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来这一段就是在读书休息，还点欠债，修身养性。没想到特朗普的关税大战搅动全球，朋友们要我一定得说两句。如果要说的话，我觉得人们常说永远不要轻视对手，特别是对过去已经多次被人低估的特朗普这个张狂易变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由于特朗普发动的所谓对等关税战造成的全球股

华生资料图。本文来源：华生公众号

本来这一段就是在读书休息，还点欠债，修身养性。没想到特朗普的关税大战搅动全球，朋友们要我一定得说两句。如果要说的话，我觉得人们常说永远不要轻视对手，特别是对过去已经多次被人低估的特朗普这个张狂易变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由于特朗普发动的所谓对等关税战造成的全球股市特别是美国股市这两天的剧烈重挫，现在遭到人们的嘲笑甚多。然而如果更超脱一些，从全球和长期角度看，其实无论美国每年近万亿美元的全球贸易逆差还是中国每年近万亿美元的全球贸易顺差的局面都不可能长远持续。因此从美国的利益出发，特朗普政府重构世界贸易秩序的举动无论表面上如何蛮横鲁莽，在逻辑上还未必是那么离谱和疯狂。

在某种意义上，这只是巴菲特在二十多年前（当时几乎同时提出问题的还有被称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中的大师萨缪尔森）就指出的美国外贸政策必须进行重大调整（见附文）的一个迟到的回应。至于这次关税大战是如特朗普所愿的的一次性冲击和阵痛，还是会演变为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还取决于关税战博弈的进展。根据特朗普喜欢极限施压然后再谈判妥协的特点，估计多数谈判会以互让妥协告终。还有一点可以预见，在这种全球贸易秩序的重构过程中，无论是逆差还是顺差的大国都会面临考验和挑战，对此我们需要有清醒的估计。对于中国来说，不论外部发生什么情况，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去年下半年中央推出一揽子经济增量政策的组合拳时，我分析过这个组合拳可以理解和分解为四支箭，前两支箭可以稳定和形成市场的反弹，后两支箭可以推动市场和经济的反转。第一项金融支持资本市场的政策，春节前后靠deepseek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浪潮的勃起一时淡化了问题，今天克服障碍、落实到位对于我国稳定股市来说，显然是正当其时。第二项财政化债政策在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相关部门的配合落实下，应当说进展顺利，取得了相当的成效，目前还在深化中。第三项针对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恢复和稳定企业家的信心方面，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不久前召开的民营企业负责人座谈会，效果显著，有力地改善了人们的预期、稳定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各个地方和部门去进一步落实。第四项是要解决楼市的止跌回稳和全面振兴内需。这也是目前在关税战激烈、外需受限的情况下，如何真正发展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要创造出能够完全替代外部需求受阻和萎缩情况下的巨大内部需求，一般力度的措施和对策肯定是不够的，需要启动解决以几亿农民工为主体的我国当代产业工人及其家属在就业地的公租房和平等的社会福利保障待遇的大工程，在今后若干年中创造出几十万亿的巨大内部需求。这既是实施中央发展新型城镇化战略落地的重心，是解决地产市场长期繁荣的基础，也是回击关税战的根本性举措。最后，附上巴菲特少有的一篇关于美国应当 htt如何解决贸易赤字的文章，其建议与特朗普政府现在采取的对等关税政策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是一致的，仅供读者参考。

沃伦·巴菲特：日益沉重的贸易赤字

导读：以下或许是解决此问题的办法，而且最好能够马上行动

载于《财富》杂志2003.10.26

关于美国日益沉重的贸易赤字，我要发出警讯，同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不过在此之前，我必须提醒各位，有两点可能会使各位怀疑我个人的说法，第一，我个人过去预测未来，特别是有关于总体经济的纪录一向是乏善可陈，比如说，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个人就过于高估通货膨涨所可能带来的威胁，除了这点之外，早在1987年我就曾公开表达对于日益沉重贸易赤字所产生的忧虑，但是事后大家都知道，我们不但存活下来，甚至更加繁荣，我至少已经喊过一次”狼来了”，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再次高喊”狼来了”，而且这次更以Berkshire的资金做担保，从我出生到2002年春天，72年来，我从来就没有买过任何外币，不过在那之后，Berkshire开始投入大量的资金买进数种外币，我不会点明是那些币别，事实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我之所以会持有这些外币，完全是因为认为美元长期终将贬值。

身为美国人以及一位专业投资人，我宁愿这样的看法，事后被证明是个错误，因为相较于公司以及乃至于其股东，因为美元下跌在其它日常生活的层面当中所承受的损失，任何Berkshire经由投资外币所获得的利益都将相形逊色。

但身为Berkshire的领导人，我身负有效运用公司资金的重责大任，而就在我一向秉持说到做到原则的过程中，我国贸易赤字的问题也日益严重，甚至使得我国的资产以相当惊人的速度流到海外。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迟早会出大乱子，为了让大家明了其中道理，我举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假设有两个面积相同且相媲邻的独立小岛-浪费村以及勤俭村，在这两座岛上，土地是惟一的资本财，且由于其社会还相当原始，所以食物是岛上惟一的消费品与生产品，事实上，岛上的居民每天平均只要工作八小时，就可以生产出足够的食物，长久以来两个岛便个自维持着自给自足的景况。

只是到了后来，一向勤劳的勤俭村居民想多存一点钱来投资，所以决定开始一天工作16小时，如此他们除了依靠原先工作八小时所生产的食物过活，还可以把多出八小时的工作所得，外销给其惟一的邻居-也就是浪费村。

浪费村对于这样的转变感到相当欢喜，因为从此以后他们不必工作，就可以取得相同的食物，但天下绝对没有白吃的午餐，勤俭村要求浪费村以发行浪费村债券的方式做为交换(当然该债券系以浪费村的货币计价)，只是浪费村的居民似乎不以为意。

多年下来，勤俭村累积了大量的浪费村债券，这些债券意味浪费村在未来的年度必须兑现其当初的承诺，为此部份浪费村的学者意识到即将有麻烦上门，他们预视到如果浪费村一方面想要吃饭，一方面又要偿还以前堆积如山的债务，肯定要比以前加倍努力工作才行，不幸的是，浪费村村民对于这样的警告根本就没有心情去理会。

另一方面，勤俭村的村民也开始紧张起来，他们慢慢开始怀疑这些不成材的浪费村所开出的借据到底有没有效，于是勤俭村逐渐改变策略，虽然他们仍旧持有部份债券，但却把大部份的债券卖回给浪费村的居民以换取浪费村的货币，然后再利用这些资金买下浪费村的土地，直到勤俭村人完全拥有浪费村为止。

至此，浪费村人被迫面临一个难堪的结局，由于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交易，为了养家糊口，他们现在不但必须回覆以往工作八小时，同时还要承担比以前更多的工作时间来偿还债务，外加支付以往轻率出售土地所需缴交的租金，到最后浪费村等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被整个买下来，成为勤俭村的殖民地。

当然有人或许会说，浪费村未来藉由生产力提升，自然有办法满足过去勤俭村为浪费村所做的牺牲付出，谁也不会欠谁，但这种前人消费，再由后人来买单的做法，其实正是某些经济学者口中所谓的”隔代不公平”现象。

让我们以一般家庭为背景做说明，假设我-华伦巴菲特本人，有办法让供应我一生所需的所有店家接受我开出连本带利的借据，并约定由我的后代来偿还，这样的安排可能会被看作巴菲特家族与其债主间一项公平合理的有效合约，不过巴菲特家族的下一代肯定不会乐见这样的交易来发生，(搞不好有可能会赖帐不还)。

再回到岛上，浪费村政府在面对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时，迟早会采取高通膨的策略，也就是发行更多的浪费村货币，间接稀释原有货币的价值，同时浪费村政府还会理直气壮的声称，关于这些烦人的浪费村债券，我们只保证负责偿还特定数量的货币，而非等值的货币，简言之，稀释原有货币的价值，将有助于殊解岛上的财政痛苦。

而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我是勤俭村的居民，会选择直接持有浪费村的土地所有权，而非其政府发行的债券，因为一般政府对于外国人持有债券，通常比较不会负道义上的责任，俗话说的好，‘与其强抢还不如用暗偷’

那么这岛所打的算盘又与美国何干? ? 简单地说，从二次世界大战至1970年代初期为止，我们基本上系处于类似勤俭村的勤勉状态，销到国外的东西比买进来多得多，同时还将结余投资到海外，这使得我们的净投资额，也就是持有的海外资产扣除外国人持有我们国内资产后的净额，持续增加，从1950年的370亿美元一路成长到1970年的680亿美元，总的来说，这些日子以来，我国的净财富，除了美国境内所有的财富外，还加上一部份财富系位于世界上其他地方。

此外，总的来说，由于美国持有其它国家部份所有权，除了原本的贸易结余外，我们还可享有额外的投资收益，这又是可投资资金的另一个来源，这种景况就好像是一个有薪阶级，一方面可以把薪水存下来投资，一方面又可以将投资所收到的股利再进行转投资。

只是好景不常，1970年代后期，整个局势开始逆转，生产与消费开始出现差距，一开始短差约占国民生产毛额1%左右，当时的情况还不算太严重，因为那时还有净的投资收益做为弥补，事实上，拜投资复利的魔力所赐，我们的净资产甚至在1980年代创下3,6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不过从那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而过去五年下滑的速度尤其惊人，现在我国每年贸易赤字占国民生产毛额已超过4%，更惨的是，外国人拥有我国的资产已比我们拥有其他国家的资产多出惊人的2.5兆美元，其中除了部份资金投资在美国债券(包含政府公债以及私人公司债)之外，其它则遍布在不动产及股票证券之上。

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就好像是一个拥有大笔田产的富家子弟，为了消化每年多出来4%的贸易赤字，我们逼不得已靠变卖祖产渡日，同时不断将拥有的财产拿去抵押。

至于2.5兆美元到底是多少? ? 目前美国上市公司股票的总市值约12兆美元，全国不动产的总值也约当12兆美元，至于美国举国的总资产，按照我个人估计总共约值50兆美元，这些数字在在显示我们绝对不能再低估资产流向海外的严重性，毕竟5%的总财产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

更重要的是，若贸易赤字的问题迟迟不改善，外国人拥有我国资产每年将以5,000亿美元的速度继续成长，也就是说外国人拥有我国的净资产，每年将自动递增一个百分点，且随着金额的累积，每年流到海外的投资收益也会跟着增加，这又将使得我们每年必须负担的股利以及利息支出更形沉重，这跟过去身为净收入的景况实在是有天壤之别，如今我们已深陷复利的深渊当中，在告别过去的欢愉之后，迎接我们的却是无止尽的痛苦。

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绝对无法长期背负不断成长的贸易赤字，因为总有一天，这些消费过度的国家会面临本国货币在汇率上的调整，而这又会促使其债权国不再接受这位大债主所开出一张又一张的欠据，这本来就是目前国际上习以为常的现象，看看近几十年来，多少挥霍无度的国家在面临信用额度紧缩后，所得到的悲惨下场即可知。

当然美国在某些方面，享有特殊待遇，事实上，也因为过去我们拥有堪称模范的财务记录，再加上我们实在是太有钱了，使得我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人会怀疑我们还钱的能力以及意愿，因为我们有堆积如山的宝贵的资产可以用来交换消费品，换言之，我们国家拥有一张超级信用卡，可以让我们大刷特刷，只可惜这张信用卡额度并非完全没有上限。

我认为现在是马上停止这类疯狂消费行为的时候，而且我个人也准备了一套计画，这套解决方案看起来或许有点取巧，事实上它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关税，但这种关税仍将保留自由经济市场的本质，既不保护特定产业，也不对特定国家实施惩罚，同时也不会引发贸易战争，这套计画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出口，同时还可能增进全球的贸易，更重要的是它将能够自动平衡我们的贸易赤字，避免美元币值下滑，而我认为这也是能够解决这项问题的唯一办法。

想要弥补贸易赤字，我们可以发行一种名叫‘进口凭证’，简称‘IC’的东西，给所有外销货物到海外的美国本地出口商，其数量按照其出口金额计算，而这些出口商可以将这张凭证再转卖给想要出口货物到美国的国外贸易商或是想要进口货物到美国的本地进口商，举例来说，假设有厂商想要进口价值100万美元的货物到美国，则他必须先找到有人出口等值货物到海外所获得的‘进口凭证’，在这样的机制之下，我们终将得到最后的结果-贸易赤字平衡。

而由于美国单月的出口额约为800亿美元，所以我们也将发行等额的‘进口凭证’，也就是800亿美元的IC，并让它们可以在自由市场上流通，自由竞争将会决定到底是哪些人想要把东西卖给我们，同时要付多少代价，(而我个人也预视到‘进口凭证’的有效期限不能太长，最好不要超过六个月，以避免有不肖商人蓄意囤积居奇)

进一步说明，假设每张IC的交易价格为10美分，也就是每出口一美元的东西，将附赠价值10美分的凭证，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原则之下，这意味着任何一位美国厂商若能把货物外销到国外，则单靠领取10美分的IC，就可多赚得10%的利润。

我个人认为，大部分的出口商会将这种优惠视为成本的下降，这将有利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削价竞争，尤其是一般消费型商品更是如此，比如说，国内现在铝金属每磅的报价约为66美分，则国内铝金属生产厂家将可以以每磅60美元(外加运输成本)的价格把货品销到国外市场，同时还能保有原有利润，在这种状况下，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将因此大增，出口金额也将大幅成长，接着国内的就业机会也很会跟着增加，同时在另一方面，外国人想要把东西卖给我们就变得很不容易，不过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必须由他们自己想办法，不论如何船到桥头自然直，(就像Herb Stein说过的，如果某件事情无法持久，就一定会停止)，此外，IC方式将可以让出口东西到美国的国家更多弹性，因为这个方案并不打算对特定产业或是产品给予惩罚，因此到最后，自由市场将会自行决定谁以及何种东西可以被卖到美国来，IC制度只做总量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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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看看进口面，会发生什么状况，假设进口一部车到美国的成本原本为2万美元，则在新制度下，(假设IC的市场价格同样为10美分)，则进口商的成本将增加为2万2千美元，而假若市场对进口车的需求特别强烈，则进口商一定有办法将多出来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但在通常的情况之下，供需的竞争关系将促使外国厂商吸收部份多出来的成本负担。

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对于美国人来说，IC制度不免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首先大部分进口商品的价格肯定会增加，而国内制造厂商进口原料的成本也会上涨，IC的成本或多或少都会变成对消费者实施的一种税负，这是一大缺点，但不论是坐视美元逐步下跌或是对特定产品实施关税惩罚或配额管制，都会引发更大的麻烦，何况我认为这些方法成功达到目的的机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总的来说，我认为相较之下，进口物价的上涨所引发的痛苦比起我们可能面临举国资产渐渐流失的后果要轻微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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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相信一旦IC制度开始实施，不用多久的时间，就可以让美国达到贸易平衡的境界，其均衡点将介于现在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之间，IC凭证将有助于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虽然最后还是要由自由市场来决定何者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

另外，一般净出口国很难复制IC制度，因为他们的IC根本就一文不值，那么出口国会不会采取什么报复措施呢? 会不会引发另一次的慕德? 哈利关税大战呢? ? 我想很难，在慕德? 哈利法案推出的当头，我们正尽力想要维持贸易出超，至于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应该立刻修正严重的贸易赤字。

数十年来，全球贸易盛行，种种贸易手段，诸如惩罚性关税、出口补助、配额、锁定美元汇率等纷纷出炉，许多主要出口国运用这些鼓励出口、避免进口的贸易措施来累积大量的外汇盈余，但即便如此也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世界贸易大战，当然不会有人会因为一个单纯为了促进当今全世界贸易最大债务国的帐面平衡而引发危机，主要出口国过去的表现一向相当理性，我想他们仍将继续维持此一态势，虽然基于本身的利益，他们一定会设法说服我们相信他们会改进原有的做法。

IC制度实施后，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出口国在初期作出几个的反应动作之后，会回复到其本能，鼓励进口美国的产品，以中国来说，他们一年出口1,400亿美元的产品与服务到美国，但却只进口250亿美元的物品回中国，如果IC制度一旦实施，中国可能会采取直接购买1,150亿美元的进口凭证以填补差额，但他们也有可能直接减少对美的出口或是增加对我们的采购，而后者可能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做法，而这也是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做的。

而如果我方的出口额增加，IC的供给也会增加，进一步压低IC的市价，一旦我国出口额足够，IC也将变得一文不值，整个计画也就功成身退，有了这项法宝压阵，主要的出口国也可能很快地就取消各种禁止进口美国货品的措施。

当然一旦决定采用IC计画，我们也会采取渐进式的做法，来逐渐缩小贸易赤字，好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可以配合调整，直到达到最终的目标，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考虑利用拍卖或直接增予的方式给开发中国家进口凭证，以促进其出口，而后者也等同于达到国际援助的效果。

最后我还是必须提醒各位，我曾经喊过一次狼来了，一般来说，在美国，关于世界末日说法的灵验机率通常相当的低，过去的经验显示，我们的经济表现往往让一些对美国经济前景没有信心的人自打嘴巴，许多悲观论者往往低估了美国社会蕴藏的经济活力，它足以克服任何看似无解的困境，毫无疑问，我们依然是一个杰出的国家与经济体。

不过，我也相信面对贸易赤字将考验着我们处理危机的能力，我认为缓慢下滑的美元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确实某种程度，它可以减低贸易赤字的幅度，但却无法阻止国家资产以及投资利益外流的根本问题。

或许还有其他方法比我所提的更可行，但一厢情愿以及双手一摊绝对不是好办法，在我看来，我们绝对必须立即对资产外流的现象有所作为，IC制度看起来是问题最少，同时最可行的方案，大家要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绝对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如果照现在这样的态势下去，全世界其他国家每年将会吃掉美国4%以上的上市公司股票。

本身在进行内部的商业决策时，我的合作伙伴-查理曼格时常建议我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注意一下他个人半开玩笑的期望，‘我现在只想知道我会死在哪里，然后打死我也不会到那里去’，我们政策的规划者一定要谨记这句话，千万不要重蹈浪费村的覆辙。■

华生：透视世界经济秩序重建的深层逻辑——怎样理解和应对世界贸易格局的重构？（二）

不久前董辅礽基金会召开内部的春季研讨会。会上谈到特朗普政府上台还不足百日，但是美国给世界带来了两个令人震惊的变化，一个是从启蒙时代以来的价值理性和文明尺度似乎被颠覆，另一个是二战以后由美国建立和主导的世界经济贸易秩序开始动摇解体。发言时我沿着这个评论追问了一个问题，那么这二者更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特朗普个人的疯狂和特性改变了美国、冲击了世界，还是有更深层的原因将特朗普第二次推上美国的权力顶峰？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西方文明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当然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

因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美国一时成为世界上没有挑战者的霸主，在哈佛大学知名学者福山已经开始谈论“历史的终结”时，同为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就清醒地看到，美国在20世纪末将如同曾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在19世纪末时一样，“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在他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系列著述中，亨廷顿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流动，世界已经开始发生各民族国家与文明力量对比的变化，强调虽然西方文明过去几百年中在全球取得了势如破竹的节节胜利，但其他文明从来无保留拥抱和渴望的只是西方的先进科技而非价值文明。因此富裕起来从而开始奢侈颓废的西方面临的中、问题是能否应对外部文明的挑战和制止与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当然“衰弱并不是成直线型的。” 欧洲的衰弱早已开始，美国的衰弱正在路上。“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亚洲人和穆斯林都强调他们的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亚洲的自信植根于经济的增长；穆斯林的自我伸张在相当大程度上源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

就西方社会内部而言，他认为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在当今世界上，对社会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来自移民。”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将使美国不再成其为美国和西方，谁是美国人即美国的国民性面临着的严峻挑战。当然，亨廷顿的观点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危言耸听，其文明冲突的说法也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同一种文明内也有剧烈冲突，不同的文明之间也未必一定发生冲突。但不能不承认，他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指出的西方国家及其文明已从顶峰滑落是非常有远见的判断，而且正是他当时就指出的文化多元主义和西方传统价值观之间因移民问题激化的日益严重的社会撕裂，是推动西方文明受到根本性挑战的深层原因，而特朗普只是因为他毫不掩饰地高举反移民反文化多元主义、保卫西方传统保守主义价值的旗帜才走上美国的政治舞台中央。

第二个问题其实与第一个问题也有关联，80年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贸易秩序的瓦解当然也不是从特朗普开始。

二战后，美国建立和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以美国当时雄霸全球的经济实力为前提的。但是，随着旧的殖民地体系的瓦解，资本逐利的全球化导致资本、财富和科技特别是制造业向非西方国家扩散，美国的GDP从占全球的50%以上下降了一半仅占四分之一左右，制造业产出更是从占全球的一半下降到今天的只剩15%左右。历史上大国兴衰和更替的过程表明，经济规模的持续攀升是在全球民族国家竞争中取得和保持优势的基础和最鲜明的特征。二战后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新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排除了仅仅靠武力来扩张国家实力的地盘和经济规模的可能，经济实力本身的竞争更是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赛场。

在美国的经济实力显著下降的情况下，二战后由美国建立和主导的原有世界经济秩序就不再自然而然地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早在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就在一篇论文中指出，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其逐步从低端产业转向中高端产业，即便不考虑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自由贸易也不会像经典贸易理论所说的那样会使发达国家必然受益。从1993年开始，美国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的经常项目下的逆差不断扩大。2003年股神巴菲特撰文指出，美国贸易赤字持续增加，标志着美国对外负债从而美国资产越来越多地为外国所持有，这样迟早会出大乱子。

世纪之交由互联网兴起而开始的信息革命进一步加快了科学技术在全球扁平化的迅速扩散，发展中新兴国家的后发优势越来越得到强化。制造业的大量外移使美国和西方国家某些基础的供应链也不知不觉地开始受制于人。尽管美国传统的建制派特别是民主党人喜欢谈论软实力，但诚如亨廷顿所说，“软实力只有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实力。”美国硬实力的不断下降导致与其原有的全球野心和国际布局与义务不再相称。如果说一百多年前的由欧洲发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由盛而衰的第一个信号，2008年由美国发端的全球金融海啸则是西方经济加速持续衰落的一个新的拐点。

当然，亨廷顿并不真的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将会失去在全球的优势地位，更没有认为西方文明将会被任何其他文明取代，而是试图警示和唤醒西方的旗手美国看到多极世界的潜在趋势，在还不太晚的时候调整战略和自我更新。因此他强调，“文明始终压倒一切的教训是，许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够，并且已经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是进行自我更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 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要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因为它是启蒙时代以来人类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和经济与文化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和唯一的源泉。“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不难看到，今天特朗普主义者宣称他们正是以这样的使命感在进行历史性的变革和世界秩序重建。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建制派在美国的衰落中感觉尚好、扬汤止沸、得过且过，让自我膨胀、反复无常而又极其厚颜的商人特朗普喊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似乎只能靠这样的另类去拉响挽救西方文明的警报。但是，对于30多年后更加变化了的世界，全然不讲道义道德从而严重损害了美国软实力的特朗普主义者，真能推动重建美国的硬实力吗？

巴菲特的黄金搭档、2023年底以99岁的高龄谢世的查理·芒格令人难以置信地早就看到了这个诡异的历史变幻。芒格2011年接受CNN财经频道采访中，在回答特朗普是否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时说，他也许相当果断，但他绝非理想的决策者或管理人。自己最不愿意看到成为美国总统的人就是特朗普，因他的个人品质不适合担任总统职务，如他的虚荣和严重的浮夸等太多的不良品质。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总统的一年后，雅虎财经的主编采访芒格时问道，一年前我们谈话时你说特朗普表现出某种形式的病态，你今天怎么评价他？芒格回答，我现在不想评论了，因为今天双方过度的仇恨没有好处，只会适得其反。我最近重读了一遍《罗马帝国的衰亡》，读完之后我对当前的政治环境感觉好多了。如果你也读一下的话肯定会对现在的世界有更好的感觉。我想今后会有一天，那些讨厌特朗普的人会希望他回来。我不认为我会活到那一天，但是我确信那一天会来临。

那么，在特朗普首次上任的一年后，就以超人的慧眼预见到他会（离开后再）回来的芒格，他究竟看到了世人没有看到的什么呢？（未完待续）■

特里芬困境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真原因吗？——怎样理解和应对世界贸易格局的重构（三）

特朗普政府把长期贸易失衡定位为美国宏观经济和国家安全不可持续的根本挑战，因而是从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并发动关税战开始的，以达到其重构世界贸易格局的战略目标。要完整地理解其动因和过程就必须从源头开始。

引言

那么，美国的对外贸易失衡、贸易逆差几十年来越来越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个比较主流的说法，就是因为美元作为主权国家货币与又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矛盾，也就是所谓的特里芬困境（原文为dilemma，意思为困境、两难或悖论，因此译为难题是不准确的）。

美国特朗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在他《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即被称为的“米兰报告”中，其核心观点就是认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导致的特里芬困境是美元持续高估和美国对外贸易收支恶化的根源，并以美国为此承担额外的国际负担作为重构全球贸易体系和发动贸易战的依据。特朗普再次当选之后，这又成为所谓“海湖庄园协议”的蓝本。要搞清特里芬困境是美国贸易收支恶化的真实原因还是特朗普政府转移矛盾乃至嫁祸于人的借口，首先要搞清楚特里芬困境是否真的存在？或者说，它是普遍存在的定律还是仅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才成立？

显然，应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和世界贸易格局的重构，绝非一时一次之战，而是一场持久战。特朗普政府首次上台征收的关税，继任的拜登政府并未取消。我们要打长期有准备之战，就需要对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底层逻辑有准确和透彻地研究和把握。

对特里芬困境的普遍误读

特里芬困境是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的著作中收录的他一年前在美国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上的发言中首次提出相关表述的。他认为美元既作为美国的主权国家货币又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要同时满足两者不同的需求存在一个稳定币值和为全球提供充足流动性的两难选择。1961年这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奥特曼首次冠名叫特里芬困境，后来并得到特里芬本人的认可。在国内的讨论中，经济界一方面多认为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是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谋求的霸权，另一方面也接受美国贸易收支的恶化是源于特里芬困境的逻辑，即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贸易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又需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平衡和顺差的国家。这是自相矛盾的悖论。有人甚至认为和提醒人民币今后如果国际化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后，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局。文献、搜索引擎和向AI询问的结果也都是这样介绍特里芬困境。

但是，将特里芬困境定义和理解为贸易逆差与储备货币之间的两难是对特里芬本人原意的严重误读。因为特里芬在原著中说的从来不是简单的美国贸易项目下的逆差，而是“current account”即经常账户或“overall balance of payments”即总支付平衡或国际收支整体出现赤字。特里芬自己描述的困境指的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如果经常账户长期赤字就会导致币值不稳，而保持经常账户的平衡或顺差，则会导致国际储备货币与国际清偿能力的供给不足。而经常账户下除了货物与服务贸易项外，还有初次收入（如股息利息等投资收益及跨境劳动报酬收入）和二次收入（如国际援助、侨民汇款等非商业性单边转移）。贸易逆差并不等于经常账户也逆差。我们下面将指出，用贸易替代经常账户的误读会出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错误。

特里芬本人对困境的误判

二战后由于如马歇尔计划这样的巨额国际援助和对外投资与信贷，美国积累的巨额外汇和黄金储备开始不断消耗，最初的美元荒也开始逐步变成黄金荒，导致美国在1950年代后期出现过经常账户的一时短暂恶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特里芬提出了他的困境说。但是在特里芬困境提出后的整个60年代的十年中，不仅美国对外贸易而且经常账户一直都是盈余的，并未出现特里芬设想的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既需要经常账户顺差来稳定币值与又需要逆差输出美元的矛盾。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美国在金融和资本账户下的对外投资净额巨大，充分满足了国际上对储备货币和清偿能力的需求。因此，战后这段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已经显示特里芬困境并不总是存在。

1971年底尼克松政府最终放弃了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由于特里芬10年前就敏锐地看到并大声疾呼在“金汇兑本位制”下，储备货币国家的外汇和黄金储备的下降趋势会如同英国英镑在1920年代一样导致黄金兑付的危机，特里芬困境开始成了热门话题，特里芬本人也在此前后接连获奖。

但是，历史的误会和讽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并非是由于当时还根本没有出现的美国长期逆差而导致的美元特里芬困境，而是由于美元作为必然具有扩张性的现代信用货币与数量有限的黄金价格固定挂钩存在着内在冲突，从而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双挂钩体制的崩溃。

这其中的道理也不难理解，金本位制的崩溃就是因为黄金的生产和供给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适应于这种需求应运而生的任何现代信用货币都不可能长期维持住与黄金兑换的固定比例。因此，随着美国战后一时积聚的全球75%以上黄金储备不断下降，以及对美国能否信守兑换黄金承诺的怀疑和传言的增加，越来越多持有美元的外国中央银行都开始加速兑换黄金，从而引起了多次对美元冲击的危机。最终导致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在1971年年底废除了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例（须知今天黄金已经开始向3500美元1盎司的价格冲击了）。一时间美元竟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风险货币（当时甚至有报道称欧洲国家的乞丐也插着不要美元的标牌）。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放弃与美元的相对固定汇率而采用浮动汇率，正式宣告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瓦解。所以，早就有人指出，这种结果其实更符合波兰经济学家费利克斯·姆瓦纳尔斯基（Feliks Młynarski）在1929年的著作《黄金与中央银行》中，指出在金汇兑本位制下储备货币国家最终会面临黄金储备兑付不足危机的分析，甚至建议把特里芬困境改为姆瓦纳尔斯基——特里芬困境。

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在放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例之后，让市场对黄金不断重新估价，同时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让最后体现与汇聚到市场上的各种力量的角逐和竞争，建立起以几个重要主权国家的货币作为比例大小不等的国际储备货币，是长期可行的现实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遗憾的是，这恰恰是特里芬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的。因为特里芬认为布雷顿森林条约的内在缺陷，并非是由于美元与黄金价格的固定挂钩，而是他所说的两难困境，而困境的“两个方面都是由于将一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这种荒谬行为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最为直接简单的做法，就是使世界货币储备的外汇组成国际化。” 正是因为曾经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汇管制司司长的特里芬笃信唯有建立国际货币才能解决他所说的困境，因此他当年就在书中专用一章来分析强调：放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挂钩和实行浮动汇率是对他所说困境的“两种错误解答”。以此来看，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双挂钩体制的崩溃，用特里芬困境去解释最多也只属于歪打正着，并不准确。本文后面还会进一步证明，特里芬困境在众多长期场景下都经不住检验。这反映特里芬困境应当存在着逻辑上的内在重大缺陷，那究竟又是什么呢？（未完待续）■

超越特里芬陷阱 追寻芒格的慧眼——怎样理解和应对世界贸易格局的重构（四）

1971年底美国尼克松政府放弃各主要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35美元1盎司）固定兑换的双挂钩体制，这样美元就丧失了其与黄金按固定比例兑换即等价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垄断地位，并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何还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归咎为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副作用，因此要全球也为此买单呢？

石油计价并未重建美元垄断地位

一种说法是后来的石油美元又重建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垄断地位。其实则不然。1974年美国确实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使用美元计价石油的协议，并得到了其他石油输出国的赞同。这其中固然有美国自己试图维持其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统治地位的努力，但这已经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唯有美元与黄金直接固定比例挂钩的垄断地位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既是因为石油的美元价格完全要受市场和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发生剧烈的波动，更是因为以美元计价并不意味着石油输出国组织只接受美元支付。当时大量进口石油的西欧多国仍然采用本国货币支付，在英国的北海石油发现开采之后，英镑石油也曾热闹一时。实际上，自从1970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市场就进入了美元占优势的多种储备货币此消彼长、共同运行的时代。21世纪以来，即便不考虑许多国家之间贸易达成的双面直接支付部分，美元在SWIFT系统内的支付比例已长期徘徊在50%以下。

因此，石油输出国组织选择美元计价石油以及美元继续作为世界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并非出于偶然因素， 而是源于其对当时美国经济实力和美元价值在今后长期中仍然相对最可靠和稳定的判断。这一点从1970年代初美元指数推出之后，适逢石油危机导致其在100点上下巨幢震荡，迄今历时50多年的风雨飘摇，今天仍然围绕在这100基点左右也得到充分的验证。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货币都不具备的作为稳定与可靠的交易手段和价值尺度。

事实上，不仅当年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就提出不以美元而是创造一种国际货币来建立战后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特里芬也在上述书中反复强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建立国际货币的必要性，但是，后来由国际货币基金设立的特别提款权的实验说明，在主权民族国家竞争的当代世界，并不能建立起真正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就如人工设计的，也曾经热闹一时的世界语，不能替代各国的民族语言一样。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石油危机后国际储备货币本来并不天然是美元，但美元被证明是那个时代无法替代的最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所以难怪当年并不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苏联，长期不接受美元以外的一切货币支付。实际上，在新世纪之交欧元推出之后，许多国家都曾经将欧元以及也曾将日元等作为重要国际储备货币，但由于持有这些货币的长期贬值波动趋势和投资效益不彰，最后又不得不将主要部分转回到美元储备。而且尽管有一些国家出于各种考虑规避美元而进行双方的直接交易结算，但是其计价依据仍然还是要参照各自货币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元的汇率。

当然毫无疑问的是，美国长期利用了美元实际上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特别是利用SWIFT这个银行间通讯系统和CHIPS这个美元跨境支付清算系统将美元武器化，以维持和强化美元的实际支配权力。但这并没有改变国际储备货币在布雷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从来也是多元化的格局。其中美元所占国际储备货币的比例从1970年代初的85%，更是随着美国经济占全球比例的下降和美国贸易财政双赤字的发展，今天已经逐级下降到不到58%，而欧元、英镑、日元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则长期占到35%以上。 今年特朗普政府发动关税战，一度造成美国国债市场的巨幅波动，同时也导致了美元指数的急剧走低，很多人在市场上抛售美元而购买其他国际储备货币。由此可见，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并不是天然和牢固的，而是受到各种市场力量的竞争和约束。

贸易逆差与国际储备货币并无必然联系

前面说道，是否如特里芬困境所言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就必须保持经常项目逆差呢？其实并不尽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自然要给国际市场提供大量的本国货币，但提供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如美国现在这种贸易逆差、经常项目逆差的负债形式，也可以是对外借款、对外投资等债权股权与国际援助、移民向原母国汇款等单边转移方式。19世纪中英镑始终是无可争议的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但是得益于凭借其殖民帝国的高投资回报，英国并没有经常项目逆差，这并没有妨碍英镑长期发挥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和功能。美元在二战后成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是直到1970年代初的25年中，尽管有美元兑换黄金的硬性约束，美国对外贸易和经常项目几乎始终保持顺差，主要是因为美国当时以对外巨额投资借贷等多种股权债权以及主导性国际援助的方式输出了美元。欧元是世界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欧盟区贸易账户和经常账户长期顺差，并没有影响欧元输出。作为世界上第三大国际储备货币的日元，近15年来，尽管日本也持续出现了贸易逆差，得益于日本在金融资本账户下的巨额对外投资，这样就保证了经常账户下的初次收入项有了稳定的投资收益流，日本的经常项目从来总体上都保持着大额顺差。这也并没有妨碍日元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满足国外需求。瑞士这个小国的瑞士法郎也是国际货币储备货币之一，但瑞士的经常账户长期也是顺差。这些与特里芬困境相悖的史实表明，特里芬困境的假说本身存在着内在缺陷。

特利芬困境假说的内在逻辑缺陷

其实，这些年来已有不少人对特里芬困境不以为然，并提出了批评。一些人说，特里芬困境仅仅是成功地说明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也多少是个误解），而在今天早已过时。因为今天尽管有大量持续贸易和经常项目逆差，已经可以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来实现美国国际收支大体上的平衡。当然他们也承认这带来了美国财政金融体系内部的脆弱性。

其实，公允地说，特里芬困境所断言的前半句，即一国的经常项目长期逆差，必然会或迟或早地导致其货币的贬值及金融危机，是完全正确的，在今天也并不过时，只是不够聚焦。因为这句话对于任何主权国家的货币而言都正确。设想即便不是国际储备货币，经常项目长期逆差也必然导致出现本币严重贬值的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只是一国货币，如果同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储备货币在全球所占的比例越高，实力越强，就越可以将这个贬值和崩盘的结果在长时期中延续下去，但这也只是温水煮青蛙、饮鸩止渴，在不断的酝酿和积累危机中去逼近那最后崩盘的悬崖。

但是，特里芬困境假说的后半句，即一国的经常项目长期保持平衡或顺差，其货币又同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则由于其国内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与国际市场对于储备货币需求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则必然不能满足国际对储备货币和保持充沛流动性的需求，则是完全错误的，也与众多历史事实不符。其原因在于，经常项目顺差既可以是因为贸易顺差，也可以是因为在经常项目下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项目之外，还有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特别是在国外投资贷款等带来的经常性股息分红和利息的初次收入，在经常性项目顺差的情况下，即便是贸易项下存在逆差，因为有向海外的大量投资和借款乃至各种国际援助，这就同时可以几乎无限满足国际上对储备货币和流动性的需求。因此，特里芬困境前半句是普遍真理，对所有国家而不仅是储备货币的国家始终成立。后半句则存在重大逻辑漏洞，因此才会与众多史实不符。

综上所述，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的贸易逆差归咎于美元的储备地位，还是有人认为如果人民币今后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也会必然面临贸易逆差的尴尬，其实都是毫无根据的。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不是美国作为国际的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就导致了美国长期以来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而是另有更深层的原因使得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和债权国、最大的国际援助国变为包括贸易财政双赤字持续增加的最大债务国。要找出这背后完整的真正原因，我们还要多少借助于当年亨廷顿、巴菲特、萨缪尔逊这些先知的叙事线索去开始新的探索。

完成这个完整的真实原因的探寻，我们就可以多少理解说话听起来总是不靠谱的特朗普，为什么反复唠叨：尽管他眼中美国今天面临着天大的危境，但他并不埋怨甚至称赞外国及其领导人，说他们只是做了为自己国家所需要做的事情。相反，他不仅强烈抨击民主党，而且也一竿子打翻共和党的建制派，将责任归咎于美国自己这些年来两党历任总统的错误。从那儿我们进而也就可以开始一窥查理·芒格在特朗普首次上任刚一年时，就预言他一定会（离开）再回来的超人慧眼，究竟看到了什么我们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未完待续）■

来源：经济学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