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玥：燕子的旧巢，壁虎的断尾，人的来处 ——东来《涉过歧流》读记

摘要：东来的写作，让人想到某种山体水系，始于巍峨的瀑布，却偏爱向边僻、无人的地势去。为了完整地流经那些崎岖的野路，再将人迹罕至处的景状和心境准确带回，需要保持很强的精神专注度。她小心地控制讲述的流速与气息，时常收紧、压低自己，尤其善于冷却自己。东来关心命运的大开大合

东来长篇小说《涉过歧流》

发表于《当代》杂志2025年1期

燕子的旧巢，壁虎的断尾，人的来处

——东来《涉过歧流》读记

文|刘欣玥

东来的写作，让人想到某种山体水系，始于巍峨的瀑布，却偏爱向边僻、无人的地势去。为了完整地流经那些崎岖的野路，再将人迹罕至处的景状和心境准确带回，需要保持很强的精神专注度。她小心地控制讲述的流速与气息，时常收紧、压低自己，尤其善于冷却自己。东来关心命运的大开大合。对大时代之下“人”的跌宕不平，她有自己特别的体认，却倾向于用静定的方式讲述。但瀑布与溪流是很难被混淆的，正如你几乎不会怀疑她那些故事巍峨的本质。

《涉过歧流》用十六万字，还原了世纪之交一个少年从山村到城市的三十年。十四岁那年，他被选中作为乡村少年的样本，参加录制一档城乡互换类真人秀电视节目，此后被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件彻底改变人生。小说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写主人公的中学时代。从电视真人秀奇遇，到父亲意外身故，低智没有自理能力的母亲改嫁，少年被交换家庭的城市父母领养，命运之手将他送入小时候放足胆子去幻想，也想象不出的“中心”。从乡小、镇中，到县中，再向城市私立高中层层递进，最后考入精英大学。少年从城乡教育资本的差序格局里一路向上突围，彻底割弃自己的过往。被节目扭转的命运至此，称得上“魔幻”，或者“魔幻现实”。

但是，故事里总有“但是”——命运之神的每次现身，都附带冷酷的陷阱。如果借用茨威格的话，“他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小说的后三分之一，陷阱逐一收紧它们的罗网。经历了养兄早亡、养父母的抛弃后，主人公继续用谎言掩饰自己真实出身，并试图将婚姻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当年的电视节目阴魂不散，推出回访续篇。互联网有记忆，数字时代的媒介考古和流量传播，如同一剂让伪装者显出原型的吐真魔药，出身本地中产的未婚妻一家还是揭穿了他的身世。城市，或者也可以称为“中心”“外面的世界”，化身为电视台、养父母、未婚妻、匿名观众与网友，一次又一次剥光他，再拒绝他，将他推回起点。

小说结尾处，主人公重返自己长大的歧流镇、燕子窠，惊觉自己已经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也无人记得自己。没有留下照片，也没有人知晓其姓名的人，是失去了存在证据的人。“我们被幻想引领着远离和背叛，终于失去自己原来的声音和面貌。”小说里的所有人物都有名有姓，无论是真名假名。唯独主人公，始终只拥有第一人称“我”。东来也许是在强调主人公的孤绝无援，或者，像他这样的人的处境的普遍性；又或者，这个痛失来处的人，最终也痛失了“我自己”。

“我是谁？”这个两手空空、立于天地间的“我”终于开口问道。从什么时候起，“走出去，只有外面的生活值得一过”成为一种既不容置疑又身不由己的单项选择。“究竟是谁，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散播这份确信？”面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城乡壁垒松动以后，到九十年代爆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涉过歧流》承认历史的必然与时势所趋的席卷力，但也在多年后，让人省思狂热之后的困厄与徒劳。

“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起点很低——事实也是，想要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但是流动的空间有限，外面到处是壁垒，所以像盲流一样窜来窜去，在流动中居无定所，所有的能量在途中消耗殆尽。”主人公在成长中听过最多的评价是“你太幸运了”“你的运气已经超过世上大多数人”，连他自己也深以为然。小说全篇足足出现了二十一次“幸运”和十二次“运气”，有时反讽，有时恳切。幸乎不幸，东来似乎从未停止思考，究竟什么是时代主潮与个体偶然共同炮制的“不可复制的幸运”。一个出身在低处的人，又要如何认清、领受……或者说，招架住，命运波谲云诡的垂青？

这个山村少年的弄假成真的“交换人生”，的确适合被放入某种宏阔的社会史架构里去分析。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高度浓缩、急遽加速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它是一卷关乎“时代生长痛”的纪实录像，闪烁着历史真实的高光与寒光。当“个人奋斗”的发迹神话逐渐成为明日黄花，继之而起的连绵不绝的讨论，是“发展的代价”与“流动的限度”。今天的人们比过去更关心贫富差异加剧，阶层固化，城与乡、沿海与内陆、南与北不均等的资源分配与竞争态势。《涉过歧流》的社会取景框，同样涵容了诸多历史毛细血管般的次级命题：比如，大众媒介与娱乐消费的“观看政治”，教育机会公平的制度性保障，强弱文化的先天势差及其复制再生产，城市中产子女的过度内卷与青少年抑郁，物质条件的快速增长之下被忽略的心灵境况，等等。在“人”维度上，青年一代作为“改革开放的孩子”的分流，“寒门”能否再出“贵子”不时被重提，《涉过歧流》也与近年来被热议的“县中的孩子”“小镇做题家”呼应。从东来的创作谈看，她对此有所保留。

我们都已熟悉攀升失败、寒门幻灭的故事。对《涉过歧流》里的少年来说，外省青年拉斯蒂涅和于连是他的文学远亲，高加林和涂自强则是他本地的父兄。在其成长于世纪之交的具体境遇里，前有“县中的孩子”分秒必争孤注一掷的畸形竞争，后有“先天不足的出身”与城市精英之间愈发难以逾越的壁垒。“向前，向前，会无路可退，但不会无路可走”，他最终要向何处去，何尝不是在接通“当代中国青年要向何处去”的大哉问。

相较于被熟耕的“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两端，“县域中国”以其独特的过渡性和撕裂感，正以后发之势，涌现出更多理解当代中国的可能。在社会学调查、网络民族志与生活实感经验的地层上，县域文学的表达方兴未艾。1990年出生的东来，写出了一个同代人心底的“时间简史”与“千里江陵”。背对着“向外、向上、走出去”的狂热传统，《涉过歧流》用一次从城市回到县乡的“倒流”式的写作，洞悉世相，立此存照。

尽管如此，我这一次仍然分外犹豫。过分倚重“县域”“小镇做题家”等社会学样本式的谈论，也许会遮蔽文学自身的多义性。在我看来，《涉过歧流》最出色的地方，是对于早慧少年的高自尊与高自卑交织的心理书写，是那些混杂着启蒙、野心、妒怨和面对折辱的故作坦然，紧张且痛楚的深密心事。因为东来让隐不可见的、难以名状的“生长痛”成为可见的、可名状的，我们共同的历史坐标才活了过来，见树又见林。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对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呈现方式，实则内置了一则具有文学反身性的提醒。节目组用剪辑后的镜头引导舆论，放大“城乡矛盾、贫富差距”二元矛盾的制作策略，说到底是以“变形”、忽视真实的个体感受为代价，迎合了城市文化的自我认同，也加固了对农村的消极认知。标签化的观看方式，是对“具体而微的人”的二次、三次伤害，对文学来说，要警惕与庇护的都在这里。有了“具体而微的人”，才有了不可复制、拒绝等而论之的诗与真实。

东来两次用壁虎断尾，比附主人公割断来处的残缺与恓惶：“我将痛失自己的过去，只留下若有若无的记忆——唯有我可以确认的记忆。壁虎断尾，再长出来的尾巴会变得细小畸形，人不也是这样。”人是有来处的，来处会隐匿，却不会消失。长大后，那些曾让人年少时蒙羞，发狠要一刀两断的过往里，藏着让人修缮残躯的珍宝，尽管它们自己也不再完好无损。我喜欢《涉过歧流》里那些关于自然、植物与动物的段落，它们是一个人重新走在来时的路上，还能捡回的童年的富矿。春风催化，不同于一去不返的人们，燕子每年春天都回来，回同一个地方，重修旧巢，孕育新雏。在加速求变的活法之外，自然遵循其古老的节律，并慷慨启示着失落的现代人类。东来把她为数不多的抒情时刻用在了对自然的描写里，她写山，写雾，写雾中归来的燕子，有痛感，有爱惜，有恒定的元气。

据说，这部小说最初的题目是《凤凰籽》。我琢磨过，也曾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是不是与“凤凰男”有关系（我们似乎有一段时间不怎么提这个词了）。一个比我更早读到小说的朋友说：“是凤凰，也是草籽。”对啊，人可生如蚁而美如凰。站在燕子的旧巢下，捡回壁虎的断尾，山乡的骸骨被辨认，确认了来处的人，或许也能重新长出一副血肉？

旁记：

阅读东来《涉过歧流》的过程，从腊月跨过春节。期间我随父亲回川北的乡镇探亲，祭扫。这是父亲四十多年来第一次回川过年，看他在十八岁以前生活的地方逡巡，我更像是个缺乏准备的旁观者。我与这里关联稀薄，大多时候，它只意味着“籍贯”一栏的填写。意外的是，手头阅读的小说中的场景，竟在回乡之行中反复映现——这种奇诡的感受，在父亲重访他的中学时变得强烈。这些年人口外流，他当年所在的高中部已经被取消，故人退休，同窗星散，现代化的校园在原址上的扩建，称得上沧海桑田。我指给他看教学楼上奋发励志的红字，还有走廊上加装的铁丝网。从镇中走回来的路上，父亲突然说，从前总想着退休后回归故里，但走在街上，“都没有认识的人了”。

尽管小说里的主人公是我和东来的同龄人，与父亲隔了整整一代人的时差，地理区域也不同，但现实与虚构的反复呼应，又实实在在同在一张当代中国人口的流徙图景：从乡村、镇、县域到城市，“上升”的绳梯从天垂下，一直在那儿。我很迟疑，无论是对于父亲，还是对于现实中的朋友东来，自己大概都知之有限——人是有来处的，来处只会隐匿，不会消失。写作和阅读如倒流，从城市、县域、镇到乡村，反向而进，走下高铁和公路，踏上被荒草埋没的窄窄的土路，抵达各自的“燕子窠”。在“倒流”中理解具体的“人的来处”，其困难程度，也许不亚于理解世界。

我父亲在农村长大，在多子的家庭里，因为过继的安排获得经济庇护。继父母供他从村小读到镇上的中学，被川东北的师范学院录取，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稀罕的有出息的大学生。此后，我的父母从西南考到广州读研，留校，任教，安家。父亲尤为喜爱广播电台放送的路遥《平凡的世界》，不止一次对我讲述1988年第一次听到小说开头的震动。九十年代，我在这座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省城出生，在飞地状的大学校园里成长。大学子弟普遍讲普通话，除了本地生，多的是湖南、江西籍的同学。他们和我一样是移民二代，籍贯一栏里填有五花八门的县域。往上追溯一代，最不缺的是聪颖、吃苦、拼搏的心志，除了家庭的托举，时代授予他们从内陆向外、向上流动的利好机遇，让他们的后代可以指认城市为故乡。改革开放的加速神话足以让人重新定位自我的起源，并选择性地忽视发展“势差”带来的内部撕裂。成功叙事的自我复制在明，不平等的再生产在暗，不仅发生在城乡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的地域分布，或同一代际之内。区别只在于我们是否能觉察，看见，并记取所有人都置身其中的历史的生长痛。很多时候，“只要往上数两代，谁不是土里讨生活，大家从同一个起点出发，然后迅速分化，走向不同的支线。”要过许多年，我可能才能模糊地明白身为少数人的幸运，和“习以为常”背后的局限与傲慢。东来将《涉过歧流》称为她剖开自我、卸下三十年负重的“假面告白”。这种叙述的决心，有力地泵养着书写和阅读的意义。

除夕那天，我和父亲一起回乡下的祖宅，土筑结构已经拆除数年，残余的墙体上，抄写着叔叔千禧年外出打工的BB机号码。儿时暑假，我记得这里成片的水稻，玉米地和花椒树。现在耕地被统一租种，“大队”更名为“村”，田里竖立着“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巨型灯牌。人们在镇上建房，或者随下一代进城，仅剩下稀疏的几户，在门前整整齐齐种了些自家吃的菜。“小时候觉得村庄很大的，现在竟然这么快走完一圈”，父亲讲。他站在田垄上，和劳作的邻里攀谈，两个来回，就问得出远近姻亲关系。他转身笑着向我转述和解释，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些少年兴高采烈的神色，又再次想起东来所写的燕子：

“一夜之间，燕子复归，在山野间忙碌不停，衔泥育雏，是他从小到大最熟悉的风景，这景象似乎有种魔力，吸住了他，他把行装放下，搬来椅子，坐在廊下看一对燕子来去忙碌，只消半日时间就补好破损的旧巢，看完他决定不再出门，世界大变就让它变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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