尚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文臣地位不断提升，武将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敬重，地位还急剧下滑。就像翰林学士欧阳修，居然敢在公

唐朝时期，社会风气相当崇尚武力。那个时候，那些能为国家拓展疆土、在战场上建立功勋的武将，受到全国民众的高度敬仰。但宋朝建立之后，原本尊崇武力的社会风尚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文臣地位不断提升，武将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敬重，地位还急剧下滑。就像翰林学士欧阳修，居然敢在公开场合嘲讽时任当朝最高武职、武将出身的枢密使王德用，称他为老卒。

这般强烈的对比，难免使人产生如下疑问：唐宋时期到底出现了何事，竟让原本备受文人敬重的武将慢慢变成了“卑微之职”？

唐朝军队 _图

凭借均田制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府兵制，唐朝在中前期取得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辉煌战果。然而，随着众多军功贵族集团兴起后对土地等财富的掠夺，引发了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均田制和府兵制迅速陷入绝境。到8世纪中期，唐朝只好废除府兵制，转而实行募兵制。如此一来，就把军人从农民（此处泛指广义的农业群体，涵盖地主）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一种脱离生产、专门打仗的职业。所以，这吸引了大量没有土地和财产的人通过参军来获取生活所需。

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王朝内有忧患、外有祸患，战争频繁爆发，军队的伤亡比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就连禁军各个部门也常常无法满员。再加上节度使制度得以施行，那些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各路豪强为了扩充自身势力，都想尽办法自行招募士兵。这种做法尽管能迅速让军队规模扩大，但肯定会使官兵的来源好坏混杂。有些军阀只看重眼前利益，把大量流氓、盗匪编入军队。从那时起，社会上开始逐渐将军人和恶棍、无赖等同起来。在刘禹锡所写的《武夫词》里，就直接把军人看作游手好闲、不从事生产，还经常违反法令、制造事端的人。

五代十国的版图相关图片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动荡的局势让军人的社会形象进一步受损。因为五代的开国者都是某个军事集团的强势首领，长期的军队生活，使得他们依靠武力夺得政权后，便会习惯性地以治军的严厉手段来治理国家，能做到只是滥用刑罚都算不错了，只要不过分奴役百姓，就称得上是十分罕见的好官了。

就以后汉为例，汝州防御使刘审交病逝后，当地百姓提出要为他建立庙宇。宰相冯道在查看刘审交的为官经历时，发觉他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善政，仅仅是和其他地方大员相比，做到了“不杀害无辜百姓”（《旧五代史·刘审交传》）。倘若为一位去世官员立庙的标准降低到只要做到“不杀害无辜百姓”就行，那么我们不难想象武人治理下的社会给百姓带来的恐怖与灾难究竟有多么严重。

冯道（公元882年至公元954年） _图

另外，由于武人对军事领域之外的事务涉足极少，一旦他们参与行政管理，就会引发不少问题。比如在司法审判方面，由于对律法一无所知，由武人担任的审判官员常常肆意做出裁决，根本不考虑有无证据或者是否符合律法规定，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司法不公正（具体内容可查看《旧五代史·张全义传》）。并且，因为他们手握大量军队，对朝廷毫无敬畏之心，所以判决通常不经过中央机构复核，更没有监督机制，使得冤案频繁出现。残忍的武人统治，不仅成了五代十国在现代人心中的固有印象，还让武将们被牢牢贴上了“残暴不仁”的标签。

赵匡胤，也就是宋太祖（927年－976年） _图

五代处于一个混乱的时期，宋朝则是在这之后再度达成了“文武并重”的纠正调整。宋朝刚建立时，宋太祖有目的地把中书省和枢密院分别设立为“文武两个官署”，并且逐渐提高文官的地位，让出身文官的知州去替代去世或者被免职的节度使、防御使等官员来治理地方。

太宗登基之后，鉴于清楚自身在军事功绩上难以超越兄长，只好转而大力推行文治，招揽更多文臣进入中央机构任职，以此来稳固皇权。太宗在位的第一年，就将七名武人节度使罢免，第二年又颁布命令，规定节度使仅能掌管治所所在的州，其余州县一律由朝廷统一管辖。即便在与辽、党项以及吐蕃军事冲突频繁的边境地带，也有众多文官担任知州、知军之职，取代了先前的武人官员。

赵光义（公元939年至997年），也就是宋太宗 _图

一方衰落另一方兴起，文臣势力的兴起意味着武将集团走向衰落。从那以后，不管是基于政策考量，还是形势所需，统治核心常常会有意或无意地抑制武将，甚至逐步通过各种办法降低武将的威望与影响力。从太宗时期开始，朝廷下令把地方举报上来的为害百姓、作威作福之人“全部补任为殿前承旨，用低贱职位束缚他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也就是用较低级别的武职将地方豪强吸纳进军队，这样既可以让他们无法再欺压百姓，又能利用他们在对外作战时充当牺牲品。到了真宗在位时更是如此，开始用武职来招安地方上难以对付的大盗和悍匪。

公元1000年，即咸平三年，有个绰号叫“撼动山”的匪首魏捷向官府投案自首。宋真宗竟专门召见了他，还赏赐给他锦袍和银带，并任命他为龙猛军队长。从这之后，匪盗和无赖之徒渐渐成了北宋军队士兵的主要来源，这使得武人的名声进一步变差。

澶渊之盟签订以后，真宗觉得天下已然太平，便不再关注军事方面。弭兵政策的推行，让武将失去了在疆场上建功立业这一证明自身价值的最后途径。如此一来，任何提及征伐之事的人都会被视作“贪图功劳”。就像雷有终曾说：“手持兵器开拓边疆，拔剑讨伐叛乱，连生死都置之度外，可等到死去时，不过是一具棺材收敛身躯，一切都结束了，可悲啊！”（《玉壶清话》卷五）这是把军功贬低为毫无意义的伤人害命之举，从而否定武将对国防安全的作用和重要性。

宋朝军队 _图

在这样的情形下，文武官员之间出现了完全的“界限划分”。朝廷不仅对官员从武职转任文职作出严格限制，就连给予高级官员子侄的恩荫官职，也清晰规定武将子弟只能授予武职（即便像岳飞这样掌控全国四分之一野战军力量的大将，为其子争取文职恩荫也未达成），以此保障文官群体的“纯粹性”。文武就这样凭借政治认同被强行划分为两个带有明显敌对意识的群体，这不但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既能为将又能为相”的传统价值观念，还在很大程度上对之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影响。

创作者：林森 编者：莉莉丝

参考资料：

1 《旧唐书》《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玉壶清话》

2 赵雨乐所著的《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

3 方震华所著《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

4 梅原郁所著《宋代官僚制度研究》

来源：老白历史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