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和堂姐赵明华，一个在山村教书，一个在外企当经理，到底谁的人生更值得？＂那个秋天，我把这句话写在泛黄的日记本上，又用钢笔重重地划掉了。

同窗不同途

＂我和堂姐赵明华，一个在山村教书，一个在外企当经理，到底谁的人生更值得？＂那个秋天，我把这句话写在泛黄的日记本上，又用钢笔重重地划掉了。

九二年的夏天，知了在老槐树上拼命地叫着，像是在为我们的青春喝彩。

我和堂姐同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那薄薄的纸张仿佛承载着两个女孩不同的命运。

她拿着财校的通知书，笑靥如花，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我捧着中师的录取单，心潮起伏，站在屋檐下不知所措。

姑父搂着堂姐的肩膀，眼睛里闪烁着骄傲的光芒，又走过来拍了拍我的头：＂小婷，你也不错，能当老师挺好的，铁饭碗啊！＂

我叫李小婷，比堂姐小两个月。

从小我们就住在同一个四合院里，上同一所学校，连穿的衣服都是一个款式，只是我的总是她穿旧了的。

可那天起，我们的人生轨迹开始分道扬镳，就像小时候经常走的那条小河，在山脚下一分为二，再也不复相聚。

爷爷拄着拐杖，坐在门槛上晒太阳，眯着眼睛对我说：＂闺女，当老师好啊，清清白白一辈子，教书育人，功德无量。＂

奶奶在一旁忙着择菜，插嘴道：＂明华那丫头有出息，以后是要挣大钱的，咱不跟人家比。＂

中师三年，我学着怎么教孩子们写字、算数、唱歌、画画。

宿舍里的煤油灯下，我和室友们一遍遍练习粉笔字，背诵教学理论，讨论如何面对调皮的孩子。

偶尔的周末，我会回家看看，常常能遇到放假的堂姐。

她总是带回来新鲜的事物——录像带、卡带随身听、时尚杂志，而我只会带回一摞作业本和批改用的红笔。

＂小婷，你看这个，台湾的流行歌曲，可好听了！＂堂姐炫耀着她的新随身听，里面播放着我听不懂的歌词。

我只能笑笑，继续低头改作业。

我们的分别就像两条不同颜色的丝线，被时间这个老织工编织成截然不同的图案。

毕业那天，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县城以北的山区小学，一个连公共汽车都不到的地方。

堂姐则进了刚成立不久的外资企业，成了＂白领＂。

那时候的＂白领＂，对我们这些穿着蓝布裤子的乡村教师来说，简直像天上的仙女，遥不可及，令人仰望。

刚到山区学校那天，天下着小雨。

校长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带我看了教室——泥土地面，破旧的木桌椅，黑板上还有无法擦净的粉笔印。

＂小李老师，条件苦点，但孩子们很听话，你别嫌弃。＂校长的眼睛里满是歉意。

我摇摇头，心里却在想：堂姐现在正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喝着咖啡吧？

第一次站上讲台，面对三十多双求知的眼睛，我的腿都在发抖。

＂同学们好，我是李老师，从今天起我来教大家语文。＂我的声音微微颤抖。

＂李老师好！＂孩子们整齐地回应，那声音像春风一样温暖了我的心。

我在教室里教孩子们认＂春夏秋冬＂四个字，教他们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教他们写工工整整的钢笔字。

堂姐在写字楼里敲打着键盘，用我听不懂的英文跟外国人交谈，谈论着股票、汇率和贸易协定。

我的工资只够买几本教辅书和一些生活必需品，晚上就着煤油灯备课，冬天冻得手脚生疼。

她却能买得起进口化妆品和时尚杂志上的衣服，周末和同事去新开的迪厅跳舞，尝遍城里的各种美食。

九三年冬天，学校的老式喇叭广播里传来消息，说是国家要大力发展乡村教育，提高教师待遇。

我和同事们欢呼雀跃，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可到了年底，我拿到的工资条上，只比原来多了二十块钱。

校长叹了口气说：＂上面是有精神，但到了咱们这儿，就只剩下精神了。＂

老师们都笑了，笑声里带着无奈和自嘲。

我写信给堂姐，她回信说刚刚加薪，每月比我多出几倍，还附上一张她和外国同事的合影，背景是灯火辉煌的写字楼。

夜深人静时，我躺在简陋的宿舍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第一次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

九四年，山区学校添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师生们围在一起看新闻联播，看春节联欢晚会。

孩子们看得津津有味，我却在想堂姐会不会正在家中看着彩色电视，或者去饭店聚会。

这一年，班上来了个叫小刚的男孩，瘦小、倔强，眼睛却特别明亮。

他的作业本总是做得一丝不苟，字迹工整得令人惊讶。

＂老师，我想像您一样，将来也当个老师。＂小刚放学后留下来帮我整理讲义，怯生生地说。

我愣了一下，内心被一股暖流充满。

这句话，像一盏灯，照亮了我心中的迷茫。

九五年春天，学校来了个检查团，说是要看乡村教育改革的成果。

我精心准备了一堂＂语文示范课＂，讲《草原》这篇课文。

孩子们的表现出乎意料地好，回答问题踊跃，作业展示整齐。

检查团的领导连连点头，说我们山区的孩子一点不比城里差。

那一刻，我感到无比自豪，仿佛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

九六年夏天，村里通了电话，学校装了一部老式电话机，黑色的，要摇一摇才能接通。

我第一次给堂姐打电话，听到她兴奋的声音：＂小婷，我升职了！我现在是部门主管了！＂

我由衷地为她高兴，却不知道如何分享自己的喜悦——我的学生在县里的作文比赛中获了奖，这在我们山区学校是了不起的事情。

九七年春节，我回老家，堂姐也回来了。

她穿着一身米色套装，脖子上挂着金项链，手腕上戴着我一个月工资都买不起的名牌手表。

院子里的邻居都围着她，问着城里的新鲜事。

＂明华，听说你们那工资高得很啊？＂王大娘搓着手问。

＂还行吧，就是工作忙，天天加班。＂堂姐笑着说，眼睛里闪烁着得意的光芒。

我坐在角落里，听着她讲述着办公室里的趣事，心里五味杂陈。

＂小婷，你还在山区啊？什么时候调回城里呀？＂堂姐问我，语气里带着几分同情，＂都这么多年了，该回来了吧？＂

＂我挺喜欢那里的。＂我笑着回答，没告诉她我已经拒绝了两次调动的机会。

那些孩子们，那些渴望知识的眼睛，我舍不得离开。

＂傻丫头，那山沟沟有什么好的？又苦又累，工资还低。＂姑父喝了点酒，脸红红的，＂你看明华，现在多风光！＂

我低头喝茶，不知如何回应。

奶奶坐在炕头，轻声对我说：＂闺女，各人有各人的福分，你别往心里去。＂

那个春节，我听了无数次＂堂姐＂和＂我＂的对比，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代表。

回到学校后，我收到了小刚写给我的一封信，工整的字迹写道：＂李老师，新年快乐！我已经可以教我的小妹妹认字了，她说我比您还会教呢！＂

我笑了，突然觉得自己很富有。

九八年，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许多国企开始裁员，城市里出现了＂下岗工人＂。

我在收音机里听着这些新闻，想到了堂姐。

她的公司是外资企业，应该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吧？

这一年，我的班上来了个女孩，叫小红，父亲下岗后全家搬到了乡下姥姥家。

她总是沉默寡言，眼睛里藏着不属于这个年龄的忧伤。

我花了很多时间陪她聊天，帮她适应新环境，看着她慢慢融入班级，重新找回笑容。

九九年，世纪之交的前夜，全国人民都在憧憬新世纪的到来。

学校举办了一场＂迎千禧＂文艺演出，我指导学生们排练了一个合唱节目。

晚会上，孩子们稚嫩的声音唱着《明天会更好》，台下的村民们鼓掌欢呼。

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为这些孩子，为这个即将过去的世纪，也为我自己。

零零年，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学校装了第一台电脑，我们老师轮流学习如何使用。

我笨手笨脚地敲着键盘，想着堂姐可能早就熟练掌握了这项技能。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给堂姐发了电子邮件，她很快回复了，附上了几张她出国旅游的照片。

照片里，她站在埃菲尔铁塔下，笑容灿烂，背后是我只在书本上见过的美景。

我把那些照片打印出来，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告诉孩子们：＂这是老师的堂姐，她去了法国，你们以后好好学习，也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零一年，小刚考上了县重点中学，他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考上重点中学的学生。

送他离开的那天，全校师生都来送行，小刚红着眼眶对我说：＂李老师，我不会忘记您的，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回来教书。＂

我紧紧抱住这个已经长得比我高的男孩，心中满是骄傲和不舍。

零二年，我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领导说要推荐我去县城的学校任教。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留下。

山区的条件依然艰苦，但这里的每一张桌椅、每一块黑板都承载着我的记忆和情感。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孩子们需要我，就像小刚，就像小红，还有更多等待知识改变命运的孩子们。

直到零三年那个冬天，堂姐突然给我打电话，声音哽咽：＂小婷，公司要裁员，我可能要失业了。＂

她解释说，公司被跨国集团收购，新老板要精简人手，她的部门首当其冲。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房贷、车贷，还有爸妈的养老钱...＂堂姐的声音里满是恐慌。

那时我刚发了年终奖，虽然只有两千多块，却是我的全部积蓄。

我二话没说，第二天就把钱汇给了她，附言＂有困难一起扛＂。

＂你傻啊，攒了这么多年，就这点钱。＂堂姐在电话那头说，＂我随便买个包都不止这个数。＂

她的话让我心里一酸，不是为那点钱，而是为我们之间似乎越来越远的距离。

＂钱不多，但是心意。＂我说，＂姐，没事的，天无绝人之路。＂

我沉默了。

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

但我没有后悔，因为血浓于水，因为在我心里，堂姐永远是那个牵着我的手上学，帮我扎辫子的亲人。

堂姐最终保住了工作，但降了职位，薪水大幅缩水。

她开始频繁地给我打电话，诉说城市生活的压力，房贷的重担，和工作中的勾心斗角。

我只能静静地听，偶尔给些建议，更多的时候是安慰。

零五年，村里通了宽带，学校的电脑也能上网了。

我开始教孩子们使用电脑，浏览网页，寻找知识的海洋。

孩子们对这个新世界充满好奇，我看着他们专注的面孔，心中充满满足感。

零六年，小刚考上了师范大学，他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我：＂李老师，我一定会成为像您一样的好老师！＂

我笑着祝贺他，内心被幸福填满。

这一年，我又一次拒绝了调动的机会，选择留在山区。

校长不解地问：＂小李啊，你都教了这么多年了，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

我笑着摇头：＂校长，我在这里挺好的，孩子们也需要我。＂

零八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让山区交通中断，学校停课两周。

我和几个老师一起走村串户，给孩子们送作业，确保他们不会落下功课。

那段时间，每天走在齐膝的雪地里，冻得手脚生疼，但看到孩子们期待的眼神，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

零九年，我收到了小刚的毕业照，他穿着学士服，笑容灿烂。

照片背面写着：＂李老师，我被县重点中学录取了，梦想成真！＂

我把照片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每天看着它，仿佛看到了自己教育事业的延续。

又过了几年，一次同学聚会上，堂姐喝了点酒，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小婷啊，你看你，一辈子就在山沟沟里教书，多没出息。＂

我低头喝茶，没有反驳。

因为在许多人眼里，我确实是碌碌无为的那一个。

没有高薪，没有豪宅，没有名牌包，甚至连个像样的假期都没有。

聚会结束后，一个老同学悄悄对我说：＂小婷，别听明华的，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比什么都强。＂

我笑了笑，心里暖暖的。

一三年，学校终于有了完善的多媒体教室，我开始学习使用投影仪、电子白板。

科技的进步让教学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孩子们的学习热情也更高了。

这一年，小刚告诉我他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还寄来了一套他参与编写的教辅材料。

我翻开那些书，看到了他在序言中对我的感谢：＂感谢我的启蒙老师李小婷，是她让我明白了教育的真谛。＂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这是比任何奖项都珍贵的认可。

一五年，学校迎来了一批新老师，年轻、充满活力，带来了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我不再是最年轻的那个，但我愿意学习，愿意改变。

看着这些新老师与孩子们互动，我仿佛看到了教育的希望和未来。

一七年，堂姐的儿子升入初中，她常常向我抱怨孩子的学习问题。

＂现在的孩子太难教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堂姐在电话那头问。

我笑着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要尊重他们的个性，找到适合他们的学习方式。＂

＂说得容易，＂堂姐叹气，＂我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研究这些。＂

我理解她的难处，也为她感到一丝心疼。

也许，这就是不同选择带来的不同人生。

直到去年春天，堂姐打电话告诉我，她儿子的班主任是我十年前教过的学生——小刚。

那个曾经坐在破旧教室里的小男孩，如今成了重点中学的骨干教师。

＂他对我儿子特别好，知道我是你堂姐后，更是格外关照。＂堂姐的声音里带着惊讶和感动，＂他说，是你教会他怎么做一个好老师。＂

堂姐的声音柔和了许多，不再有往日的傲气。

＂小婷，也许你才是真正成功的那个。＂她轻声说，＂你的学生都在传承你的精神，而我，只是为自己活着。＂

我没有回应，只是静静地听着电话那头堂姐的感慨。

窗外，春雨轻轻拍打着玻璃。

我望着远处的山峦，想起了那些年教过的孩子们。

他们中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工程师，还有的，像小刚一样，成了教师。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也照亮他人的生活。

而我，只是点燃了第一支蜡烛的人。

人生的道路千万条，何来高低贵贱之分？

如今，我依然在那所山区学校教书，只是学校的条件好多了，教室明亮整洁，设备一应俱全。

每当新学期开始，看着孩子们好奇又期待的眼神，我都会想起九二年那个夏天，我和堂姐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情景。

那时的我们，都以为自己选择了最好的路。

如今回首，每条路都有它的风景，每种人生都有它的价值。

堂姐的儿子上个月来看我，他说想当老师，问我有什么建议。

我笑着说：＂做你热爱的事，用心对待每一个学生，这就够了。＂

人生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选择不同。

三十年的山村教书生涯，我无怨无悔。

因为在这条看似平凡的路上，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和价值。

而这，就是生命最美的模样。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