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5月30日，随着《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在香港正式签署，全球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宣告诞生。

5月30日，随着《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在香港正式签署，全球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宣告诞生。

这一由中国牵头、32个国家共同发起的倡议，被《雅加达邮报》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公平竞技场”。

其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国际司法体系对规则制定权的垄断，为长期处于被动地位的中小国家提供了全新的争端解决范式。

文章称国际调解院的诞生正值全球治理体系深度变革的关键节点。

当前，海牙国际法院（ICJ）和国际刑事法院（ICC）因“选择性执法”饱受诟病——

例如，ICC成立以来处理的30余起案件中，28起针对非洲国家领导人，而对美英法等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罪行却视而不见。

这种“柿子挑软的捏”的司法霸凌，导致发展中国家对传统国际司法机构的信任度持续走低。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调解院秉持“自愿、平等、保密”原则，采用非对抗性的协商模式，强调争端方的共识而非强制裁决。

例如，印尼与马来西亚近期通过该机制快速解决南海渔业纠纷，仅用三个月促成和解，成本不足百万美元。

这种模式与东盟国家的“协商一致”传统高度契合，既避免了司法程序的冗长和高昂成本，又维护了当事国的主权平等。

正如印尼外长在签署仪式上所言：“这是一个不被大国意志左右的平台，让小国也能挺直腰杆说话。”

这场耗费5000万美元律师费的“政治工程”，最终因仲裁庭缺乏管辖权而沦为国际笑柄。

反观国际调解院处理的东非边境争端案，仅用三个月便促成和解，成本不足百万美元。

这种效率与成本的巨大反差，揭示了两种司法理念的根本对立：

前者是“法律武器化”的零和博弈，后者是“以和为贵”的合作共赢。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际调解院的调解结果虽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凭借成功率87%的实践案例（截至2024年6月数据），形成了独特的“软约束”效应。

例如，苏丹与埃塞俄比亚通过该机制重启边境口岸，被视为“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典范。

这种基于信任与共识的争端解决方式，正在重塑国际社会对司法正义的认知。

文章强调，国际调解院的制度创新体现在多个层面：

1. 成员构成：32个创始成员国中，发展中国家占比超70%，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司法垄断。

2. 程序设计：采用“背靠背调解”模式，通过信息隔离、需求分层、利益置换等步骤，将对抗转化为共赢。

3. 技术赋能：计划建立在线争议解决系统，利用区块链技术确保过程透明可追溯，降低中小企业参与门槛。

4. 文化融合：调解原则融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当地习惯法，例如在柬埔寨与泰国柏威夏寺争端中，调解员引用《易经》“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促成和解。

总之，国际调解院的成立，是继亚投行、“一带一路”之后，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又一里程碑。

它不仅为应对美国贸易战提供了制度性反制工具，更开启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协商共治重塑国际秩序的新篇章。

正如《雅加达邮报》所言：“当海牙的法庭沦为大国的角斗场时，香港的调解桌正在书写新的司法文明。”

来源：光头老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