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9月27日，中国科学院成立。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第一任中科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第一任中科院副院长。钱学森回国后，鉴于钱学森的专长，特别是对未来科技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央请他在中科院筹建力学研究所并随

综合《党史博采》《党史博览》

毛泽东与钱学森在一起

三位科学家“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1949年9月27日，中国科学院成立。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第一任中科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第一任中科院副院长。钱学森回国后，鉴于钱学森的专长，特别是对未来科技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央请他在中科院筹建力学研究所并随后于1956年担任了第一任所长。他还有另外一个对外保密的职务：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导弹研究院的院长。

1958年对于他们三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李四光和钱学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竺可桢提出了入党要求。

李四光回国后，在工作中深切地感到了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1957年，他针对科技人员中有极少数人散布的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的谬论，在新华社发表了《党能领导科学工作》的谈话。他指出，“解放几年来科学研究工作的巨大成就、科学队伍的空前壮大”都归功于党的领导。1958年10月18日，他在填写入党志愿书时写道：“希望彻底改造自己，争取踏踏实实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对残余乃至潜伏的资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12月29日，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正式批准接收李四光为中共预备党员。

钱学森则在1958年9月24日填写入党申请书，10月16日支部大会通过。由于钱学森身份特殊，中科院党组还专门向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和中共中央写了请示报告。

竺可桢在1958年2月18日的日记中，回顾了1898年至1958年的经历，感叹：“最后使我们国家能富强，民族能振拔，是共产党和毛主席之英明领导。”1962年入党时又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毛泽东最关心的领域

新中国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展身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舞台。毛泽东关注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这三位科学家，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党内的同志，而是他们研究的领域也是毛泽东最关心的领域。

“没有国防就无从去谈发展”，钱学森是毛泽东最看重的一位科学家。1960年11月，钱学森领衔研制的我国第一颗导弹发射成功，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激动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63年12月，毛泽东注意到“反飞弹”时代到来的问题，指示加紧研究反导武器。而钱学森在这方面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石油被称为工业的血液，弄清国土的石油资源情况是建国后的急迫任务。1953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把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征询看法。李四光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和对中国地质条件的认识，坚决不相信中国“贫油论”，终于和石油部一齐努力，先后发现和开发了大庆油田等大型油田，到1963年底，中国石油基本达到了自给。1964年元旦，毛泽东请李四光到中南海看豫剧《朝阳沟》。开演前，毛泽东和李四光进行了谈话，说：“你们两部（地质部和石油部）都有很大功劳。”

农业增产问题是毛泽东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1963年1月16日，竺可桢出席了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阐述了科研工作如何支援农业生产的意见。会后，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他在当年8月利用休假时间，撰写了题为《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的论文。这篇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气温、降雨量和太阳辐射3个气象要素的特点，指出了增加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可能性，并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建议。毛泽东在国家科委的内部刊物上阅读了这篇文章后，激动不已，遂拟约见竺可桢，以及李四光和钱学森三位科学家。

“我们分工合作，把天地都管起来”

1964年2月6日下午，三位科学家先后被邀请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事后，三位科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对这次接见有过一些回忆。

关于这次接见，李四光曾对女儿李林回忆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钱学森也在回忆文章中谈及“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等等。

他们3人中，只有竺可桢留下了宝贵的当天的日记。他写道：

“1964年2月6日，下午1点钟得毛主席电话，要我去中南海谈话，并说只约了仲揆（李四光）和钱学森。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后的（乙组）时，见毛主席卧室两间，外间摆满图书，内室一大床，桌、椅、床上也摆满图书。他卧在床上与我握手后，床前已摆好3椅，我坐下正要问好，他就先说见到我关于《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一文，并说农业八字宪法‘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外，还要加‘光与气’。他对于太阳光如何把水和碳氧二（二氧化碳）合成为碳水化合物有兴趣。未几仲揆和学森来，就大家谈地球形成之初情况，如何空气合成了许多煤与石油，动植物如何进化。他又提到无穷大与微观世界、正电子与反电子的辩证法。问钱学森反导弹有否着手，毛主席以为应着手探研。谈到仲揆造山运动和冰川，因此谈到地质时代气候变迁与历史时代气候的变迁。毛主席又问到近来有否著作可以送他看。3点告别。”

翌日，竺可桢又在日记中记载了与毛泽东前日约见有关的内容：“7日，裴副院长（即中科院副院长裴丽生）来谈，询昨日下午毛主席谈话情况。我告以经过情形，但我耳不明、且记忆太坏，所以未必全能记得。昨天所讲可以看出：一是关于农业八字宪法，毛主席以为‘水、肥、土、密、保、种、工、管’八字宪法在农业方面照顾尚有缺点，应加‘光和气’（日光和气候）。次则关于反导弹问题，并盼能组织一个小委员会研究其事。”“昨天和毛主席谈后，今日写了封信给他老人家，并送他《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各一本，因他老人家昨天曾问：‘你们有什么著作？’”

有的文章还更详细地叙述了当时毛泽东和竺可桢的对话，即毛泽东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则回答说：“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又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

菊香书屋谈话后，当年12月20日，李四光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又特地找李四光谈话，表扬了他用地质力学理论找石油的科学方法。李四光十分感动。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1966年后，李四光在继续找铀矿、找油田后，还开始了对地震的研究。1968年春，他在参加国务院关于北京发生地震可能性的会议，提出了相关意见，周恩来采纳他的意见，事后证明李四光的判断是正确的。1969年5月，毛泽东在与李四光谈话时，请李四光整理一些他研究范围内的资料，供中央领导人阅读。不到一年，李四光终于完成了资料的编写，分别呈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

1964年2月，毛泽东曾详细询问了竺可桢关于气候变化概况和未来趋势。此后几年，竺可桢决意深入研究我国历史气候变迁问题。“有过去相关科学积累为基础，有世界对此问题的普遍关注，又有毛泽东在这方面的鼓励，竺可桢在这个领域里准备深化研究当然也顺理成章了。”1972年初，竺可桢完成了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发表在当年第一期的《考古学报》上。“（竺可桢）在古稀之年，完成了这篇著名论文，攀登上世界科学的新高程。”

“文革”中，钱学森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特殊保护，成为“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的实际负责人。其中，1970年他果断拍板在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上进行核潜艇弹体落水实验，为国家节约了数亿元的资金。“文革”结束后，1980年5月，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试射成功；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导弹核潜艇下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政治部组织撰写的《钱学森传》指出：“从陆上发射到水下发射，从固定阵地发射到机动隐蔽发射，中国导弹家族的扩展、中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在艰难的历程中，筑造了一座又一座丰碑。而这些丰碑上面，都大大地写着一个人的名字——钱学森。”

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先后六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菊香书屋谈话后的那一年12月26日，钱学森受邀参加毛泽东的生日宴会，被安排和毛泽东同一张桌就座。这是他继1956年后又一次与毛泽东同桌吃饭。毛泽东的每次接见，都给了钱学森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正如钱学森后来回忆的那样：“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

来源：甘肃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