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教材封面的图像中，常常有象征现代生活的物品，如黑板、地球仪、收音机、火车、轮船等伴随儿童形象出现，这些物品或与教学活动相关，或与日常生活相关，体现出民国现代教育置身其间的现代化社会空间。以下从新式教具、现代电器两个方面解析民国封面儿童图像及其相关物品。

民国教材封面的图像中，常常有象征现代生活的物品，如黑板、地球仪、收音机、火车、轮船等伴随儿童形象出现，这些物品或与教学活动相关，或与日常生活相关，体现出民国现代教育置身其间的现代化社会空间。以下从新式教具、现代电器两个方面解析民国封面儿童图像及其相关物品。

现代教学用品：新式教具

民国教材封面儿童图像在描绘学校教学场景时会出现不同形式的教具。张焕庭主编的《教育辞典》中解释教具：为提高教学效果而采用的教学工具，包括教学中选用的实物教具和专为教学设计制造的教学工具，如图片、模型、标本等。[1] 随着晚清教育改革的发展，伴随着新教育模式出现了新式教具，并在民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黑板

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各地都曾出现过黑板的类似物。Case Western Reserve 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 Harsh Mathur 认为黑板起源于印度，而著名的波斯旅行家Al-Biruni 在其游记中提到在 11 世纪黑板就已被使用[2]。但更多人认为黑板的发明人为十九世纪的苏格兰教师詹姆斯·皮兰（James Pillans）。黑板最早随着晚清时期教会学校的开设进入中国，在1862年洋务运动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中使用后逐渐获得普及（图1）。

图1 京师同文馆中的黑板与学生

图2 民国女子学校中的黑板

黑板的出现成为了近代教育转型的显著标志。作为中国传统教育中不曾有过的教具，它代表通过黑板等教具实现教授的新式教育占据了教育高地（图2）。从书写习惯来看，西方流行的钢笔、铅笔等硬笔书写方式与黑板板书教学更为契合。从教学方式看，注重实用主义教育以及个性化教育的现代教学方式也更需要黑板这一载体。教师通过黑板对教材内容进行扩充解释，提高了教师的教学能动性以及与儿童的互动性。此外，除了教室中的大型黑板，还有便携的小型黑板（图4），可供少年儿童日常学习使用。

图3 《商务国语教科书》插图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

图4 《世界书局国语读本》插图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

图5 《初小新算数》1937

图5是一本初小新算数教材的封面（赵侣青、骆师曾编，世界书局1937），采用单色印刷，主题图像位于封面中下部分。该图像是一幅授课场景，左上角为黑板，右下角可见几张书桌，场景中有五名儿童，两名学生立于黑板前，手拿粉笔在黑板上书写，另外三名学生观看。

图像中儿童在黑板上书写的场景反映了新式教学的特点。黑板的采用使新式教育不只是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通过黑板对所学知识进行实践，符合以儿童为中心的新式教育思想。从洋务运动到民国，黑板作为新式教学的基础性教具逐渐成为各类新式学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教具，成为与传统教育相区别的现代教学活动的一个重要工具。

图6 《国语课本》1947

图7 《国语课本》1947 封面局部

图6是1947年的一本高级小学国语读本的封面。在该封面中可以看到新式课堂的场景，教师指着黑板上的板书进行讲解，学生聚精会神看向黑板。从该场景可以看出，在新式教学中黑板作为知识传授的一种工具，可以超脱课本的限制，更加灵活地将课本上的知识通过板书、绘图等形式呈现，拓展和深化课本知识。从画面上下边缘显示的逗号、句号、冒号、问号等各式符号来看，画中的教师可能正在向学生讲解标点符号的使用。

地球仪

新式教具中有一些特定教具，如地球仪、配平仪、各类制图工具等。目前已知现存最早的地球仪出现于1492年，其制作人为德国人马丁·贝海姆（Martin·Behaim）。在人类关于地球的认知中，曾有地圆说与地平说的对立观点，直到麦哲伦（Ferdinand·Magellan）带领的船队于1522年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球形地球仪的形状才得以确立。

图8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图9 清顺治朝地球仪

中国地球仪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元朝。《元史•天文志》这样描述当时的地球仪：“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穿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3] 元代地球仪的出现并未打破传统观念中天圆地方的认知，也因造价昂贵等原因地球仪并未流入民间。明朝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图8）再次带来了地球仪。清朝顺治、康熙、乾隆等时期也都曾有地球仪出现（图9），虽然官方曾推动地球仪的制造，但未能普及，没有大范围带来科学认知的改变。

清末地球仪随着西方工业制成品慢慢进入大众视野。自西学东渐始，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自身位置及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认知日益迫切。作为现代教育基础学科之一的地理变得日益重要，地球仪也成为不可或缺的教具。地球仪多出现于地理、博物、公民等与世界地理相关的教材封面上（图10），地球仪的出现以及普及对地理学科的教学以及公众的现代科学认知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提供了全新的世界图景，同时培育了社会公众的现代科学观念。

图10 《地理启蒙》时间不详

图11 《新小学地理读本》1933

这一时期的新式教具多出现在以教学活动为主题的封面中。图11是广益书局的《新小学地理读本》封面（陆宝璿、张兆瑢编，1933）。图像位于封面上半部，有儿童、地球仪、书籍和黑板等要素。硕大的地球仪放置于桌上，以黄白两色显示海洋和陆地。画面中的学生身着相同的制式校服，其中一名学生手指地球仪，身前有摊开的书本，其余三名学生则将目光投向地球仪，似在讨论相关内容，身后悬挂黑板。该图像将地球仪作为视觉中心，契合地理读本的书籍主题，反映了民国教育中的现代地理学内涵。

地球仪在教学中的普及，不仅是新式教育的成功，同样塑造着儿童的世界意识。传统认知中，中国是世界中心以及天圆地方等观念在中国流传了千年，妨碍了中国人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世界位置。在民国地理及相关课程的教学中，地球仪帮助儿童直观地体察世界，塑造他们正确的世界意识。在儿童现代观念的养成中，自身位于世界的何处，扮演着何种角色是教育中最为基础的问题之一，地球仪帮助学生认识地球及世界地缘关系，对于开阔视野和现代世界意识的培育具有重要作用。

图12 《常识》1937

图12是大众书局的常识课本封面（张诵诗、龚万、钱挹清主编，1937），该图像由一地球仪与两名儿童构成，地球仪体积硕大，制作精良，约与儿童等高。地球仪上白色部分为海洋，黑色部分为陆地，有三足底座形成稳固支撑。画面中两名儿童面向地球仪，女童的手指向地球仪的某一区域，男童随之仔细观察。该图像画面简洁，主题突出，以地球仪、男童和女童形成三角构图，地球仪处于画面中心，凸显了地球仪在画面的中心主体地位。

现代生活用品：现代电器

在民国教材封面的儿童图像中可见到具有时代特征的各式现代电器产品。各种电器产品的使用是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方式的体现。19世纪60年代后，西方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迈入“电气时代”，电力能源的发展与进步催生了如电灯、电话、收音机等多种电器产品的发展。

图13 实验中思考的爱迪生

电力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中国电力工业自19世纪晚期发展起来。洋务派对于西方先进技术持较为开放的态度，大力发展实业并推行实业教育，在此过程中，先进的电力照明设备以及发电机被引进中国。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全国工商业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1928年通过《建设大纲草案》。草案中规定“铁路、国道、电报、电话、无线电等全国交通及通讯事业，水利电力、商港、市街公共服务等‘独占性质’的公用事业，钢铁、基本化工、大煤矿、煤油矿、铜矿等‘关系国家前途’的基本工业及矿业，‘悉由国家建设经营’。”[5] 在国有化政策的加持下，电力工业得到了较大发展，与电力工业息息相关的设施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民国教材封面儿童图像中常出现的电灯、收音机、电话、电扇等电器产品是新时代、新技术的产物，同时也成为现代化生活的标志。

电灯

图14 民国时期上海街头的电灯

图15 2020年上海再次点亮1882年的路灯

1809年英国弗莱·戴维（Frye Davy）爵士点亮了世界上第一盏弧光灯，1879年美国的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改进发明了第一只电灯泡。晚清时期电力工业推动了电力照明的发展。根据记载 : “1879年5月17日、18日在上海黄浦江外滩欢迎会上，使用了一台10马力引擎发电机，使弧光放射出耀眼的光亮，是电力在我国土地上的第一次应用。”[4] 电力照明技术在工业发展、文化传播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以电灯为代表的电力照明技术为教育活动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延续了教育时长，电力照明技术本身也成为现代知识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民国成立后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明确在中学校及更高层次学校中开设包含电力照明技术的相关物理课程，并设立相关实业学校。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行壬戌学制，次年公布《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规定了初中物理课程标准，将电流热效应、手电筒和电灯列为必讲内容，物理实验也有安装电灯、电键和保险丝等内容，要求学生了解其构造和用法。[6]上述课程的开展不仅在授课中引入新式照明技术的内容，在实际操作方面，也需要学生动手进行物理实验，这些都符合这一时期的实利主义教育思想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新式照明技术的使用有助于在时间与空间上延长和扩大教育活动，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

图16 《小学作文百法》1934

图16是广益书局的《小学作文百法》封面（陆宝璿、沈元起编），该封面细节丰富，教材两侧有植物纹样装饰，上部分为封面主要图像，表现了儿童读书与伏案写作的场景，书桌上摆放着台灯以及收音机。电灯上端的灯罩上有红色曲线装饰，整体呈反扣状碗形，下半部分为花瓶状灯体和底座。台灯放置于书桌距人较远的一端，说明电灯的亮度已达到一定强度。该图像中的电灯不仅描绘了现代化生活环境，也通过电灯与学习活动的结合呼应了新式教材中的现代科学内容。

电灯在教育与生活中的运用都有重要意义。相较于传统照明方式，电灯是发光更持久、亮度更高的照明方式，延长了教育和日常生活的有效时间。新文化运动时期，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盛名传遍整个社会，科学技术类课程成为教学设置中的重要内容。以电灯为代表的新式照明技术作为民生科技的重要代表，成为新式物理课程中的重要内容。在民国教材封面儿童图像中出现的电灯，体现了新式教育内容、现代科学技术传播和新生活方式等多重现代性内涵。

收音机

图17 1930年代美国飞歌牌收音机

图18 《商务国语教科书》插图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

收音机经常在民国教材封面的儿童图像中出现。对于收音机的发明者一直有争论，但其本质是在1888年发现无线电信号的基础上结合火花器、线圈天线等发明的无线电信号接收器。相对于电报机来说，收音机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做到无线传输。民国十二年上海成立无线电公司并设立了电台，期间该公司销售了一批收音机，成为在中国最早使用的收音机。收音机具有信息获取、远程传输等特点，作为新技术的产物，革新了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并成为现代社会与新教育形式的一个标志。

播音教育是通过广播技术开展教育活动的一种形式。播音教育深受民国政府及教育家推崇。民国教育家陶行知就曾多次提倡播音教育。1935年4月，陶行知租中西大药店的无线电播放教育节目，每天中午12点30分播放《老小通千字课》、国文教育、自然科学、唱歌、世界大事等内容。[7] 1928年南京设立的中央电台开始广播播报，其内容包含教育、音乐、新闻、政治等。1935 年起，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规划实施播音教育，是年6月，教育部通令全国各省、市教育厅局，为所属中等学校及民众教育馆分期装设收音机，同时教育部还购置1000架收音机，以供各省、市之需。[8] 10月份，教育类节目播音开始，节目类型有国语类、历史类、科学常识类、地理类等。具体节目包括“怎样阅读”“中国地理之统一性”“我们为什么要学外国地理”“我们为什要学算学和怎样学算学”“宇宙浅说”等。

图19 《电灯》时间不详

世界书局出版的少年应用科学教材《电灯》（图19，李熙谋编）的封面中，图像与主题契合。该封面分为三部分，上部图像中有火车、汽车、铁轨、新式大桥等，中部为教材书名及其他信息，下部分图像由人物以及物品构成，圆桌上摆有收音机、电扇、电话等家用电器，图中人物为一名成人和两名儿童。该收音机为穹顶形的长方体，正面上半部分有指针指向频道，下半部分有控制选台的旋钮，背后有电源连接线。

收音机作为现代新技术的产物，为教育提供了更加多样的选择。之前的教育形式主要是当面教授或通过文字阅读，收音机的出现拓宽了教育的传播和接受范围，其超越了时间和空间限制，提升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利用，推动了民国学生以及大众的教育普及。以收音机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品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改变，促进了现代教育的发展。

图20 《小学作文百法》1934年版封面局部

图20是图16的图像局部，图中一名儿童在书写，右侧有一收音机，另一名儿童手持书籍阅读，收音机的主要部分为黑色，右侧可见调频按钮等。如前所述，南京的中央广播已有教育节目，该图像表现的可能是儿童在家中通过收音机学习的场景，收音机打破时空限制为教育带来的便利性优势得到了体现。无论电灯还是收音机，都是体现这一时期生活现代化的典型物品，其在封面上的出现赋予儿童图像鲜明的时代气息。

注释：

[1]郑桂丹.百年小学数学教科书中教具发展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6.

[2]罗莹，张墨雨.黑板的力量[J].物理攫英, 2017(06):392-393.

[3]元史.天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朱海嘉.论清末民国时期的电力保障[J].学术探索, 2015(01):48-53.

[5]刘克祥，吴太昌.中国近代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黄兴.电气照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1879-1936）[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

[7]黄小英.民国时期播音教育的历史回顾[J].电化教育研究, 2011(06):110-120.

[8]同上。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