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又是一年端午。每到这时候，屈原的名字就会被再一次提起。而每当提到屈原老先生的时候，总会冠以“伟大的爱国诗人“这样的头衔。历史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屈原以死明志投汨罗江自尽，年六十二岁。相传屈原死后，当地百姓为了避免尸体被江中鱼鳖伤害

又是一年端午。每到这时候，屈原的名字就会被再一次提起。而每当提到屈原老先生的时候，总会冠以“伟大的爱国诗人“这样的头衔。历史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屈原以死明志投汨罗江自尽，年六十二岁。相传屈原死后，当地百姓为了避免尸体被江中鱼鳖伤害，于是自发自愿自觉的驾船打捞屈原的尸体，并用以竹和五色丝包糯米投江。从此以后就有了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的传统。但如果翻开历史，同样是死于五月初五的还有一位大大有名的人物却没有享受到屈原老先生的身后待遇。这位著名人物就是伍子胥。

史料记载，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以私通齐国的罪名，赐剑令伍子胥自尽。伍子胥愤恨自刎。死前留下遗言要家人把他双眼挖出，挂在东城门上亲眼看着越国军队灭亡吴国。夫差怒极，于是把伍子胥的尸首用盛酒的革囊包裹并弃于闾江。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羞辱的毁尸手段。后来吴国果然被越王勾践所灭。吴王夫差在死前悔恨不已。因为羞于在阴间见到伍子胥，于是用白布蒙住双眼后才举剑自刭。

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早在屈原投江之前就已经有了五月五以雄黄、菖蒲、艾草辟邪，以及包粽子赛龙舟等习俗。伍子胥含冤死后变成了“波涛之神”。于是在江浙一带，端午节就成了纪念伍子胥的日子。当地人以龙舟竞渡象征营救子胥——“后世遂划龙舟，作救伍员状”。端午也被视作“祭涛神”日。从时间角度上讲，伍子胥死后两百余年才轮到屈原。那么为什么包粽子赛龙舟甚至端午假期，反而普遍被认为是屈原的特殊贡献呢？

查阅了相关资料，相关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追封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为“清烈公”，并下诏将五月初五日定为“端午节”，谕令各地官府组织诸如赛龙舟之类的活动以纪念屈原。说白了就是官方叙事的一再加持。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屈原成为帝王礼制里唯一被全国性纪念的人物备受推崇，而伍子胥则被刻意“冷落”，只能在江浙一隅成为“潮神”；甚至曾因“非正祀”屡遭取缔？！

有人说这是因为屈原的忠，使其成为官方叙事的样板。屈原自沉汨罗江更是其对朝廷对楚王忠诚的真实表现。这从宋神宗追封屈原时给出的“忠清粹节”四字评语可见一斑。但伍子胥又何尝不是对王上一腔热血无比忠诚呢？他不仅用其忠诚和智慧辅佐吴王阖闾成就了称霸中原的伟业，在吴王夫差听信谗言赠剑赐死后不但没有反叛或者逃走，而是慨然赴死。这么看起来也完全符合那个时代“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礼教传统。查阅历史也可得知，伍子胥和屈原本就是一家人。两位都是楚王同宗芈姓。伍子胥的曾祖伍参为楚国大夫。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曾是太子太傅，负责太子的教育。伍子胥本人则在吴王阖闾死前被封最高爵位，相国公。屈原则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曾被楚怀王授予任左徒、三闾大夫。三闾大夫其实属于一份闲差，主要是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的宗族事务，主持宗庙祭祀，并兼管三姓子弟教育。权力地位相对于伍子胥的相国公可谓是相差巨大。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起来就会发现藏在两人身上的奥秘。

首先来说，两人虽都是出身高贵但人生经历大大不同。楚怀王当政期间，楚国官僚利益阶层山头林立，贪腐成风。虽然楚怀王曾一度任用屈原，以“励耕战、举贤能、反壅蔽、禁朋党、明赏罚、移风易俗”为纲领进行改革。但楚国这棵大树早已经被官僚利益集团掏得千疮百孔，再加上楚怀王志大才疏任人唯亲的领导性格，众人皆以争当宠臣为荣。善于钻营拍马的人受到赏识，真心想做事的人无一例外受到排挤和打压。最后连屈原也没能幸免，被楚怀王找借口流放。但屈原却始终对楚怀王“忠心不变”，直至以死明志，堪称忠臣节烈的榜样。而伍子胥这边则不同。在楚平王听从费无忌的诡计，欲将伍家人一网打尽的时候，伍子胥并未束手就擒而是走上逃亡之路。身为世家公子却一度沦落到了成为乞丐的地步。

逃出楚国的伍子胥一连做出两件大事，从此奠定了他在吴国的政治地位。首先就是帮助吴国公子光政变。周敬王五年（前515年），伍子胥在吴国结交专诸与要离，夏四月使专诸刺杀吴王僚，协助公子光成为吴王阖闾，其后又令要离刺杀吴王僚之子庆忌。我们在中学就背诵过《唐雎不辱使命》中：“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的名句。接下来就是著名的“伐楚鞭尸”。史书记载：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冬十一月阖闾重用伍子胥，并重用伍子胥发掘的孙武为元帅，发兵击败楚国，五战皆捷。次年四月，破楚首都郢（今江陵纪南城），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报父兄之仇。太史公在《史记》中对伍子胥的评价颇高。虽不满于伍子胥破楚时的所为，但依然认为其是“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烈丈夫”。讲到这里就会明白，历代帝王将屈原树立成忠臣节烈的榜样并大加宣传是安全无副作用的。反之，伍子胥的行为体现出“孝 > 忠”，暗含政变与复仇，容易启发“仗义讨伐昏君”的联想，对于封建政权的稳固大大不利。此外，屈原作为没有实权的诗人，更容易受到靠科举出身，注重“上下尊卑有序”的后世儒家官员青睐。屈原的鸿篇诗作《离骚》《九歌》等，被收入《文选》《四库全书》之后成为科举必读。文人士子每至端午都会写诗怀古，少不了使用屈原诗篇作为典故。官方叙事与文化精英在此刻最容易产生共鸣，形成“叙事增幅”。在任何一个时代，谁掌握了信息传播谁就垄断了对历史的解释；谁控制了话语权谁就能定向制造信息。于是，当帝王的统治需求、以史官与科举为代表的礼教话语权同时指向屈原时，他自然成为端午的“官方标准答案”。对于历史来说，没有哪些信息能逃过权力的筛选。

事实上宋神宗百忙之中还要追封屈原为“清烈公”，并下诏将五月初五日定为“端午节”也并非单纯弘扬屈原，而是完成了一项以皇家为中心的国家礼制工程。它服务于宋神宗治下正在推进的财政-军事“熙宁新法”、礼制重编与党争调控。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对旧利益形成冲击并引发新旧两党激烈对峙之际。神宗把屈原的忠节包装成官方节日，无形中呼应了新政所需的“放下个人政见，一切忠于朝廷大局，即使被攻击也不背叛君上”的价值观。既是对新党官员的强心针，也是对旧党文臣的一种“道德绑架”。同时也起到以文学偶像笼络士人阶层，抢夺儒家话语权的作用。此外，把政治榜样人物写进民俗文化的节日，可以进一步强调礼教巩固统治。可谓是一石多鸟。这么看来，神宗皇帝无疑就是这场用“忠”和“礼”重新编码国家政治秩序，重塑朝廷的舆论领导力和大宋意识形态工程的总导演。所以，擅长讲“复仇”故事的伍子胥也就是当个小小“潮神”的份儿，万万比不了屈原老先生的政治价值。

今天是端午节，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应该感谢屈原老先生。感谢他不仅留给我们美好的诗篇，还带给我们三天假期（含周六日）。

在此祝愿每一位朋友端午安康，智慧傍身，人生通透，万事吉祥！

来源：邻家小雨闲话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