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何云峰教授在《基于“五性”评价模型的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研究》一文中,提出以社会引领性、学术严谨性、作者友好性、读者友好性与数字适应性作为评价学术期刊质量好坏的五个基本维度。其中,作者友好性的维度让人眼前一亮,不由得想起唐代诗人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
作者/赵涛
一、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成了大问题
何云峰教授在《基于“五性”评价模型的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研究》一文中,提出以社会引领性、学术严谨性、作者友好性、读者友好性与数字适应性作为评价学术期刊质量好坏的五个基本维度。其中,作者友好性的维度让人眼前一亮,不由得想起唐代诗人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可谓极富人文关怀。作者友好性,这确实是既有学术评价体系甚少关注的一个重要维度。而相关维度的缺失,叠加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因素,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在总体上对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不友好”,作者发文难特别是青年作者发文难,已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少资深学者回忆,三四十年前,他们在读研究生或任助理研究员时,就曾在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这样的顶刊发表过论文(当然,今天也有类似情况),并且是独立作者,并感慨现在国内学术界太卷了,对年轻人不够友善。网上各种吐槽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很多青年作者痛感自己难以获得与名家大家同等程度的认真对待,宁愿把他们的论文投到国外学术期刊,因为那样至少能获得一些正常的反馈,而不像在国内,大多石沉大海,鲜有回音。“两会”期间,就有代表提出“人文社科期刊要多支持青年学者”的提案。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飚在一场名为“学术发表的未来”的讲座中也尖锐地指出当今学术发表的第一个悖论,“如今传播技术空前发达,但是身为传播方式的一种,学术发表却越来越难,成为压在学者身上的一块石头”,道尽今天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心声和困惑。
作者本是学术期刊的衣食父母,青年作者更是学术创新的生力军,代表了中国学术的希望与未来。虽然从古至今,很难彻底根除“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人才选拔中的悖谬现象,但发掘与扶持优秀作者,特别是优秀青年作者,“识良马于未骏之时”,理应是学术期刊的重要职责与基本使命。“支持青年学者本来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却成了问题,而且成了大问题”,这样的矛盾与悖谬值得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与深刻反思。
二、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新客船
坦率地说,对于学术期刊扶持青年作者的重大意义,学界几乎无人质疑。南京大学孙江教授就公开呼吁“一本好期刊应该把重心放在年轻作者身上,特别是青年博士身上”。他说:“国外重要学术期刊的主力都是年轻作者。好的编辑要把重心放在对年轻作者的挖掘和培养上。”而如何关心与培养青年作者,打造作者友好性学术期刊,国内有良知的编辑同行也做出了极富价值的探索。《文史哲》自创刊伊始,就将“扶植小人物”作为办刊目标和学术使命,在发现和推举有研究潜质的学术新秀方面的成功经验包括严格执行规范公正的审稿制度、通过特色化活动促进青年学者交流与成长、注重对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推介宣传等。《探索与争鸣》自2013年起,连续多年组织实施包括“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在内的一揽子“青年学人支持计划”,“把‘C位’开放给优秀中青年学人”。《上海政法学院学报》从 2023 年第 1 期开设《初创学者佳作》专栏,至今已发表青年学者优质文章十余篇。人文社科期刊界的类似努力,虽然相对于学术界的巨大呼声与要求还显得杯水车薪,但无疑有助于鼓动扶持青年作者的风气与潮流,值得肯定。
如何打造作者友好性学术期刊,何云峰教授做出了颇为系统全面的论证与思考。他在多篇论文中强调“要广泛地、无差别地对待相关领域所有现实的和潜在的作者”。他提到,“与国际学术期刊主要依赖于自然投稿的情况不同,国内的中文文科期刊基本上都是靠约稿而生存。……但约稿制度却因为身份歧视使得年轻学者的稿件很难得到公正对待”,这确实是点到了国内不少人文社科期刊论文发表机制的本土特色与一大困惑。约稿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何处理约稿与自然来稿的关系,类似政治哲学中的公平与效率之辩,颇堪玩味与反思。
从理论上讲,如果国内的人文社科期刊能切实地执行国际学术期刊界的做法,哪怕是其中一两条,例如,普遍实行严格的同行评议制度,严肃专业地处理每一篇自然来稿,都能极大地改善国内人文社科期刊的作者友好程度,极大地纾解青年作者嗷嗷待哺又求告无门的愤懑之情。但显然,在国内学术期刊整体集约化程度较低导致办刊专精程度不足,既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偏差催生着名家崇拜,过分看重编研结合带来编辑服务意识淡漠,还有人情化社会、圈子化科研等客观存在的不良学术现实,都让人对国内人文社科期刊实行国际学术期刊界普遍采用的一些做法难持乐观态度,而诉诸编辑伦理约束既非刚性,可执行可不执行,恐治标不治本。
这样讲并非要否定国内学术期刊在扶持青年作者上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与探索,也无意否定国际学术界在论文发表领域形成的一套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组建国际化的编委会,坚持同行评议,重视自然来稿,加强编辑伦理道德约束等,这些做法的确值得国内学术期刊参考借鉴。可以看到,国内学术期刊但凡较好执行双向匿名审稿的,大多能比较有效地杜绝关系稿、人情稿,不发或少发学术赝品,期刊整体质量有保障,刘京希教授就认为, “严格的匿名审稿制度的确立,是一本期刊内在质量得以保证的第一制度前提”,《文史哲》执行的是更为严格的“三盲匿名审稿制度”。目前,国内学术期刊,特别是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大多也在推行双向匿名审稿制,虽然执行严格程度不一,但的确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过,作者发文难,特别是青年作者发文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似乎还愈演愈烈。显然,这一不成问题的问题之所以成了大问题,可能还有更大更复杂且更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成因,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远远不够,而简单移植西方的经验与做法也很难彻底解决问题。简言之,这一张旧船票已无法登上新客船。
三、重回知识生产现场:载不动,许多愁
在作者嘲讽抱怨和编者无奈辩解的二元对立之中,在形形色色基于不同利益主体的替代性解决方案面前,如何理解当前学术期刊对作者不友好的现状,可能需要独辟蹊径,暂且放下各种名缰利锁的纠葛,重回知识生产现场,详勘今天的学术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来审视人文社科期刊发文难的成因。“不要向外求索,答案就在现场”,毕竟归因不同,相应的解决之道迥异。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言:“远离中心,眼前的问题会淡化;视角拉开,历史感增强,思想的洞察力就会增强。
重回今天的知识生产现场,首先观察到的一个简单事实是:一方面是中国学术研究成果数量的迅猛上升(虽然鱼龙混杂,其实整体质量也在快速拉升),另一方面是中国学术期刊的数量却无明显增加(在引用率考核的压力下,不少期刊每期发文量越来越少,甚至个别期刊年发文量已低于入库标准),发文章能不难吗? 并且通过现象看本质,更为深刻的时代症结还在于,基于线性印刷文明所形成的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机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络时代以至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的现状与要求。如果套用一句诗意的话来形容,那就是“载不动,许多愁”。
第一,今天是一个从精英学术走向平民学术的时代。由于高等教育的迅速普及以及国家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数空前膨胀。据报道,我国早在2008年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曾经作为学界精英象征的博士已远不如以往那么“精英”了。事实上,不惟中国独擅,近几十年来,全球博士数量都在迅猛增加,世界上普遍存在“过度培养博士”的问题。正如国际顶级科技期刊《自然》(Nature)2011年发表题为《校正博士教育》的社论所描述的,今天是“像种蘑菇一样培养博士”,在类似于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模式下,全球博士人数愈来愈多。关于这种博士培养模式的利弊可以争论,但当代学术研究主体从精英走向平民却是历史的大趋势。在古典的精英学术时代,学术研究就像钱钟书所描绘的,“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对于无需为稻粱谋的贵族化的精英学者来说,学术研究更像是一种超功利的高层次的智力游戏。但在今天,建制化、职业化的平民学术更多的只是一种谋生手段,抑或是一种生活方式。“学者从不接受考核到必须接受考核,且考核只论效果不问动机。”古典精英学术所散发的那种田园牧歌般自由风雅、凌空高蹈的独特神韵,今人可以追慕,却再难企及。今天的学人有些古典的精英情结完全可以理解,但若期望回到那样一个完全没有外在评估,只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诗意浪漫的原始状态,就不过是一种幻想。因此,从学术研究队伍的职业化与建制化的角度来讲,作者队伍的主体从精英走向平民,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但国内学术期刊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太多,僧多粥少,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学术期刊发文的拥挤程度可想而知,作者友好,谈何容易!
第二,今天是一个从理论匮乏走向理论过剩的时代。经济领域的商品过剩大家都深有感触,学术研究领域的理论过剩大家可能还不太关注,但只要看看汗牛充栋的学术论文,卷帙浩繁的学术专著,恰如生产过剩的商品一般,不加节制地汇聚堆积成一道触目的学术景观,就会发现此言不虚。“理论过剩”这个词其实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就关注到这一现象,1985年,美国学者米歇尔发表了《反抗理论》一书,关于理论的反思一时蔚为大观。这里无须过分纠缠“理论过剩”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只是用它来说明当前理论生产抑或知识生产的现状。正如余虹先生所说:“前20世纪的世界史从未有过理论过剩的现象。一部或几部‘经’书就可以支配一个民族,一个区域性文明几千年的发生、发展与起伏轮回,一两个信念就可以支配一个人的一生。然而,在20世纪,天似乎依旧,道却已然大变。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像20世纪这样‘主义’不断,‘论’、‘学’蜂起,那种半部《论语》治天下,一部《圣经》了万世的时代似乎永远过去了。”学术研究走向麦当劳化,各式各样不断翻新的学术理论成果就像新闻纸一样,一页页翻过,朝生暮死,彼此竞争激烈,在现代社会快速流通。如果再想象一下那些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推出的所谓“热文”,在朋友圈的热度甚至持续不了一小时,就被后续不断更新的文章所刷屏覆盖,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荒诞的无力感。
当然,这里的过剩应该理解为绝对过剩而不是相对过剩,那种针对现实问题,有着切实理论增量意义的知识生产——即所谓原创性的知识生产,可能还是供应不足。
正是因为从总体上,今天已经过了知识生产上的理论短缺状态,走向理论过剩,不再像以前那样“捡到篮里就是菜”,大多数学术编辑的眼光也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挑剔,以前很多大致达到发表要求的文章,现在则难以发表。用田卫平主编的话讲就是,“作者是供货方,期刊编辑是采购方,当然要挑那些质量最好、最有卖相的商品来销售”。用著名伦理学家樊浩的话讲就是,做学问“挺好不够,很好也不够,最好才是最后的王者”。而各种影响因子的考核,则进一步催生了学术期刊对名家大家的崇拜并加剧了期刊编辑对自然来稿的挑剔程度。虽然这种考核从整体上有助于国内学术期刊质量的普遍提升,但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学术期刊在扶持青年作者上不敢用力太多,用情太深,作者友好,力有不逮,义不容情。
第三,更为关键的是,今天是一个从传统的纸笔书写到网络书写以至未来人工智能书写转变的时代。在计算机网络出现之前,纸张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都是主要的知识载体,是人类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平台。文字一旦被印刷或书写在纸上,就具有了对抗思维的能力,并且具备外在形式上的独立性。纸张这种知识载体的独立与僵固,强制地要求作者在用纸笔写作时,一般是布局谋篇、打完腹稿之后再动笔。然而,数字网络书写行为却具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特点——书写痕迹失去物质性。数字网络写作几乎是无阻力的,你可以直接在屏幕上系统论述自己的思想(你不必考虑是在写开头还是中间或是结尾,只需一键之劳便可将任何一段文字挪到任何地方)。“所书即所想”“所见即所得”,没有了传统知识载体的僵硬对抗,人类主观知识向客观知识的外化表达及传播由此变得更加自在从容。“换笔”这一知识生产工具的根本性改变,其实是人类知识生产史上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正是加工处理语言的工具所发生的这一革命性变化,极大地提高了知识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海姆所精确评价的:“字处理机就是人文学者的计算器,使它的用户能以新的方式来操纵书面语言。正如印刷机问世不久便改变了文化和学术,计算机也使得书面文字的组织、存储、传输自动化起来。”特别是人文社科的知识生产,本身对知识生产工具要求并不高,不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那样需要做大量实验,所以更容易“唯心主义”泛滥,在操控便捷的知识加工工具的扶持下,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就能获得一种接近内爆式的快速增长。但也应该看到,数字网络书写在极大提高知识生产力的同时,那种非反思地应用电子技术,盲目地数字崇拜也正在从根本上侵蚀理论研究的活力,降低理论工作者的创造热情。技术依赖的结果是理论成果不再是原创之思的自然绽出,而更多地表现为平庸思想的来回搬运,信息模块的复制拼贴,严肃的学术研究正蜕变为自娱自乐、卡拉OK 式的文本狂欢。文本自我演绎的结果是写作与编辑的界限日益模糊,学者、思者和贩者的角色转换难解难分。今天,这种盲目地数字崇拜、忽视信息的社会层面的所谓“知识生产”有泛滥成灾之势,在数字网络技术的加持下,一切都是从文本到文本,闭门造车、向壁虚构、言不及义、浅尝辄止。特别是在畸形功利考核机制的诱导刺激下,不少浮躁的学人,为了眼前的实惠,“不深入纷繁的现实运动居然能炮制出许多‘指导现实’的文章,不查阅浩瀚的典籍资料就能写出学术价值不高的文学、哲学、史学专著”。其最终结果只能是著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
现时代很多作者的身份其实相当可疑,称之为编者或贩者更为合适,很多所谓的神来之笔其实不过是临时匆忙凑合的。如果说,这样的思想文本在前网络时代尚有若干传播学上的价值,那么,在全球即时共享的网络时代,这种缺乏个性的文本自我演绎,只能是增加理论研究的背景噪音,其在推进真正的知识生产方面的效果几乎为零。因此,数字网络时代,既是复制粘贴的时代,也是创新成为绝对命令的时代,甚至是要追求原创的时代。如果学术期刊没有高标的追求,没有严格科学的筛选机制,在这样一个电子复制时代,高仿之作就有可能排挤掉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思想成果——就像山寨可能干掉原创一样。作家张承志批评现代学术的一段话特别经典:“学科发展的不节制导致了印刷垃圾正危害人类,在论文专著堆成的黄土高原之下,真正科学的金脉已经被深深埋葬了。”西方文论经常讲作者之死,文之死,可能有些夸张,但在加速主义的时代,什么是作者,什么是论文,学术期刊如何真正做到作者友好,这其实是需要提到更高层面,作出更多哲学反思的重大问题。
结语: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限于时间与篇幅,本文并没有给出学术期刊如何实现作者友好性的解决方案,但通过对知识生产现场的三个方面——即知识生产者、知识生产产品及知识生产工具的粗浅考察,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数字网络时代知识生产工具的根本性置换已经导致了知识生产力的急剧膨胀,现在是到了要考虑转变知识生产关系的时候了。说得夸张一点,必须站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来重新思考、重新建构今天的学术论文审查方式、出场方式、布展方式。事实上,整个人类社会正在“迈向基于网络平台的知识生产时代”,“今天的网络,正以其巨大的整合性与包容性将所有传播媒介交融荟萃成一个生动的人机界面,从而为人类文化的整体互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为当代的知识生产活动开辟了以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并存的多元的全新场域”。整个学术界应该站在这样的时代高度来调适与重构数字网络时代的知识生产方式。满足于修修补补,不从底层逻辑来思考问题,或许也能部分缓解学术期刊的作者友好性困境,但离广大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的新期待其实差得太远太远。至于如何打造,这是需要大家一起探索的,国内外并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简单挪用与采纳。
“先悟者先得利”,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顶层设计层面尚无重大改革的情况下,有先见之明的作者不妨跳出传统机制的束缚,不要把眼光老盯着百十家学术期刊,特别是那些核心期刊上,而应该站在时代转型的高度,考虑在更广阔的天地驰骋翱翔。最早的学术期刊就是一些通讯,像《物理学通讯》《化学通讯》,学术期刊无非大家交流学术成果的载体而已。以前创办这种载体需要很多资质,成本昂贵,但现在借助网络几乎不用什么成本。可以看到,很多个人自办的电子期刊、微信公众号,其内容之充实,制作之精美,甚至已经超过了一些传统的纸质期刊载体。对于广大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来说,如果能够及时解放思想,挣脱陈旧机制的束缚,通过自己创办的一些网络学术平台,一样能起到促进学术交流与研究的作用,获得好的社会反响。
身处一个“学术创新成为绝对命令”的时代,学术研究的难度较之从前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但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学术水平及学术成果质量固然有高低之分,但学者的学术人格并无尊卑之别,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应该提倡普惠包容,尊重每一个学术主体的劳动——即使是不那么有创造性的劳动,学会欣赏那些暂时还不怎么成熟完美的学术。要评价,但不要轻易去评价,学术期刊的从业者乃至整个学界,对作者之文可以挑剔,但对作者之人必须友好。给每一位中国学人稍微宽松的发展空间,或许就是给中国学术一个辽阔的未来。
作者简介：赵涛，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海学刊杂志社社长、主编。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说明：该文是《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学研究”栏目“作者友好性：学术期刊总编谈”专题笔谈（何云峰教授主持）邀约之作。
推荐发布：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辽宁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博士生导师牟岱。
来源：东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