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大顺二年（891年）六月，长安西市发生大火，《新唐书·五行志》记载，“西市火，焚死者众。”这是西市开市以来发生的最大的火灾，火灾导致的亡人数量史书上没有具体记载，因为当时没有准确的火灾调查，但是，在唐代的史书中，对火灾用“焚死者众”来记录，是很少的。

唐代大顺二年（891年）六月，长安西市发生大火，《新唐书·五行志》记载，“西市火，焚死者众。”这是西市开市以来发生的最大的火灾，火灾导致的亡人数量史书上没有具体记载，因为当时没有准确的火灾调查，但是，在唐代的史书中，对火灾用“焚死者众”来记录，是很少的。

长安城始建于隋朝开皇二年（582年），开皇三年已初具规模，直至613年完工。因隋文帝杨坚在北周曾被封为大兴公，初名大兴城。

唐朝建立后，易名为长安城，基本上保留了城里的里坊制，并保留了东、西两市的位置和功能。西市进一步发展成为国际商贸中心，而东市则成为贵族和官员消费的场所。

西市占地近1平方公里，呈长方形，四面筑有围墙，每面各开两个门，共八个出入口，连接周围街道，便于商旅、货物进出。唐初时，长安大部分平民的买卖和所有的国际商贸都只能在西市进行，108个供人们居住的里坊内不准开店经商。

西市内的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有不小的火灾隐患。为了提高耐火等级，市内仓库等重要建筑采用夯土墙替代纯木结构，从而减少火势蔓延风险。西市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坊门定时关闭。夜间则由金吾卫巡查，还有巡逻人员通过敲击“火铃”（铜制报更器具）提醒人们注意防火。

西市里有几个武侯铺，铺内驻有日夜值守，负责消防和治安的铺兵，并配备水囊、溅筒等当时先进的灭火工具和其他破拆工具。一旦有火情，铺兵立即出动组织扑救。同时，市里还配备水池、水缸等，作为消防水源使用。

唐初时期，我国人口不多，商业也不发达，就连西市这样的商贸中心人流量和货流量也不太多，加上消防法令得到严格的实施，因此并没有发生过大火灾。

然而，随着大一统的延续，尤其是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中国的商品经济持续增长，长安的商贸急剧发展。西市日益兴旺，西至罗马、东到高丽的商人纷纷到西市做生意，交易商品涵盖了香料、珠宝、马匹等。市内狭窄，商铺密集，多达4万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一时风光无限。

但是，繁荣的背后是火灾隐患不断增大。来自西域等地的胡商住在市内旅馆生活要用明火，而仓库中储存了大量易燃可燃货物，如丝绸、香料、木制品等。终于，火灾还是发生了。

集市火灾造成了众多人员死亡，表面看，是因为火灾发生在夜晚，人们没有及时发现并逃生。然而深层次的原因是密集的商铺，大量的可燃物使火灾很快蔓延，街道狭窄，形成不了防火分隔。偌大的集市当时在夜晚还有许多人，8个出口显然太少，而且还被关闭，导致人们不能及时逃出西市。

从长远的角度看，在隋末唐初，商品经济不发达，西市的人流量、货流量都有限，仓库里易燃、可燃的货物不多，那时的消防应对措施是有效的。

但是，在大唐盛世，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西市火灾隐患剧增，消防措施应跟上时代步伐。例如建造望火楼，日夜派人值班，以便及时发现火情；不准商铺扩大而侵占街道；易燃、可燃物品仓库不准设在西市内；增加西市出入口；夜晚派铺兵守卫，而不是把大门关闭......如此西市即使发生火灾，伤亡也不会这般惨重。

大顺三年，唐朝国力衰微、社会动荡，长安表面上仍是唐王朝的都城，但实际上已陷入政治失控、经济崩溃、军事威胁与社会失序的多重危机中。这时当局不会再考虑如何整改西市的消防隐患，发生亡人众多的火灾就不是意外了。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萌芽于西周，全盛于唐代的里坊制度，在我国处于农业经济时代，在预防城市大面积火灾和社会治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城市规划显然不适应了。

像长安那样把全城的国际商贸和大部分的城内贸限制在一个集市里，显然会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到了宋代，里坊制瓦解，首都和大城市开始建立强大的兼职和专职消防队，以便应对火灾，尤其是大面积火灾。

来源：消防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