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七十，开始做“终活”

摘要：年过七十，没觉得自己能从心所欲，又越来越不知以何为矩，也就说不上逾与不逾，但开始做“终活”。这是日本词,十多年前成为流行语，意思是趁活着还能动的时候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不要一死了之，留下一堆东西一堆事，麻烦后人断舍离。常见电视演“我家断舍离了”，分明是清除垃圾，

原创李长声一览扶桑北京

一览扶桑

从日常开始，带你重新发现一个深度日本

年过七十，没觉得自己能从心所欲，又越来越不知以何为矩，也就说不上逾与不逾，但开始做“终活”。这是日本词,十多年前成为流行语，意思是趁活着还能动的时候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不要一死了之，留下一堆东西一堆事，麻烦后人断舍离。常见电视演“我家断舍离了”，分明是清除垃圾，打扫卫生，却说得跟什么似的。很多人称赞日本人生活简单，政治上称之为节俭，美学则称之为简素，但随着物质极大地丰富，好多人没学会处理，舍不得，放不下，家里东西越来越多，乃至垃圾埋没兔子窝。所谓终活，无非自主断舍离。

2011年在日本掀起“终活”热潮的纪录片《临终笔记》

终活成风，招来各行各业割韭菜。有卖墓地的，有卖理财的，还有卖终活日记本的，封面上印着“2025-2034”，倘若用完了不死还得再买一本。出书畅销的医学博士养老孟司认为终活没有啥意义，活着的时候要掌控自己的死，是现代人自以为无所不能的通病。我活得简单，虽然爱读书，但是像喝酒，喝完丢掉空瓶子一样不藏书，所以处理身边的东西不算难。除了物质的，也需要处理心事，其一是出版一本小诗集，名为《长声短吟》，赠人存念。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存不存、念不念是人家的事。临终末了又给人添了一本书的负担，也有点不好意思。越海赠一位做报纸的朋友，他夜班得闲，读一遍打油诗集，最喜“蝼蚁自圆满”一句，令我在有生之年里心下欢喜。此生如蝼蚁，却也活出蝼蚁的圆满，虽然比不上鲲鹏，但圆满的价值含量可能差不到哪里去。

日本市面上热销的“终活”书籍，非常具有实用性：“律师教你写的‘自己与家人的生前整理笔记’”

说来早在国内就见过终活。那是1960年代被下到农村去大有作为，住进贫下中农家。泥墙草顶的大房子，进门左右各有一个灶，烧火做饭，同时给两边的屋子烧大炕。对面的后墙上贴着伟人像，下面横放了一个黑黢黢的长木箱。后来知道里面装粮食，再后来知道那是一口棺材。房东大爷的，他亮起小眼睛，得意地说那是什么木的。不记得什么木了，可能本来没听懂，惊讶的是对于死的那种坦然，跟皇帝在世修大陵一样神气。好些年过去，那对小眼睛“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信”，以至于今天谈终活，谈日本人的生死观。

中国的终活是一种传统，出于孝道，譬如子女给长辈做装老的衣服。我们记着孔子的话，不知生焉知死，并发展为好死不如赖活，而日本人总是从死思考生。所以，我们叫生死观，不生不死，生而后死，他们叫“死生观”，据说这个词出现于20世纪初，死字当头，生在其中。葬礼上中国人背对死者的遗容讲话，讲给活人听，而日本人对着满面笑容的遗照，轻声告别：你有糖尿病，一直都控制喝酒，到了那个世界痛快地喝吧。日本大抵是上香供花，中国烧纸钱烧各种纸扎的东西，让死者过上没能在这个世界享受到的生活。

现代日本葬礼的一个场景

说日本事，死是一个热点，但我们知道的，如切腹，大都来自文学影视漫画，未必是真实的日本。宗教民俗学专家五来重说：象征皇家贵族文化的菊与象征武家文化的刀构成宗教文化的表层，而基层是以“锹”（锄头）为象征的民众宗教。民众，指农（农民、渔民）、工、商，也包括低级的士（武士），他们忙于每天的生活，没有摆弄哲学、思想、艺术之类高雅的余裕。历来论宗教只着眼于贵族和武家通过佛教、神道制造的华丽的宗教文化。关于生死观，当作文化宣扬的是歌人西行、诗僧良宽之类人物的观念，我们也就以为是日本人的普遍想法。根本生死观反映在佛教日本化的信仰习俗中，主要是民众的行为。

明治时代舞台剧中的切腹场景

江户时代立一种道德以维持武士阶层，需要有自我牺牲的生死观。武士讲究仪式感的死法，那就是切腹。日本战败，除了极少数军人切腹，八十年来为人所知的切腹只有三岛由纪夫一个。并非继承武士文化的传统，不过是模仿。虽然作为小说家大获成功，但他从未编入他应属的职业集团即文坛，不免感到自己在社会中被极度排斥。三岛的一生及作品反映的是战败后日本城市的大众文化。也是医学博士的评论家加藤周一说：三岛与同世代大多数日本人完全不同的，只是最后切腹时达到顶点的行动方式之异常。既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又要为崇拜的天皇献身，他的死是生的表演，并为之陶醉。三岛谈死，却从不谈死后。

三岛由纪夫切腹前著名的天台演说

死亡的起点是诞生。一旦呱呱坠地，人就趋向死亡，甚至会随时死亡，但活着时不大有人把死当回事认真考虑。日本三大随笔之一的《徒然草》写道：“四季有定序，死期不排队。死并非迎面而来，常常从后面逼近。人虽知终将一死，却以为时日尚早，然而死总是不期而至。”网上有个笑谈：人死了钱没花完，人没死钱花完了，也许人的最大遗憾就是不能把握哪天死。周作人说过：“非命的好处便是在于他的突然，前一刻钟明明是还活着的，后一刻钟就直挺地死掉了，即使有苦痛（我是不大相信）也只有这一刻，这是他的独门的好处。”我相信人没有来世，死了以后就不再有以后。活着才是人，死了既不会成佛，也不会变鬼。不想死是动物的本能，知道人总有一死是人类的知识，能平静地接受自己的死需要教养。

对于死，似乎人们更关心的是死后。对死的恐惧，很大程度是来自死后的不可知。我们的古人把死后的事情想得很复杂，魂与魄以及尸体各有去向，似乎日本人弯道超车，从自然崇拜的状态接受佛教，事情就简单些。宗教是人为制造的，帮人逃脱对死的恐惧，但唯有净土教把人死后的事情说得明白，给死后描绘了一幅美妙的图景，拂拭众生（玄奘译之为有情）对死后的不安。

净土一词出自《观无量寿经》汉译的“清净国土”。说法不一，净土教指的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就了四十八愿，建立自己的佛国土西方极乐，释迦牟尼佛不会像芥川龙之介小说《蜘蛛丝》写的那样“独自在极乐的莲池边闲溜达”。唐代善导著《观无量寿经疏》强调称名念佛，对日本确立净土教信仰起到决定性作用。法然创立净土宗，他的弟子亲鸾开创净土真宗。

日本文化的特征是混淆，文字是混淆的，宗教也是各种宗派的混淆，信徒们信奉的是开宗立派的宗祖。日本大约在隋唐之际传入末法思想,把1052年定为末法之始。一般印象里平安京（京都）是优雅的城市，但当时其实是一座尸骸之城。穷人阶层还没有葬送的习俗，死尸丢在街头，野狗叼着残肢四处跑。贵族因之产生了秽的观念。不过，完全化为白骨就不再是尸体，不视为秽。瘟疫蔓延，灾害频仍，战火不断，人们痛感世事无常，不由得指望来世。于是净土教信仰风行。因为它省略了费时费力的修行，哪怕只念了十声南无阿弥陀佛，也能一步就来到极乐净土，听阿弥陀佛说法，在那里成佛。何乐而不为，一时间大乘佛教从上层贵族流布民间。

厌离秽土（现世），欣求净土（来世），这是源信985年撰著《往生要集》所言，我们在影视上见过德川家康阵营的旗幡上招摇这八个字，他是净土宗信徒，德川家几代将军尽心营造净土宗在京都的总本山知恩院。死不是死，而是往生，去极乐净土获得新生。这下子反倒不怕死，变成了一种向往，即心理学所谓妄想诱导吧。不单把佛挂在嘴上，而且用建筑、艺术、文学把净土思想具象化。贵族们建立以阿弥陀如来为本尊的佛堂（阿弥陀堂），以求往生极乐。例如三代天皇的外祖父藤原道长11世纪初修建法成寺，其子赖通在末法元年营造凤凰堂（京都府宇治的平等院），把西方极乐世界呈现于现世。岩手县平泉遗存的中尊寺金色堂（阿弥陀堂）建立于1124年，里外贴金，也是净土教建筑的代表作。

京都府宇治的平等院的凤凰堂，被认为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呈现（图｜库索）

人由肉体和灵魂构成，灵魂离开肉体就是死。死后灵魂去哪里呢？按民俗的说法，或曰去山里，或曰去大海远方的“常世”，那里有“非时香果”，也就是橘，甚至被落实在盛产蜜橘的温州。也有说去黄泉，那里是污秽的世界，可怕的地狱。极乐与地狱相对，但两个世界并非一上一下，像芥川龙之介写的“这个极乐莲池下面正对着地狱底部”。《往生要集》中说，极乐世界在人间的西方，远隔十万亿佛土，而地狱在人间的底下，深一千由旬（一万一千多公里）。净土教把地狱的观念转化为净土。

日本人的生死观受到佛教的决定性影响，但仍然保留着古老的观念与习俗，最特别的是御灵信仰。现在村上的或者城里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但古代日本人相信人死了都变成怨灵，从心底畏惧。怨灵会作祟，带来灾难，所以不是招魂、安魂，而是镇魂，予以镇压。方法是供养，恶灵转变为御灵，也就是成神。例如三大怨灵之一的菅原道真903年死后化作厉鬼为害，殃及无辜，于是平反、晋级、建神社，一番折腾就将其改造成守护神，至今被莘莘考生当作文曲星祭拜。

太宰府天满宫，这里祭祀日本三大怨灵之一的菅原道真

日本社会不遮掩死，生活中仿佛和死有一种亲密感，这绝不是死的崇高化显著，而是对于死的恐怖比较少。很多日本人说自己无宗教，但他们有宗教式感情，现实里到处有宗教传统的活动。对于他们来说，宗教不是信的东西，不是知识性信仰，而是与心情相关的日常，所以很重要。有一家统计数理研究所每五年实施一次国民性调查，上网查了一下2013年的统计结果，其中设问你有什么信仰吗，28%的人回答有，72%的人没有。问宗教心重要与否，66%说重要，21%说不重要。再问相信来世吗，40%相信，33%不信，还有19%左右为难。半个世纪前（1958年）的调查结果，20%相信来世，居然59%不信有来世。还有一个终活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骨灰怎么办？42%的人任凭遗属处置，似乎自古对受之父母的肉身不大纠结，烧也就烧了，撒也就撒了。

森鸥外在随笔《妄想》中写道：“不怕死，也不向往死。”作家热衷于表现，为读者虚构世界，而芥川龙之介、太宰治、三岛由纪夫最终要活生生演示一下自己，给读者留下了虚构似的世界。宗教用死诱导人，作家用死迷惑人。人生固然有芥川龙之介那样的，年轻轻就登上巅峰，但那面是悬崖，叭的一声就死了，但一般人生也不妨慢悠悠下山。人不但必死，还会梦见死，像节目预告一样。鲁迅就曾在梦里看见“自己死在道路上”，“坐了起来”之后还写了一篇《死后》。在他之前，周作人写过《死法》——“死既是各人都有分的，那么其法亦可得而谈谈了”，还自道“或者有点受了正冈子规的俳文《死后》的暗示”。鲁迅的行文似乎也有点受了正冈子规《死后》的影响，或可探源其文体的形成。俳文属于随笔，正冈子规写道：

人皆知人皆有一死，好像有人对此感受强烈，有的人一般。感受方式有两种，一是主观的，另是客观的。主观地感受死，是觉得自己当下就要死，极其恐怖。这在病人病情恶化时经常发生，不快之至。客观地感受自己的死，即使自己的形体死了自己的意识还活着，其意识客观地看着自己的形体之死。主观感受是普通人常有的感情，而客观感受很多人甚至都无法理解。前者是恐惧、痛苦、悲伤、瞬间都受不了的厌恶感。后者更其冷漠地看待自己的死，多少也有悲伤、空虚之感，但有时反倒会落入滑稽，独自莞尔。

子规思虑死后的葬法，土葬、火葬、水葬、抛尸荒野乃至埃及木乃伊，各有得失，拿不定主意。烦闷不已，于1902年病故，享年三十四岁，遗属以主观的感受把他土葬了。墓在东京都北区的大龙寺。他生前给自己写过一纸碑文，有云：“日本新闻社员/明治三十□年□月□日没/享年三十□/月给四十元”。明治三十年是1897年，那时候夏目漱石在熊本当英语教师，月给一百元。

位于爱媛县松山市的正冈子规纪念馆（图｜库索）

人过古稀，再有信心活下去，也该做终活了。终活的过程是觉悟死、思考死的过程。不考虑死，只想活下去，这不是积极的活法，只是在逃避。据说女作家宇野千代说过：死后的事情，最好死后再考虑。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哪天死是不可确定的，天天想着死也不是个事，临终说一句拜托了。后人怕麻烦，找个断舍离的公司就包办了一切。日本人说死了成佛，14世纪以后尸体就叫佛，中国人说死者为大，都不过是顺情说好话。后人未必谨遵遗嘱，例如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生前不愿意把小说《坂上的云》改编成影视，但他人一死，继承著作权的遗孀便答应改编之请。

相比之下，随笔家武田百合子可以在哪里的净土含笑，因为她女儿按照她的意愿，把遗留的文字一把火烧了，虽然令那些只考虑文学史资料的人惋惜。社会评论家大宅壮一卧病在床，政府上门来颁奖，被亲友挡回去，因为他一辈子说政府的坏话。武士小说家藤泽周平甘当平民，一向拒绝出风头，但死后遗属就替他领了县民荣誉奖。传闻钱钟书有遗愿：“信中文字，不乏评头论足，皆为私话，不宜公开。”既然不宜公开，为何自己生前不处理，偏留存于世呢？除非遗体，让烧也未必给烧，甚至摆在那里供人参观，徒唤奈何，其他一切都可以趁活着处理，只要不猝死或暴死。

出版这本小诗集《长声短吟》也是学人家芥川龙之介。他从平生所作的六百首俳句中选出七十七首，辑为《澄江堂句集》，当作死后奠仪的回礼。好友小蛮东游，献上小诗集，回赠我一本刚出炉的译作《老头我，负责收拾一切》。原来是日本插画家泽野公的随笔集，这位比我老的老头写道：“时光荏苒，当意识到自己徒增岁月之时，对这种被物品围困的人生状态渐渐心生厌烦。‘想更自由’，这一刻的我，开始向不为外物所累的生活方式转变。年轻那会儿，总以为能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才是自由，真是不可思议。”读得我心有戚戚，因为这正是老头我的座右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遗憾活到了这把年纪，仍然没炼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胸怀，只落个不忧而已。

李长声专栏｜日边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