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安定和经略西藏的历史功绩

摘要：清前期为安定和经略西藏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的顺治、康熙时期,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确定了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进军西藏,驱逐准噶尔部,改订西藏行政体制,册封七世达赖喇嘛,任命四名噶伦管理西藏政务。雍正五年(1727年)

朱诚如

摘要：清前期为安定和经略西藏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的顺治、康熙时期,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确定了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进军西藏,驱逐准噶尔部,改订西藏行政体制,册封七世达赖喇嘛,任命四名噶伦管理西藏政务。雍正五年(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并多次颁下“章程”,整顿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乾隆朝抗击廓尔喀两次入侵,并于五十八年(1793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自此成为治理西藏的法典。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先民,经过漫长岁月生生不息的繁衍,由众多部落逐渐统一。早在公元前,藏族先民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建立了联系。到了唐朝,藏汉双方通过王室联姻、会盟,形成政治上的亲谊关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统一了全中国,创建了继汉、唐王朝之后,中国版图内各地区和各民族大一统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元中央政府设立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明朝取代元朝后,继续治理西藏。明初沿袭元代官职、品秩,并在西藏分设行都指挥使司,隶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管理军事、民政。永乐年间,中央政府遣使册封西藏宗教领袖为法王,权在中央。明宗喀巴对西藏喇嘛教进行了改革。除达赖、班禅之外,明末西藏还由蒙古贵族出身的藏巴汗控制。自此以后,尽管中国经历了王朝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的管辖之下。

清朝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治理。顺治九年(1652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朝皇帝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大部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西藏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于是改订西藏行政体制,册封西康地区活佛为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入藏,任命四名有功、有名望的藏官为噶伦,管理西藏政务。雍正五年(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界线,也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为了完善西藏行政机构的职能,清朝多次颁下“章程”,整顿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乾隆朝抗击廓尔喀两次入侵,五十八年(1793年)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29条,自此成为治理西藏的法典。清前期为安定和经略西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从雍正五年(1727年)设立驻藏大臣到清朝覆灭,清中央政府先后派遣驻藏大臣达百余人。

一康熙驱准保藏设置噶伦

清入关以前,曾于太宗崇德四年(1639年)派专使入藏联系。崇德七年(1642年),西藏各教派首领派遣伊拉古克三等专使到盛京,主动建立联系。同一年,早已臣服清廷的和硕特蒙古首领顾实汗领兵入藏,尊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为宗教领袖,控制了西藏地方的权力。后又于顺治二年(1645年),赠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的尊号。自此,达赖管理前藏,居拉萨布达拉宫;班禅管理后藏部分地区,居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以此分割五世达赖喇嘛的权力,巩固顾实汗在西藏的统治地位。

清入关定都北京以后,清廷进一步加强与西藏的联系。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皇帝派恰噶喇嘛、嘉饶喇嘛入藏,问候达赖和班禅,并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会晤。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亲自进京朝觐纳贡,受到清廷隆重接待。清廷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册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①明确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宗教领袖地位,承认顾实汗对西藏地方的统治。顺治帝亲自在太和殿设宴为达赖洗尘。翌年,五世达赖喇嘛返藏,顺治帝又在南苑设宴为之饯行。

顺治十一年(1654),顾实汗病逝于拉萨哲蚌寺。康熙初年,西藏权力操控在五世达赖手中,西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第巴的任命权完全由五世达赖所掌握。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他所委任的第巴桑结嘉措出于争夺权力的需要,匿不发丧达15年之久。对外宣布五世达赖“入定”,相关事务均由其全权处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桑结嘉措又假五世达赖之名遣使进贡,并奏称“乞皇上给印封之,以为光宠”,要皇上册封其为藏王。康熙皇帝尽管不知道达赖喇嘛已故,但顺治时已将藏王行政权授予顾实汗及其子孙,所以册封其为“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②其职权只在于“弘宣佛法”。这样,西藏地方权力仍在和硕特蒙古部顾实汗之子孙拉藏汗手中。桑结嘉错不甘心只有宗教事务权力,进一步与准噶尔部噶尔丹相勾结。噶尔丹早年在西藏出家,以五世达赖为师,与桑结嘉措为同门,准备引准噶尔部兵入藏。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昭莫多之役,噶尔丹大败,清廷方知达赖五世已故。康熙帝痛斥第巴桑结嘉措的恶行:“阳则奉宗喀巴之教,阴则与噶尔丹朋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而坏宗喀巴之教。”③桑结嘉措表示悔过。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派理藩院主事保住等入藏“宣问第巴,并将转生之小达赖喇嘛看明回奏”,④表明中央政府要扩大在西藏的事权。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和硕特蒙古拉藏汗承继汗王,与同年退位的桑结嘉措水火不容。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拉藏汗在获悉桑结嘉错企图谋害他的密谋后,杀桑结嘉错,并奏报清廷要求废伪立的六世达赖喇嘛,重新夺回西藏的统治权。

为了稳定西藏政局,康熙帝派人入藏,封拉藏汉为“翊法恭顺汗”,并将拉藏汗指认的假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护解进京,结果途中病故。于是拉藏汗遵旨重新寻访意希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并在布达拉宫正式坐床。此举遭到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等三大寺僧侣和青海一些台吉的反对。

西藏所出现的复杂局面,使清廷认识到“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藏独理”,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派侍郎赫寿入藏“协同拉藏办理事务”。①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又遣特使入藏,册封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要他协助拉藏汗管好西藏事务,以稳定西藏局势。清朝于顺治八年(1651年)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和所统治的区域。

其时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拉布坦正在不断地扩张实力,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他遣使滚楚克等奏请清廷,要求将厄鲁特蒙古降清之人全部归属他的部下,遭到康熙帝的拒绝。“厄鲁特来降朕者,原皆噶尔丹属下人,噶尔丹违朕之旨,毒害生灵,朕亲率兵剿灭。其属众有俘获而来者,有陆续归降者,并非尔之人,所奏不准行”。①策旺阿拉布坦采取离间手段,吞并了土尔扈特部部分部众。策旺阿拉布坦仍不满足,又开始图谋西藏,以控制拉藏汗和达赖喇嘛,把西藏和青海的和硕特部掌控在自己手中,从而号令众蒙古。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月,策旺阿拉布坦派兵攻打哈密城。哈密是通往蒙古和内地的交通要地,早已归属清朝。哈密伯克额敏率部联合驻防哈密的绿营兵击败准部的攻击。出兵攻哈密暴露了策旺阿拉布坦称霸西域、图谋西藏的野心。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一月,策旺阿拉布坦在做了充分部署之后,以送前年来伊犁的拉藏汗之子噶尔丹丹衷与其女联姻回藏省亲为名,派出大策零敦多布率领军兵6000人,同时策旺阿拉布坦又派一支300人军兵住青海塔尔寺,劫格桑嘉措后,与大策零敦多布在藏北汇合,以送格桑嘉措去拉萨坐床之名入藏。

策旺阿拉布坦为了乘人不备,令大策零敦多布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要翻越昆仑山三层冰山,再经阿里,至藏北那曲。大策零敦多布率军用了七个月时间到达藏北,偷袭成功。当准噶尔部军兵出现在藏北时,拉藏汗措手不及,仓促间命颇多鼐组织卫藏军队赴藏北迎战,大败。准噶尔部进拉萨,占领布达拉宫,处死拉藏汗。在拉萨大肆抢劫,尽搜各大寺庙重器财物无数,运往伊犁。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初一,准噶尔部大策零敦多布军攻下布达拉宫,占据拉萨。三个月后的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十一日,康熙帝才得到拉藏汗被害前要求朝廷派兵救援的奏折:“若将喀木危藏之地,被伊(指准部)踞去,将使黄教殄灭。为此恳求皇上圣鉴,速发救兵,并青海之兵,即来策应。”②之后,又收到拉藏汗被害及拉萨被劫掠的讯息。

康熙帝决定全力驱准保藏,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七月十六日,命西安将军、湖广总督额伦特和蒙古将军侍卫色楞率军兵4000人由青海入藏,由于战备仓促,进入藏北即遭准噶尔军围堵,粮草被劫,至九月二十八日,历多次交战,清军几乎全军覆亡,伤亡两千多人,统帅额伦特战死,侍卫色楞被俘。原本有些轻敌的康熙帝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十二日,康熙帝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式样,并派诸宗室王公子弟从征。命允禵以“大将军王”统领进藏征剿的清军,阵势之大,前所未有,宣示朝廷驱准保藏的决心。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四月,经过一年多的军事部署,武备马驼及粮草物资一应准备齐全,正式开始驱准保藏的军事行动。八月下旬,定西将军噶尔弼、副将岳钟琪率兵攻入拉萨,延信中路军进抵喀喇乌苏,惨遭失败的大策零敦多布率残部经藏北草原遁回伊犁,征讨准部策旺阿拉布坦侵扰西藏取得了彻底胜利。十一月十八日,康熙帝宣谕:“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①西藏急需稳定和治理。

二置噶伦,驻藏大臣制度化

清军首先在拉萨成立以延信为首的临时军政府,由两名喀尔喀蒙古王、两名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两名西藏贵族组成,主要任务是组建新的西藏地方政权。康熙六十年(1721年),确定新政权采取众噶伦体制,废第巴和藏王制。雍正元年(1723年),康济鼐因功被命为首席噶伦,阿尔布巴为副,共同执政西藏地方,听命于中央政府,再次确立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由中央政府册立的六世达赖噶桑嘉措,已经入藏举行坐床仪式。明确自此以后,达赖喇嘛的废黜和册立权在中央,由大清皇帝决定。废除了过去由西藏的第巴、藏王以及三大寺喇嘛来决定的旧制。噶伦政权基本上维持了西藏政教分离的格局,强化中央政府的集权。

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清廷决定由贝子康济鼐总理西藏事务,噶伦阿尔布巴协理掌办藏事,隆布鼐、颇罗鼐、扎尔鼐协助,定制五人制的噶伦,均为藏人上层。但由于原来出自不同派系,很难协调一致。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清廷决定正式授给康济鼐总理西藏事务印信,以强化在诸噶伦中的地位。

雍正五年(1727年)初,清廷正式委派内阁学士僧格和副都统马喇入藏,代表中央政府驻扎西藏,监督地方,此为清廷在西藏设驻藏大臣之始。驻藏大臣尚未到任,雍正五年六月十八日,噶伦阿尔巴布、隆布鼐、扎尔鼐三个前藏贵族,以议事为名,将康济鼐谋害于大昭寺,图谋夺取总理西藏事务的权力。携带朝廷授康济鼐总理西藏事务印信的两位大臣途中得知康济鼐被害,八月初抵达拉萨,此时阿尔巴布等人已发兵攻打管理后藏事务的噶伦颇罗鼐,混乱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两位驻藏大臣奏请朝廷派兵援藏,方可稳定政局。雍正认为“西藏又出一可趁之机矣,所以言天下事不可预料,只可随时办理耳”。①长痛不如短痛,抓住时局变化,彻底解决西藏内乱。十一月雍正帝令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统迈绿带满兵四百,及陕西、四川、云南绿营兵,兵分两路,由西宁和川滇入藏。

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二十六日,颇罗鼐统领阿里后藏军兵9000人前往平息叛乱。生擒内乱祸首阿尔布巴以及隆布鼐、扎尔鼐等人。清廷令颇罗鼐暂统管前后藏事务,留副都统马喇和内阁学士僧格为驻藏大臣,领川兵2000人分驻前后藏。主要监督调解西藏僧俗矛盾,并不干预西藏具体事务,并将幼年的达赖喇嘛转移至里塘附近建庙安置。雍正六年,清廷正式设立驻藏大臣衙门,设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二人常驻拉萨,以便对西藏政务进行直接监督管理。

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清廷命马喇和僧格以驻藏大臣总理西藏事务,定制两人,三年一轮换。九年又晋封颇罗鼐为多罗贝勒,颁发“总理卫藏事务多罗贝勒之印”管理噶伦事务,并确定西藏驻军归驻藏大臣调控指挥。继之又对西藏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将巴塘、里塘划归四川,将维西、中甸等地划归云南,明确西藏地方所管辖的范围。

驻藏大臣制度化,建立驻藏大臣衙门,配备衙内属员。职权明确,并派驻军队予以护卫。颇罗鼐地位和权力也得到加强,藏军由其调遣,官员连其他四噶伦授权其荐选。达赖喇嘛亦是朝廷册立,为宗教首领,在藏区地位崇高。三者结合,应该能够比较好地维护西藏稳定。

三抗击廓尔喀入侵

(一)廓尔喀入侵西藏

尼泊尔与我国西藏毗邻,清代尼泊尔诸部落中的巴勒布最早与清朝建立关系。巴勒布人经常前往西藏贸易和居住,民间往来不断。巴勒布人与西藏贸易频繁,是因为双方的资源互补:巴勒布人需要西藏的食盐、牲畜以及内地转运而来的茶叶等物品,巴勒布的稻米、铜钱以及从英国人手中转运的毛毡等物品为藏人所需。许多巴勒布人因为贸易而在西藏居住。此外,尼泊尔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藏人崇信佛教,宗教信仰上的联系也使巴勒布人与藏人之间交往日多。从雍正年间开始,巴勒布与清朝中央政府有了往来,遣使赴京进贡谢恩。乾隆五年(1740年),巴勒布遣使进京,乾隆帝召见使者“至御座赐酒”,促进了巴勒布人与清朝中央政府及西藏地方政府的互相往来。

廓尔喀也是尼泊尔的一个部落,地处加德满都西北,其地气候适宜,环境优越,物产丰富,得以迅速发展起来,后来兼并了巴勒布等其他部落,统一了尼泊尔。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廓尔喀王朝建立,定都阳布(今加德满都)。廓尔喀崛起之后,其统治者认为其“疆土偏狭”,萌发起扩张的野心,仗其民人勇敢善战,企图以武力进行扩张征服。当时占领印度的英国人也有意武装廓尔喀为其效力,将一些先进的近代火器配备给廓尔喀人,使其军事实力增加,进一步助长了其“好武”的本性,并以侵略邻地为其扩张指向。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统一不久的廓尔喀王朝继承王位的是年幼国王,王朝的权力落在其叔父手中,听命其左右朝政。摄政的巴都尔萨野把扩张的矛头指向与之毗邻的西藏。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世班禅贝丹意希托请章嘉呼图克图代奏,希望两年后的乾隆七十寿诞时,亲赴朝廷祝寿诵经。乾隆帝认为这是加强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密切关系的契机,于是谕令隆重接待。特遣皇六子质郡王永瑢和吏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永贵千里迢迢赴岱汉迎接。并在热河建须弥福寿之庙,以供班禅居住。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二十一日,一路历经艰辛,受到中央和地方官员陪侍接待的班禅,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依清旷殿受到乾隆帝的隆重召见,之后在万树园赐宴,赏赉冠服全银缎匹等。班禅亦率众为乾隆帝祝寿诵经,岂料后来在京城居住染豆,于当年十一月初二日在京师西黄寺圆寂。班禅的后事办理得十分隆重,乾隆帝厚赐大量财物珍宝,加上以前的多次赏赐,“无虑数十万金,而宝座、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珍宝不可胜计”①,并派庞大的队伍护送灵柩返藏。班禅同父异母兄仲巴呼图克图在护送班禅灵柩返回西藏后,竟将巨额珍宝财物既不布施各寺和众藏喇嘛,也不予班禅亲弟沙玛尔巴,而是一概据为己有。沙玛尔巴为泄私愤,出走廓尔喀,以巨额珍宝财物为诱饵,引狼入室,煽动廓尔喀出兵西藏。

廓尔喀早有侵藏图谋,于是以贸易纠纷为借口,为入侵西藏做准备。一是提出与藏人交易中廓尔喀所铸新银元,与其过往所铸旧银元要以一当二的比例使用。二是以藏人所售廓尔喀“食盐糅土”,以及西藏地方对廓尔喀人的货物“商税增额”为托词。事实上,因为藏区缺铜,使用廓尔喀所铸新银钱作为流通货币,其所铸新银钱比其过去所铸的旧银钱成色要好,但一当二的比例显然是不合理的交易价格。至于食盐掺沙,藏盐出自山谷,本来就有沙。商税是随行就市,不断变动。即使有些藏商食盐掺沙,个别官员提高税额,但这些显然都不能构成武力侵藏的托词。

特别是廓尔喀在给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文书中,竟然提出领土主张,要求将与其接壤的聂拉木、济咙归其所有,充分暴露其通过武力进行领土扩张的目的。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初,廓尔喀国王派手下头目苏尔巴尔达率3000廓尔喀兵入侵西藏,占领藏南的聂拉木、济咙。六月,廓尔喀入侵西藏后,驻藏大臣庆麟、副都统雅满泰即前往布达拉宫,会见达赖喇嘛、首席噶布伦丹津班珠尔、噶布伦班第达等,会商举措,并举兵1300人分别堵截。在驻藏兵力不足的情况下,驻藏大臣以紧急军情飞报成都将军、四川总督和提督,要求派兵援藏。为保护年幼的班禅额尔德尼,提出在紧急情况下,将班禅额尔德尼移驻前藏,并调藏北蒙古兵500人赴前藏护佑。七月初,驻藏大臣庆麟得悉,廓尔喀已威胁扎什伦布寺,于是亲率200绿营兵,从拉萨急赴日喀则,抵达扎什伦布寺即会同仲巴呼图克图,急见班禅额尔德尼。由于藏兵平时缺乏训练,战斗力差,宗喀很快为廓尔喀占据。四川总督李世杰接驻藏大臣飞报后,紧急派遣副都统佛智、四川提督成德领兵3500人援藏。

七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接到驻藏大臣庆麟第一份廓尔喀入侵的紧急军情奏报。责令成都将军鄂辉、松藩镇总兵张芝元急返成都,领兵援藏;又令四川总督李世杰,提督成德调兵援藏。八月初四日,乾隆帝发出以驻藏大臣口吻行文的檄文“檄谕巴勒布部落廓尔喀等”,表明入侵西藏“亦断不容稍为轻赦,必发大兵的歼戮剿除”,令其退兵,否则大兵征讨,“尔部落可须臾尽灭”①,明确表明对郭尔喀为入侵西藏必须严惩不贷的态度。

八月十日,四川总督李世杰除前已成行的援藏部队之外,又在藏情不明的情况下,决定再调遣满洲兵、绿营兵、屯练兵等4000人前往。八月十二月,庆麟一路护送班禅额尔德尼抵布达拉宫。八月二十四日,乾隆帝指令援藏军兵,以鄂辉为将军、成德为参赞大臣,统一指挥,四川总督李世杰负责督办援军粮饷和续调援兵。对驻藏大臣庆麟前期处置极为不满的乾隆帝,决定派遣晓藏语的理藩院侍郞、御前大臣巴忠为钦差大臣,领衔前往后藏处理藏务。

在中央政府和四川等地方调兵遣将援藏之际,以萨迦呼图克图和仲巴呼图克图为首的西藏地方上层贵族,却不顾西藏地方民众的利益,极力主张向廓尔喀求和。西藏地方的噶布伦班第达等,背着中央政府私下遣使向廓尔喀议和,拟订协议,廓尔喀逼迫西藏地方每年给廓尔喀300个银元宝,廓尔喀方可退兵。后因藏方认为负担过重,无力给付,提出修改协议,廓尔喀强势威逼。

九月十一日,副都统雅满泰首次得知西藏地方与廓尔喀私下议和事。雅满泰严厉训斥仲巴呼图克图“专擅行事”“尔等私议和息,不足为凭”,声明“廓尔喀无故滋事,辄敢抢掠地方,自应声罪致讨”。①

十月初六日,乾隆帝从雅满泰等人奏报中得悉西藏地方私下议和事,斥责西藏地方不经奏报“均可与外夷部落私相往来,尚复成何事体耶?”下谕“若贼众仍在通拉萨拉等处,务即尽力剿杀,收复聂拉木等处地方,再办设誓定界等事”。②乾隆帝特别指出,由藏方喇嘛议和退兵,“则将来喇嘛等亦觉进退操纵,可以专主,尚复何事不可为,而驻藏大臣几为虚设矣”。③乾隆帝将驻藏大臣庆麟降职为正六品的蓝翎侍卫,调伊犁参赞大臣舒濂为驻藏大臣,雅满泰仍为协办。

十一月二十八日,钦差大臣巴忠抵达拉萨后,在巴勒布和廓尔喀都分不清的情况下,奏报巴勒布总共数千人,入侵聂拉木不过2000人。乾隆帝接报后,误认为廓尔喀入侵“原非大事”,怪罪庆麟、雅满泰虚张声势。十二月十三日,巴忠抵达扎什伦布(日喀则),得知西藏地方已初步与廓尔喀达成协议,并得到达赖喇嘛的默许。巴忠见事已如此,不愿再扩大事态,附和双方和议。巴忠在给乾隆帝的奏折中将廓尔喀入侵事,误导为驻藏大臣等处置不当所致。乾隆帝斥责庆麟等“竟敢将驳回(指巴勒布表文)不奏”,将庆麟、雅满泰革职。之后,乾隆帝又以将军口吻拟一谕廓尔喀檄文,表示“大皇帝洞鉴隐微”,已将驻藏大臣革职治罪,“大皇帝天下一体”,对其入侵行径“暂为宽恕”。警告其“尚敢肆行无忌,断无轻纵之理,必将尔全境荡平,不留遗孽”。④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巴忠向乾隆帝奏报“番众畏惧,先行退避”,其“所占地方业经全行收复,边界廓清”。⑤五月十九日,在沙玛尔巴的逼迫下,西藏地方首席噶布伦丹津班珠尔在和议协议上签字。丹津班珠尔从西藏地方寺庙和商户挪借拼凑了第一年的300个银元宝赎金,以换取廓尔喀撤军。协议除赎金外,银钱兑换率、食盐掺沙等事均满足廓方要求,甚至将廓尔喀设驻藏代表一人、廓尔喀人在西藏犯罪只能由驻藏代表处罚的荒唐条款列入其中。

巴忠、鄂辉始终未向乾隆帝奏报私下签订“纳款退兵”密约事。即使后来二人抵京后,仍然密不奏报。结果误导了乾隆帝在五十五年(1790年)其八十寿诞时,封赐廓尔喀国王和其叔“巴都尔萨野”名号。廓尔喀第一次入侵西藏,竟然在西藏地方“纳款退兵”中结束。

廓尔喀第一次入侵西藏,朝廷调动各路人马,各路军旅风餐露宿援藏助战,朝廷拨出帑银上百万两,以抵御廓尔喀的入侵,结果双方还未交手,被西藏地方贵族和朝廷钦差大臣互相勾连,委屈构和,赔款退兵,也为廓尔喀二次侵藏埋下隐患。

(二)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八月十三日是乾隆帝八十寿诞,廓尔喀在与藏人私约中得到利益后,亦派使臣进京称臣纳贡并祝贺正旦日。当年十月,廓尔喀派人来藏按私约索要按年度的赎金300银元宝,西藏地方怕暴露私下议和事,迟迟未敢兑现。廓尔喀一直相逼,达赖喇嘛亦想尽快私了此事。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六月,西藏地方首席噶布伦丹津班珠尔、噶布伦札什端珠布尔以及驻防聂拉木的戴琫将结奉达赖喇嘛之命,以巡阅边兵为名赴扎什伦布(日喀则),应约在聂拉木冲堆与廓尔喀方面会谈交结银元事。廓尔喀方面早有准备,备兵千余人,趁藏方人员不备,发动突然袭击。丹津班珠尔指挥随员百余人奋力抵抗,终因双方力量悬殊,不敌。丹津班珠尔、札什端珠布、将结等西藏地方官员及僧俗30余人被拘俘,随员数十人遇害。廓尔喀挑起第二次侵藏严重事端。

七月初七日,廓尔喀借口“索债”,调兵分路开始侵入西藏。共分三路,西路由济咙入侵,指向宗喀;中路由聂拉木北上指向定日;东路由乌咙指向定结。廓军攻占济咙、萨迦,逼近日喀则。驻藏大臣保泰未做抵抗,于八月十六日匆忙将班禅移送前藏。仲巴呼图克图为首留守藏人闻廓尔喀军临近,纷纷逃遁,作鸟兽散,致使廓尔喀人迅速攻占扎什伦布寺。廓尔喀军兵对札布伦寺进行疯狂抢劫,金银佛像、供器藏品,连清廷赏赐六世班禅的金册均洗劫一空,甚至历代班禅灵塔上镶嵌的珍宝尽行挖空。保泰慑于廓尔喀兵威,欲将达赖喇嘛与班禅移住泰宁。达赖喇嘛认为移住必然引起前藏民众人心浮动,局势会更加混乱,予以回绝。

八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在木兰围场突然接到廓尔喀复来侵扰的奏报,深感事态严重。于是将驻藏大臣保泰的奏折转递回京,转给理藩院左侍郞、当年赴藏处理藏务的钦差大臣巴忠阅看。巴忠自知瞒天过海的“纳款退兵”罪孽深重,于二十三日夜“投河淹毙”。事情完全暴露在乾隆帝面前,抗击廓尔喀侵藏一战已经不可避免。

由于交通不便,信息来源混乱不一,乾隆帝开始难以决断。但他意识到必须果断调兵遣将,尽快援藏抗敌,“总当痛加剿杀,使之闻风胆落,不可先存迁就,致留后患”①。首先想到的是两广总督福康安,“必须动兵时,即遣福康安前往办理”②。福康安系首席大学士、军机大臣领班、一等公傅恒之子,乾隆原配孝贤皇后之侄。“素娴军旅”,熟谙兵法,勇敢善战,军功卓著,堪与重任。为做好战前准备,九月中旬,令兵部就近从各省调拨白银200万两入川,交由署理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孙士毅筹备军需支用。为加强援藏川军的实力,又选派5名乾清门侍卫从成都入藏为成德、鄂辉差遣,又调福康安堂兄、福建水师提督奎林为蒙古正红旗都统入藏操纵军务,随后即调两广总督福康安进京,准备统兵入藏。另谕署理四川总督孙士毅全力为援藏清军筹备军需粮饷,保障八千至万人大军的后方供给。

十月初六日,命军机大臣传谕鄂辉、成德、孙士毅等,对廓尔喀侵藏“必须慑以兵威,痛加歼戮,方可使之威惧,不敢再萌窥伺”③。并进一步明确进剿目的即保护达赖、班禅,保护黄教,保卫西藏。

十月二十六日,福康安抵京后,乾隆帝于十一月初二日即命其为将军(后又晋授大将军),令军功卓著的都统海兰察和福建水师提督奎林为参赞大臣,统军援藏。并挑选巴图鲁侍卫、军机章京百人随从听差。调勇敢善战的黑龙江索伦、达斡尔兵千名,归福康安调遣。另谕陕甘总督、驻西宁办事大臣为入藏官兵备马匹粮草等军需,署理四川总督孙士毅之前接谕后,提前即为万人大军备齐军需。

福康安没有选择由四川入藏,而由艰险难行的青海西宁入藏,以求尽快抵达西藏前线。十月初十日,福康安抵西宁,稍事休整后,于十二月初一即从西宁启程赴藏。一路轻骑简从,“随行官弁、跟役,不过三十余人”。时值隆冬,“冰坚雪厚”“石径崎岖”,福康安等人风餐露宿,日夜兼程,“每日寅初起程,行至戌刻”。进入高原地带,尽管人马困顿,福康安本人“冒寒患病”,军兵“头晕气喘”“肌肤浮肿”,被迫停息二日,然后仍疾行赶赴。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二十日,历经50天的困顿疾行,终于抵达拉萨。西宁至前藏路程远达4600余里,平日往来两地一般需要120多天。福康安一行重任在肩,负病疾行,除途中耽搁11天外,实际上只用了39天。至西藏后,他随即会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宣谕圣恩,予以安抚嘉赞,以慰其心,取得达赖喇嘛等藏人支持。之后,藏人全力拥护朝廷征廓,不仅出人和牛马运输军需,还提供火药、铅丸、大炮、战马等。福康安立即着手了解廓尔喀二次侵藏缘由,并摸清敌情,廓尔喀“其地界东西约有数千里,南北亦不下一千数百里”①,且“强横善守”。福康安根据乾隆帝旨意,三月向廓尔喀发出通牒,指其入侵西藏,抢掠札木伦寺“实属罪大恶极,为覆载所不容”②,奉旨征讨,绝无说和。此时,廓尔喀毫无领罪之意,反而气焰嚣张,竟以增兵边境作为回复。闰四月初,廓尔喀国王正式回信,仍无领罪之意,轻慢福康安的通牒檄文,以为过往清军并未开战,予以轻视。

福康安深知,一旦开战,大军深入,军需马匹粮草、军械火器必须妥为保障。四月中旬,乾隆帝特简副都统和琳抵藏,专为督办军需。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西藏僧俗支持下,迅速筹备粮草火器。署理四川总督孙士毅亦全力督运四川军需进藏,逐站递运,滚动快速。在军需得以保障的前提下,福康安和海兰察(奎林病故于赴藏途中)确定对廓尔喀之战的主攻方向:从宗喀、济咙方向出战。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闰四月上旬,各路军马陆续抵达,万人大军全部集结。四月二十七日,福康安随即率6000将士自第哩浪古起程。五月初六日,大军抵宗喀南面的辖布基后,首攻要隘擦木。其地势险峻,两山夹一横山梁,山梁前后建两碉楼,周砌石墙,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清军架梯强攻,“全歼贼众”。初八日,大胜玛噶尔辖尔甲敌军。初十日,进攻济咙廓军官寨。其寨依山傍水建三碉一寺,地势险要。清军火攻梯登,冒雨强攻,奋勇杀敌。海兰察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所乘战马右腿中枪,“幸未颠蹶”。歼敌、生擒千余人,大获全胜,收复重镇济咙,扫除进军的障碍,打通了深入敌境的道路。另外,福康安遣成德领兵3000,作为偏师,牵制廓军,由聂拉木进剿。待主路攻克济咙后,一起乘胜进军,合师阳布。主路大军稍做休整后,冒雪深入敌境,道路崎岖险峻,至热索桥。热索桥与济咙之间为西藏与廓尔喀的分界地,“为扼要之地”,“两崖高峻”,横架一独木桥,只能攀藤而过。守敌撤桥据三座碉楼固守,海兰察绕道上游,以木筏顺流,突袭敌军头层石卡。智取头层后,再夺里层石卡,于五月十五日夺取热索桥。清军顺利过河后,顺流艰难行军两日,深入廓尔喀境内一百六七十里。大军奋力克旺堆,取克堆,下东觉,在崇山峻岭、烟瘴之地,一路战伐,连续作战。尽管孙士毅、和琳、惠龄、鄂辉一路督运军需,但由于山路崎岖,全由藏民人力运输,军需补给难于接续,官兵面临伤病断食困境,但清军仍势不可挡。

六月十五日,福康安在达雍雅军营接廓尔喀国王五月二十八日的禀文,其将入侵西藏诿过已死的沙玛尔巴挑唆,并未俯首领罪。福康安立即回檄,历数廓方入侵之罪,言明大军攻伐阳布之前,必须俯首领罪,由王子率巴都尔萨野、玛木萨野、沙玛尔巴(福康安并不完全相信沙玛巴尔已死)至军营出降,并放回所拘俘的噶布伦丹津珠尔等藏方僧俗人等,方可奏明皇上,赦免前罪。其时,成德所率清军攻下札木之后,一路夺寨攻卡,于六月十日已攻抵阳布东北的利底山梁。

廓尔喀国王听闻清军临近,避战到印度境内,由巴都尔萨野执政。接到福康安的檄文,执政的巴都尔萨野于六月十八日回禀,表示俯首领罪,听命福康安的吩咐。其时噶布伦丹津班珠尔一行被放回,与廓尔喀使者同至福康安军营。福康安在了解相关情况并权衡当时清军面临的困境,即又发一檄文交使者带回。明确提出,执政巴都尔萨野必须前来大营叩首谢罪,交验沙玛巴尔骨灰及门徒,归还所掠全部札木伦寺珍宝财物,交出纳款赎地密约,永不索银,撤兵投降。福康安随即将清军处境据实奏报朝廷,并明确若有可乘之机,仍即设法进兵,不敢坐失机会,等待皇上裁断。

七月初二日,福康安鉴于宗喀、通拉山口八九月即将大雪封山,决定继续进兵。清军连续作战,进至雍雅山,往攻噶拉山木城,由两侧攻山夺卡,中路突击,围困敌军。由于木城坚固,清军奋勇攻击时,侍卫墨尔根保、图尔岱、参将张占魁奋勇攀越攻城,不幸中枪身亡。克城毙敌300余,续进数十里至堆补木山口。其地有石卡、木城,清军奋力攻击克城。侍卫索多尔海、都司魏玉龙奋勇当先,中枪身亡。清军连续攻城,疲惫不堪。进至帕朗古河口,对面即甲尔古拉山。甲尔古拉山东连集木集山,连横七八十里,数十处木城、碉卡林立,为廓军重点防御战线,易守难攻。首先必须攻取河口桥梁,于是兵分两路,西路夺桥攻甲尔古拉山,东路由河口上游攻集木集山。西路强攻石卡,敌军欲撤桥退避南岸,清军奋勇夺桥,过河进击,侍卫阿满泰、屯备色丹巴奋勇当先,不幸中弹身亡。东路清军搭桥过河,攻击集木集山。两山相连,山势险峻陡峭。清军强攻,廓军居高临下,施放枪炮滚石。清军逆势强攻,不克,撤至北岸。甲尔古拉一战,尽管清军奋勇进击,终因守敌据险固守,清军损失惨重,损兵折将千人,为入境之后首次失利。

七月初八日,廓尔喀国王禀文送达大营,同意福康安檄文各款,唯表示其与巴都尔萨野畏惧不敢前来军营。七月十九日,福康安、海兰察、惠龄详细分析各方情况下,联署密奏,请求受降撤军。八月初八日,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遣资深头人携禀文,转奏大皇帝,表示“伏地哀恳”,“天兵原来征讨,诛戮头目人众三四千人,攻得地方七八百里”,哀求为廓尔喀“开一线自新之路”。①鉴于当时大雪即将封山,而官兵触染岚瘴伤病严重。福康安等会商后,据实密奏,不待皇上谕旨班师,即行起撤并知会成德一路即行自利底撤军。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初,廓尔喀使者抵京,呈进表文贡物,乾隆帝随即册封拉特纳巴都尔廓尔喀王爵。廓尔喀国王遣使五年一贡,双方往来贸易,边境安宁。

福康安等受命抗击廓尔喀入侵西藏,清军一路艰难苦战,深入廓尔喀境内七八百里,“七战七胜,贼人丧胆”①。进抵廓尔喀首都阳布仅数十里地,迫使廓尔喀纳款投降,完成使命。乾隆帝宣谕内外:“贼匪经此次兵威震慑帖服,不敢再萌故智,边境敉宁,或可保数十年无事。是趁此妥办收功,较之安南投诚入觐,尚为完善。”②清廷抗击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以廓尔喀彻底降服,清军班师撤军结束。

四设置噶厦“政教合一”与《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乾隆帝即位后,基本上延续清朝治藏传统,并不断在实践中进行改革。当时主政西藏的颇罗鼐历康熙、雍正两朝,对治理西藏和稳定西藏政局起了重要作用。清朝政府亦厚待颇罗鼐,从公爵、贝子、贝勒,直到加封郡王,乾隆帝一以贯之予以信任。乾隆四年(1739年),颇罗鼐提出封其长子为镇国公,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为袭郡王爵位,均予应允。但乾隆帝对于俗僧分权的矛盾已有预感,于是乾隆十一年(1746年)即谕达赖喇嘛:“朕闻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伊二人素不相合。但伊二人皆系彼处大人,原不可轩轾异视。”“务期地方宁谧”“持重妥协办理”。既是告诫,亦是期待。同时又给颇罗鼐一密敕:“达赖喇嘛系执掌阐扬西方佛教之人,尔系约事管理藏内人众之人,尔二人同心协力,以安地方。”“若尔二人稍有不合,以致地方不宁。”对于颇罗鼐多年“勉力报效,克副委任,朕所深信。是以并未明降谕旨,特手书此敕”。③也是告诫,亦是期待。所不同的一个是“明降谕旨”,一个是“特手书此敕”,对颇罗鼐寄予厚望,西藏地方事务成败关键在主持政务的颇罗鼐。

乾隆十二年(1747年),颇罗鼐病逝,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袭位执政,“广布私人,凡驻藏大臣一举动,辄侦逻之,禁邮递不得通,潜结准噶尔为外援,藏中有异己者,将尽诛之,势且延及达赖喇嘛,为雄长一方之计”①,既不服驻藏大臣的约束,又阴谋与准噶尔部勾结,图谋叛乱,为驻藏大臣傅清、帮办大臣拉布敦所察。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月十三日,二人以“有旨议事”的名义②,将珠尔墨特诱至驻藏大臣衙门将其擒拿处死。其部属围攻驻藏大臣衙门,并放火焚衙,致傅清、拉布敦及藏汉满官员兵丁128人被害,并劫库银8.5万余两。七世达赖喇嘛在广大藏民的支持下,将珠尔墨特余党尽擒,叛乱平定。清廷随即派四川总督色楞、副都统班第等率兵入藏。

鉴于珠尔墨特因为有藏王称号而“拥势太重”③,所以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经色楞、班第等与西藏上层人士会商,草拟《酌定西藏善后章程》,经乾隆帝批准颁行,核心内容是废除藏王制。十六年(1751年),确立政教合一的噶厦体制(相当于西藏地方政府),即于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之下,设四噶伦(三俗一僧,含一喇嘛噶伦)分理政务。四噶伦地位平等,互不统属。噶伦到噶厦轮值,负责处理日常地方政务,重要军政事务均要报达赖喇嘛、驻藏大臣会商办理,颁布政令,需钤用达赖喇嘛印信、钦差大臣关防,方可遵行。藏军分卫、藏两区,由代本指挥,负责维护治安,五名代本由清政府任命。地方官员按军事、政务、宗教分立,设第巴负责办理日常政务,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任命。达赖喇嘛对地方财政、赋税及寺庙堪布的人事任命有决定权。自此,达赖喇嘛由西藏地方的宗教领袖转而成为政治领袖。这样,西藏的噶厦即成“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彻底解决了和硕特蒙古贵族与西藏地方的权力之争。与此同时,提高驻藏大臣的地位和扩大驻大藏大臣的职权,强化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和治理。

在一系列变乱之后,乾隆帝认识到“办理噶隆之人,权势不可使太专”④,“以西藏事必当众建而分其势”⑤,就是要削弱西藏俗僧总管西藏事务的权力,并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对于驻藏大臣的遴选十分重要。乾隆帝认为,如果驻藏大臣“前往居住,不过迁延岁月,冀图班满回京,是以藏中诸事,听任达赖喇嘛及噶布伦等率意径行”“是驻藏大臣竟成虚设”。⑥于是,乾隆帝先后派和琳、松筠等出任驻藏大臣,以示朝廷对西藏事务的重视。

廓尔喀人能很快深入后藏地区,充分暴露西藏地方政权的弱点和弊端,官吏贪污舞弊,兵备废弛。若不改弦更张,西藏政局就不能安定。清廷命福康安等会同西藏各方人士,筹议西藏善后章程。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安康、孙士毅、和琳等先后上《拟将钦颁金瓶在大昭寺内供奉事》《酌定额设藏兵及训练事宜六条折》《卫藏善后章程六条折》《西藏酌定鼓铸银钱章程折》等。经过先后多次会奏清廷,福康安等在乾隆帝批准的相关章程基础上,依据其主要条款汇编成《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上报朝廷。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章程的主要内容为:

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每逢一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各大转世活佛的转世灵童觅到时,即将灵童姓名缮写在签上,纳入中央颁发的金瓶,由驻藏大臣会集有关大活佛,掣签确定(金瓶和签现在仍保存在拉萨)。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受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须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中央派大员亲临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