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周长安，今年五十五岁，妻子叫田秀兰，比我小两岁。我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村里的纺织厂认识的。那时候，我在机修车间当师傅，她在织布车间当工人。

守望黄土地

＂三十五万四千二百，够了。＂我合上存折，手指微微颤抖。这是我和老伴儿一辈子的积蓄，如今都攒在这小本子里。

风从窗外吹进来，带着城市特有的燥热。我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心里却想着老家黄岗村的那股清凉劲儿。

我叫周长安，今年五十五岁，妻子叫田秀兰，比我小两岁。我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村里的纺织厂认识的。那时候，我在机修车间当师傅，她在织布车间当工人。

初见秀兰时，她戴着红头巾，穿着蓝色的工装，像一朵在纺织厂里绽放的野花。我暗自喜欢，却不敢表白，只是借着修理她那台老旧的织布机的机会，多看她几眼。

那时候，厂里流行用收音机听评书。我省吃俭用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天天带在身上，就盼着能借给秀兰，让她听听《岳飞传》。后来借机认识了，恋爱了，结婚了。我俩的故事就跟广播里的评书一样，平淡却也有滋味。

纺织厂是我们村里的骄傲，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那里上班。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潮来袭，我们这个国营小厂根本跟不上节奏，没几年就倒闭了。那时候，整个村子都沉浸在一种失落感中。

下岗后，我们先是在家种地，土地瘦薄，一年到头也收不了多少粮食。再后来，沿海地区开始大规模招工，我和秀兰商量着也去试试。就这样，我们把孩子托付给了老人，踏上了南下打工的列车。

那是1995年的春天，我和秀兰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到了广东一个叫东莞的地方。初到工厂，我们什么都不懂，只能从最基础的工序干起。

＂长安，咱们在这里能坚持下去吗？＂刚到工厂的第一个晚上，秀兰趴在宿舍的铁床上小声问我。

＂能，必须能！＂我握紧拳头，心里却也打着鼓。

那些年，我们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我在工厂里从普工做到了小组长，秀兰也从流水线升到了质检。工资一点点涨，存折上的数字也一点点增加。

＂咱家儿子周建国上高中了，得多寄点钱回去。＂我记得那年秀兰看着工资条对我说。

＂女儿周丽也要准备上大学了，这几年怕是要紧巴点。＂我掰着手指头算着家里的开销。

二十多年的外出务工，风里来雨里去，省吃俭用，终于攒下这笔钱。每一分钱背后，都是我和秀兰的辛劳和汗水。

老家在陕北一个叫黄岗的小村子，祖上留下三亩薄地和一座土坯房。黄土高原上的村庄，四季分明，夏日炎热，冬日寒冷，但那里有我们的根。

这些年，我们把地流转给了村里的种植大户老杨，每年有两千多块钱的收入。房子虽然老旧，但隔几年我们回去修缮一次，至少不漏雨。

老杨常说：＂周长安啊，你这三亩地虽然不大，但位置好啊，靠着主路，等将来村里修了新路，这地的价值可就不一样了。＂

我每次听了都笑笑，没往心里去。那地是祖辈留下的，不管值多少钱，都是我们的根基。

儿子周建国和女儿周丽在城里安了家，他们都不理解我们想回老家养老的决定。儿子在市里的国企上班，有个安稳的工作；女儿嫁给了一个做小生意的，日子也过得去。

＂爸，你们想清楚了吗？三十五万在城里连个像样的房子首付都不够，在农村能干啥？＂电话那头，儿子的声音充满疑惑。

＂够了，够了。＂我望着窗外的高楼大厦，心里却浮现出黄土高坡上的老屋，＂我和你妈在老家有房有地，这些钱足够我们过日子了。＂

建国不死心，又说：＂城里什么都方便，有医院，有超市，干什么都顺手。老家那么偏僻，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多不方便。＂

＂儿啊，城里是好，可城里的一切都要花钱啊。租房子要钱，买菜要钱，出门坐车也要钱。我和你妈这辈子省吃俭用惯了，在城里住不惯啊。＂我试图解释我们的想法。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建国叹了口气：＂爸，我理解你们的想法，但是我和丽丽都担心你们的身体。城里的医疗条件好，有什么事情我们也能及时照应。＂

我知道儿女是关心我们，但他们不明白，对于我和秀兰这样在黄土地上长大的人来说，晚年回归故土是一种本能的呼唤。

去年冬天，村里的老李得了肺癌。他比我大不了几岁，一辈子抽烟，最后病得连治疗的钱都没有。他的儿女都在外地，忙着还房贷车贷，根本抽不出身来照顾他。老李就这样带着遗憾走了，连见儿女最后一面的愿望都没实现。

那天，我和秀兰坐在老李的灵堂前，沉默不语。村里的老习俗，死者停灵三天，亲朋好友轮流守夜。我们和其他几个老乡围坐在土炕上，中间放着一盘花生和几瓶二锅头。

＂老李这辈子也够苦的，打工的时候受了工伤，回来又赶上儿子买房，掏空了积蓄。＂老王叹着气说。

＂可不是嘛，前几年老伴走了，他一个人住在那破房子里，冬天冷得不行，还是靠烧煤火盆取暖。＂另一个乡亲接话。

＂最可怜的是，临死前喊着要见儿女最后一面，结果孩子们工作走不开，只在电话里说了几句话。＂老张眼睛湿润了。

回家的路上，秀兰握着我的手说：＂长安，咱们不能这样。钱再多，没有健康和安宁，又有什么用？＂

我点点头，心里更加坚定了回老家养老的念头。

春节回乡时，我们重新审视了老屋。那是一座典型的陕北窑洞式建筑，前面是院子，后面依山而建。厚实的土墙在冬日里仍然温暖如春，院子里的柿子树虽然光秃秃的，但春天一定会再次绽放生机。

我们家的老屋有三间正房，一间厨房，还有一个小院子。正房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室。堂屋里还挂着我父亲的黑白照片，照片旁边是一个已经不走了的老式挂钟，停在了父亲去世的那一刻。

＂咱们得把这个钟修好。＂我对秀兰说，＂让时间重新流动起来。＂

院子里还有当年我亲手栽下的那棵柿子树，如今已经长得枝繁叶茂。秋天的时候，挂满了红灯笼般的柿子，远远望去，像是给老屋点缀上了一片喜庆的色彩。

邻居老王家的小孙子看见我们，欢快地跑过来，喊着＂周爷爷、田奶奶＂，那亲切感让我们百感交集。

＂长安叔，听说你们要回来住啦？＂老王的儿子王大山从院子里走出来，笑呵呵地问道。

＂是啊，想着退休了，回老家颐养天年。＂我点点头。

＂好事啊！村里这些年变化可大了。自从修了新路，不少人家都翻新了房子。现在通了自来水，电也稳当了，比以前强多了。＂王大山热情地介绍着村里的变化。

秀兰插嘴问道：＂那医疗条件怎么样？老了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

＂这你放心，县里在咱们村设了个卫生站，有个全科医生，一般小病都能看。再说现在路好了，去县城也就半个小时的车程。＂王大山拍着胸脯保证。

听了这些，我和秀兰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安心。

我们决定重修祖宅，保留原有的结构，只是加固墙体，换新窗户。老房子虽然有些破旧，但根基还算牢固，修缮一下就能住人。

村委会主任老赵得知我们要回乡养老，专门来访。老赵是我小学同学，以前在生产队里一起放过羊，关系不错。

＂长安，你们真要回来啊？那太好了！＂老赵拍着我的肩膀，高兴地说，＂村里正推广＇以房养老＇模式，可以让你们免费修缮房屋，条件是同意收留一位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同住。＂

秀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说：＂咱们有福同享，反正屋子大，多一个人热闹。＂

老赵介绍说，这位老人叫张桂兰，今年七十岁，一辈子没成家，以前在村小学教书，退休后一个人住，前段时间摔了一跤，行动不便。

＂桂兰老师？＂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是不是那个戴着圆眼镜，总爱穿一身蓝布衣服的张老师？＂

＂对对对，就是她！＂老赵点头。

＂她是我小学老师啊！教了我三年语文，我现在还记得她教我们背《静夜思》的情景。＂我有些激动。

就这样，我们和桂兰老师有了新的缘分。修缮房屋的工程很快就开始了。我们保留了老屋的基本格局，只是将泥土墙改成了砖墙，木头门窗换成了铝合金的。厕所从原来的旱厕改成了冲水马桶，厨房也装上了燃气灶。

工程进行了一个多月，焕然一新的老屋终于完工了。村里的老乡们都来参观，纷纷点头称赞。

＂周长安，你这房子修得好啊，既保留了老样子，又有了新气象。＂老王羡慕地说。

＂老周家这院子，我小时候就喜欢来玩，现在更好了，还种了这么多花花草草。＂另一个邻居张大娘笑着说。

桂兰老师搬来之后，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了。她虽然行动不便，但思维敏捷，每天还坚持看报纸，听广播。我和秀兰有空就陪她聊天，听她讲过去的故事。

＂长安啊，你小时候可调皮了。记得有一次，你在课堂上放了一只蚂蚱，把女同学都吓得尖叫。＂桂兰老师笑着回忆。

＂哎呀，老师您还记得这事啊？我都忘了。＂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怎么会忘呢？我罚你放学后抄课文，你倒是认真，写得一手好字。＂桂兰老师的眼神中充满了慈爱。

就这样，我们的日子过得充实而平静。早上，我和秀兰会在院子里打太极拳，然后去地里转转，看看流转出去的地种得怎么样。中午，我们一起做饭，照顾桂兰老师。下午，有时候去村里的文化站看看书，有时候在家里听戏。晚上，我们就坐在院子里乘凉，看星星。

村里人常说：＂周长安，你这日子过得跟神仙似的。＂

我总是笑笑：＂什么神仙，就是普通农民。不过，在自己的地方，过自己想过的日子，确实比什么都强。＂

如今，三十五万在银行定期存着，每年利息加上土地流转金，再加上我们的养老金，日子过得踏实而从容。我们没有城里人那么多开销，也不需要那么多娱乐活动，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

＂爸，你们真的不考虑来城里住吗？＂儿子偶尔还是会在电话里问。

＂不考虑了，儿子。我和你妈在这里挺好的。＂我总是这样回答。

有一次，女儿周丽带着小外孙回来看我们。她一下车就惊讶地说：＂哇，爸，你们这里变化真大啊！院子收拾得这么漂亮。＂

＂那是，你爸每天起早贪黑侍弄这些花花草草，比侍候我都上心。＂秀兰打趣道。

女儿看着我们的生活，似乎也理解了我们的选择。临走时，她说：＂爸妈，我现在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回来了。在这里，你们才是真正的主人。＂

去年，村里开始推广＂美丽乡村＂建设，我们家的院子被评为了＂最美庭院＂。村委会还请我担任了村里的＂文化顾问＂，负责组织一些文化活动。我和几个老伙计组建了一个秧歌队，逢年过节就表演一番，村里人都说我们把老传统给保留下来了。

＂周长安，你回来是村里的福气啊！＂老赵常这样说。

我却认为，是这片黄土地给了我和秀兰安身立命的根基。无论我们走多远，最终还是要回到这里。

桂兰老师的身体渐渐好转，她开始在村里教一些孩子们读书认字。每天下午，我们家的院子里就会坐满了小娃娃，听桂兰老师讲故事。

＂桂兰老师，您再讲一个《西游记》的故事吧！＂孩子们总是缠着她。

＂好好好，今天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桂兰老师慈祥地说。

看着这些孩子们天真的笑脸，我和秀兰也感到无比幸福。或许，这就是我们晚年最大的财富。

邻居们常问我：＂周长安，你这辈子值不值？＂

我总是笑着回答：＂在黄土地上生，在黄土地上老，这就是最大的值得。钱够不够用，不在于数目多少，而在于心安不安。＂

有时候，城里的朋友来看我们，他们会感叹：＂你们这生活，比我们城里人还惬意啊！＂

秀兰会笑着说：＂城里有城里的好，乡下有乡下的乐。我和老周这辈子奔波够了，现在就想安安静静地守着这片黄土地，看看日出日落，听听鸟叫虫鸣。＂

每天清晨，我和秀兰会站在院子里，看太阳从黄土高坡后升起，照亮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那一刻，所有的辛苦与奔波都值得了。

有时候儿女们会从城里带着孙子回来小住几天，老屋里便充满欢声笑语。孙子喜欢追着院子里的鸡跑，喜欢在田间摘野花，喜欢听我讲小时候的故事。

＂爷爷，你小时候真的用泥巴做过玩具吗？＂孙子瞪大眼睛问我。

＂那是，我还用高粱杆做过小车呢！＂我笑着回答。

孙子央求我教他做泥巴玩具，我们就一起在院子里捏泥人、泥猪、泥狗。他的小手笨拙地在泥巴上捏来捏去，最后做出一个歪歪扭扭的小人，兴高采烈地拿给秀兰看。

＂奶奶，这是送给你的！＂孙子骄傲地说。

秀兰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放在窗台上晾干，像对待什么珍宝一样。

＂这比金子还贵重呢！＂秀兰亲了亲孙子的小脸蛋。

这些简单的幸福，是城市里的钢筋水泥给不了的。我和秀兰经常感叹，我们这辈子最明智的决定，就是回到这片黄土地上。

三十五万够不够晚年生活？对我们来说，早就够了。因为最值钱的，不是银行里的存款，而是这份安心和满足。

在黄土高原的夕阳下，我和秀兰常常手牵着手，静静地坐在院子里。阳光洒在我们的身上，温暖而平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晚年生活。

＂长安，你说咱们这辈子图个啥？＂有一次，秀兰突然问我。

我想了想，说：＂还能图啥？不就是个平平安安、安安稳稳吗？年轻时候在外面打拼，为的是孩子们有个好出息；年老了回到老家，为的是落叶归根。咱们这一辈子，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每一天都过得实实在在。我觉得，这就挺好。＂

秀兰靠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说：＂是啊，挺好的。＂

天空中的晚霞映照在我们的脸上，也映照在这片黄土地上。三十五万，足够我们守望这片黄土地，守望这份宁静的幸福，直到生命的尽头。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