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几天在整理旧书籍时，翻出几本20年前订阅的《随笔》杂志，我拿起一本2005年-第2期的《随笔》随手翻看，第一篇标题“大学校长竺可桢”七个黑体大字赫然在目，作者是智效民。

这几天在整理旧书籍时，翻出几本20年前订阅的《随笔》杂志，我拿起一本2005年-第2期的《随笔》随手翻看，第一篇标题“大学校长竺可桢”七个黑体大字赫然在目，作者是智效民。

我再次拜读此文，发现文中几处有红笔划过的杠杠，记得是当年阅读时认同竺可桢观点而划下的，竺可桢说：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开辟求知的途经，并通过研究学问来培养他们的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只有这样，大学生才能对社会和自然进行精细的观察、慎重的考量，才不会被传统观念束缚，不会被少数人利用。

但是如今的大学却往往以传授知识为主，使学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共产党员，1918年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兼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他是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

竺可桢不愧为全国排行前三甲985．211名校浙江大学的前校长，他率浙江大学而崛起‌，在任校长期间的1940～1946年带领师生西迁办学，在这6年中竺可桢锐意发展浙江大学，使浙大从地方性大学发展成为全国名校，并开展科学研究，提高学术与教学水平，扩充院系，设立分校，培植良好的学风，使浙江大学声誉大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竺可桢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治校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理念

1. 通才教育

竺可桢认为办大学应贯彻既吸收传统精华又汲取西方教育思想精髓并符合世界潮流的办学宗旨，实施通才教育。大学不应只是知识传授的场所，而要让大学生在德、智、体、美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上有所提升，使每个毕业生在学问、技术、品行、事业各方面都能发扬光大。

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专业设置也越来越多，大学究竟是重视理论还是重视实用，是培养专才还是培养通才，就成了现代教育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竺可桢知道，如果仅仅是学习一种专业，掌握一门技术，学生就不会拥有清醒的头脑，也不会融会贯通，最后的结果是难成大器！因此他上任伊始，就把推行通才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他要求学生不仅要在科目本身求学，更要正确训练自己思想的能力，人生目的是服务社会而非享受。

2. 培养领导人才

竺可桢心目中的大学教育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专家，更在于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期望学生学成后能在社会服务中做各界的精英分子，把国家建设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

他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在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13年之中，浙江大学从原来文理、工、农三个学院 16个系的规模，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5个系（最多时达30个系）、10个研究所，教授也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千余人。先后成为国家高级专门人才的浙大学生有诸如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也达3500余人。这些人才后来几乎全是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

3. “求是”精神

1938年11月，竺可桢在广西宜山举行的校务会议上正式确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他认为“求是”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其路径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求是”精神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惜为真理而献身，包括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奋斗精神、牺牲精神、科学精神等内容。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时，形成了“竺可桢精神”，以“求是”为主导。 “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忠于真理，是贯穿竺可桢一生的思想核心。

二．人才培养理念

1. 注重学生基础与思维能力训练

竺可桢十分注重加强基础课教学，要求一流的教师担任教学工作，鼓励学生跨院系选修课程，沟通文理，鼓励院系建立主辅修制度，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他率先推行导师制，要求教师除担任专业授课外，还负责指导学生的品格修养，通过师生间的经常接触。抗战时期竺可桢率领浙大师生到天目山禅源寺避难，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他看到师生们一群一伙地外出散步，感到这里真是实行“导师制之理想地点”。次日在对新生发表谈话时说：自从废除科举办学校以来，我国教育在设备和师资方面，不能不算有进步，但是有个最大缺点，就是学校并没有照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这样一来，教师就把传授知识当作唯一任务，有的甚至“以授课为营业”。为了纠正这种倾向，浙大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导师制。如今，我们虽然被迫离开校园，但是全校师生能在这里“融融一堂，通力合作”，却是可喜的事情。他还告诉大家，国家每年给你们花很多钱，为的是培养社会的栋梁，时代的砥柱，而不是让你们仅仅学习一点技术，为自己谋生找出路。

导师制使学生有较多机会从近处体验导师为人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潜移默化地享受到更多更深的教育。

这些话至今仍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2. 培养学生良好品德

竺可桢要求学生养成“不盲从，不附合，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虚怀若谷，不专横；实事求是，严谨朴实，毫不苟且”的科学家作风。他认为大学人才培养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在于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竺可桢要求学生：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培养理智，将来成为大仁大勇、肯为国家而牺牲身家性命的人。

三．教授治校理念

竺可桢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竺可桢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并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致力于稳定教授群体，更主张“有容乃大”，即“容纳各派人才”。为了充实教授队伍，他以自己的学术威望、人格魅力，乃至私人友谊，聘请了胡刚复、梅光迪、张阴麟、王淦昌、王琎、卢守耕、周承佑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前来浙大任教。还启用一批深孚众望的学者担任院长、系主任等职务。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实现教授治校的目的。确定了为社会树立“中流砥柱”的办学理念和民主办学的方法。他积极依靠一批德才兼备、热心教育、在师生中有威信又有办事能力的教授来管理学校，学校学术机构、行政机构的主要成员多选派有名望的教授担任，践行了从“教授治学”到“教授办校”的经验。

竺可桢不仅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他在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及自然科学史等领域均有卓越贡献，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1949年7月竺可桢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和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8月先后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讨论制订《共同纲领》过程中，提出专列发展自然科学一条的建议，被采纳，竺可桢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修改者之一。 10月1日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竺可桢广泛征求意见，制定调整、建立研究机构的原则，并组织实施；选聘研究人才，组织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竺可桢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下来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约800万字，这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特别对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竺可桢一生著作繁多，如果不算其日记的话，在著名期刊和杂志上发表了近七十篇学术论文，还有气象学、物候学等重要著作，他一生的著作有300万字左右。

竺可桢一生荣誉也是满满的：1956年当选为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主任；1960年被提名为苏联地理学会外国会员；1966年被授予罗马尼亚科学院名誉院士；1967年被载入英国编印的《国际名人录》；2008年11月16日被评选为“中国十大科技传播优秀人物”。

社会各界和中国科学院对竺可桢的评价是：综观竺可桢精彩的科学人生，人们由衷地敬佩他崇高的科学精神、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对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巨大贡献。早年在哈佛念书时，竺可桢就确立以研究中国科学史为己任；回国后虽忙于教书、创办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和主持浙江大学，但他的科学史研究引领着中国，影响了世界；建国后，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组建的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使国家的科学史研究事业走上了正规化、职业化的道路。这正是他一生的执着追求，才有今天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繁荣景象。

来源：仁爱孔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