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聚焦中国生成式AI技术在国际主流新闻媒体上的形象构建，旨在探讨国际新闻话语如何通过不同策略塑造中国技术的国际认知，以及建构中国生成式AI技术形象的国际主流媒体话语博弈。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分析道琼斯数据库Factiva中的3015篇新闻文本，通过三级编码

以下文章来源于《新媒体与社会》2025年第1辑，作者：高北晨、吴飞。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纸质版为准，并注明出处。

摘 要

生成式AI 技术形象 国际新闻 话语博弈 价值张力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1&ZD318）

作者简介：

高北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传播 传播与社会；

吴飞，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数字传播 国际传播

一、 引言

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各领域的协同进步，也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和塑造国家形象的关键因素之一。[1] 《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的创新力排名第十一位，是排名前30的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也是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2]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已逐步跻身世界前列。中国技术的创新呈现既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是解决中国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因素。[3] 因此，中国的技术创新将在未来逐步向前迈进的过程中通过“溢出”效应助力国家形象的建构[4] ，同时也以合作共赢的态度使其他国家从中受益。[5]

2023年被称为AI发展元年[6]，AI技术的不断进步为各行业带来了颠覆性变革。美国OpenAI于2022年底推出的ChatGPT作为阶段性代表成果之一，此后，中国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随即推出文心一言、通义千问、混元等大语言模型。生成式AI的兴起不仅便利了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也推动了经济和生产模式的变革。

当前对中国生成式AI技术展开研究，具有双重必要性：这既源于该技术的全球前沿性，更植根于中国技术生态的独特禀赋。具言之：第一，在政策与市场的双轮驱动层面，中国政府创新性地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范式，通过制度设计，既保障了技术创新的政策空间，又建立了风险防控的前置机制。[7]这种治理智慧的独特性，为观察前沿技术的治理模式提供了基础样本。第二，中国特有的数字生态构成了技术发展的根本优势，这源于中国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和丰富的数据资源等要素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形成的正向循环。第三，更深层的独特性在于价值维度。相较于传统技术领域的追赶态势，中国生成式AI在算法价值观嵌入方面展现出主体性意识。通过将“科技向善”理念融入大模型训练，在数字空间的意识形态表达中探索出不同于他国技术市场的第三条道路。这种价值层面的创新与发展价值观，意味着中国正在从技术应用者向范式贡献者形象发生转型。

生成式AI这种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的技术，不仅通过技术创新反映着国家科技竞争力，还基于国家技术的治理思路与应对态度，丰富着数字时代的国家形象符号系统。[8] 生成式AI的运用已渗透至经济治理、文化传播、国际政治等多维领域，形成国家话语权力的新型交流场域。基于此，当前研究视角聚焦于中国生成式AI技术形象，将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生成式AI的报道为研究样本，探讨其中对技术形象建构的多维策略，并分析全球媒体语境下中国技术形象呈现的内在张力。

二、文献综述

（一）由技术至国家：中国技术形象的建构

科技力量推动大国的崛起，同时成为安全、竞争与权力博弈的核心要素。[9]大国博弈是科技力量的较量，也是综合国力、制度优势与创新模式的全面博弈。因此，科学技术的演进，不仅传递着国家的国力与制度优势等信息，也影响着外界对该国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认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国间的技术竞争愈演愈烈，中国在其中的主体地位愈发显现，但也面临相应国家的技术封锁、污名化与边缘化等敌对态势。[10] 数字时代的科技创新通过“后发优势”，为新兴国家创造了双重战略机遇：既构成撬动国际权力结构变革的技术杠杆，又形成塑造兼具合作、和平与发展特质的国家形象呈现系统。[11]

中国5G技术助力数字贸易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中国技术形象“突围”的代表之一。[12]中国已建成的5G基站占全球的70%，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应用场景营造了重要条件。[13] 然而，在技术推广过程中，相应国家通过技术标准与联盟建立对中国产品进行抵制，相关媒体议程将中国5G技术形象建构为“威胁者”，并赋予其不稳定与低质量制造等负面意涵。[14] 国际舆论环境利用选择性策略在国际范围内“制造同意”，进一步强化外界对中国技术形象的负面认知。[15]

高铁技术作为“大国重器”，是中国高端技术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高铁的符号价值有助于建构现代化国家形象[16]， 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高铁技术通过支援与合作增强了国际认同，并逐步从追赶者转变为领跑者。[17] 具言之，复兴号CR400BF型动车组的智能系统提升了技术效率同时，也强化了高速铁路领域技术标准制定的话语权，这实质上是我国在全球轨道交通技术话语体系中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范式转换的现实表征。[18]

中国航天技术在提升国家科技实力的同时，也构建了和平与发展的国家形象。[19] 在航天合作的国际实践中，“天基丝路”作为多边航天治理机制的代表，展现了中国在航天外交实践中作为制度型合作者的形象定位，并且这一形象在整体实践中更注重技术协调、创新模式与合作共赢。[20] 此外，中央电视总台围绕神舟十三号技术的系列报道，还传递了自强不息与创新超越的精神。[21] 尽管如此，国际话语场域中仍存在一定负面话语，如“太空战争论”“太空威胁论”仍不绝于耳，因此中国航天技术的和平形象建设仍需进一步强化。[22]

丰富技术形象的多维度研究是应对他者化中国形象困境的途径之一。当前，一些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压制中国科技发展，推动“中心与边缘”的技术分裂格局。[23] 在此格局中，生成式AI技术的长远发展仍依赖跨国合作与算法协作的生态基础，这便使得中国生成式AI技术形象的建构成为国家经济竞争之间亟待深化的研究议题。[9]

基于以上梳理，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Q1：国际主流新闻媒体中，中国生成式AI技术形象如何被建构？Q2：国际新闻媒体使用何种策略建构中国生成式AI技术形象？

（二）自塑与他塑的分野：

国家形象的多维建构

国家可从政治、文化、经济以及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进行分解。[24][25] 国家形象也是一个集合性质的政治概念[26]，基于政府、民众、行为、文化等元素，通过“投射、呈现、透视和反映”形成政府、经济、媒体、旅游、国民、环境等方面具化的形象。[27] 学界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分为实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大路径。[28]

中国国家形象的“自塑”以官方叙事为主导，强调保障国家认知连续性和提升国际可接受性。[8]121 官方社交媒体通过顶层设计、叙事建构、话语表达和传播延展塑造国家形象。[29][30] 亦通过地方形象、国家领导人演讲和个人故事等叙事手段增强宣传效果。[31] 同时，新媒体通过参与式生产、情感化呈现和社交化传播，展现国家形象的多样性和立体化特征，其多元叙事模式在视觉传播中可实现更为立体的建构。[9][32] 此外，电影这一形式也可助力国家形象的多元塑造，比如借助抗战电影塑造了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斗士、文明古国、多元文化大国等形象。[33][34]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中的自我展示，同时也在相互认同中得以再生产。建构主义视角下，文化传播作为形象塑造的重要媒介，有助于淡化和消除“中国威胁论”等国际误解。[35] 文化自觉、文化差异判断和传播载体的均衡发展是“他塑”国家形象的主要因素。[36] 尽管中国国家形象在传播过程中仍面临逆全球化倾向和表达渠道受限等困境，但学界、业界亦可通过多元主体互动和精准传播策略进一步建构可知、可感的中国形象，实现国家形象传播共识。[37]从“自塑”到“他塑”，国家形象的研究视角虽已有确切范式与框架，但尚未充分覆盖国际媒介话语场域中对国家形象建构的内在张力。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 Q3：在跨文化技术传播语境中，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生成式AI技术的话语表征与叙事之间的动态互构过程呈现了何种话语张力？这种话语张力通过哪些具体表征作用于全球AI治理场域中的技术权力分配领域？

三、研究语料库与研究方法

（一）语料库来源及概况

目前，道琼斯数据库已吸纳超过14亿篇文章，并且每日增长约150万篇文章，其中以报纸、文章和新闻资讯等作为数据库主要来源。[38] 基于道琼斯数据库样本量全面、广泛和日更新迅速等特点，本研究选用道琼斯旗下涵盖全球主流新闻的数据库Factiva作为当前分析语料库主要来源。

生成式AI是人类迈进智能时代的标志性技术之一。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也是中国智能互联网发展的元年。[6] 因此，本研究将样本检索时间设置为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研究开展之际）。此外，针对检索关键词，本研究选用“China and Generative AI”这一精确关键词检索，共检索到29898篇文本，根据研究问题筛选掉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本后，保留有效新闻文本共计3015篇。

（二）研究方法：扎根理论

格拉泽（Glaser）和施特劳斯（Strauss）将扎根理论引入定性研究，该方法强调研究人员基于数据收集和分析可以发现概念之间的重要关联。[39]本研究选择扎根理论作为主要方法的原因为：阶段编码流程（开放式→选择性）的系统性，能够有效分析国际媒体对中国生成式AI技术形象的多层级表征。基于这一方法在关系挖掘上的优势，其优势既能全景描摹国际媒体对中国技术形象互塑的符号系统，又可穿透表层叙事解释跨国媒体间的新闻话语的互动机制，从而精准回应研究问题中技术形象建构与话语张力的双重探究诉求。

研究遵循扎根理论的开放式、主轴式和选择式编码三步骤。由于文本量大，在开放式编码前，先通过LDA主题模型进行文本预处理和主题识别（包括文本清洗、调用Gensim、困惑度计算、主题优化）。经困惑度计算我们发现，当K=18时文本概括效果最佳。研究以18个主题关键词组为切入点，对文本库进行精细编码并提取基本概念。为保证理论饱和度，在完成初步编码后，针对未编码文本继续进行开放式编码，直至不再出现新概念。在选择性编码阶段，基于主范畴挖掘其内在意涵和相互指向，确定核心范畴，并以此构建研究问题的理论框架。[40]

表1 三级编码示例

四、研究发现：

形象建构、策略与话语博弈

将研究问题融入编码过程，对文本库进行系统性分析。通过概念比对、归纳和范畴确立，以及其中关系的建立，构建了一个可解释的“故事线”框架（如图1所示）。该框架透过文本关系，进一步丰富了国际媒体语境下中国生成式AI技术形象建构的理论解释体系。

图1 中国生成式AI技术形象建构的解释框架

（一）技术形象：

发展、竞争、链接、威胁与受制者

在“技术实力”主范畴下，国际主流媒体将中国生成式AI技术建构为技术发展者和市场竞争者的正面形象。技术发展者形象聚焦技术实践、服务提供和发展策略三方面。AI从垂直专业化向多模态大语言工具发展，需要算法、硬件等元素的合力支持。[41] 由于大语言模型的综合功能、使用体验和行业需求被国际市场广泛接受，中国企业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正着力开发适应本土发展的大语言模型。本土企业采用“切片”策略，将AI技术应用于汽车、金融、医疗、游戏和教育等领域，并整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AI综合产业。同时，中国企业通过模型迭代升级，推动国际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多域合作。国际主流媒体在报道中既展现了中国AI技术的综合实力，也塑造了其在该领域积极、突破、创新和服务的技术发展者形象。

竞争者形象映射在技术发展对企业经济领域的影响上，体现在不同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发展与竞争实践上。“作为新的战略竞争领域，国家间AI竞合关系中竞争大于合作将成为主基调”[42] 。例如《华尔街日报》所言：“百度在美国周四交易中下跌了7.5%”[43]，以及GlobeNewswire报道：“（阿里巴巴）上半年净收入增长了106%，达2650万美元”[44]。这些数据并未单一强调中国在技术竞争中的成功或失败，却侧面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面临的挑战与不确定性，尽管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不断突破，但它们仍需在复杂的全球竞争格局中争取更多发展空间，这一话语现象也呈现出国家企业间技术竞争大于合作的基本现状。

在“技术合作”这一主范畴中，中国被构建为关系链接者的正面技术形象，尤其在全球技术合作日益成为国家关系发展的核心中介背景下。例如，相应报道阐明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高等教育创新中心（UNESCO-ICHEI）以及泰国iApp Technology等多方的合作事实[45]，正显示出中国在推动国际合作中的桥接实践。尽管合作是全球技术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国际报道更倾向于将中国生成式AI技术企业塑造为建立多国关联的中介角色。通过这一视角，生成式AI技术不仅改变了国际行为主体的互动固有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技术形象在国际市场中的定位。进言之，中国在生成式AI技术领域的合作实践，更多侧重于点与点之间的链接与平台搭建。因此这一形象，不仅符合当前国际技术合作的趋势，也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定位。

在外部视角和技术困境两大范畴中，中国生成式AI在“他塑”视角下被建构为安全威胁者与技术受制者的负面形象。经分析认为，中国生成式AI技术的显著进展在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同时，也在技术快速发展的态势中触发了国际技术伦理规制滞后与技术标准竞争加剧的双向压力。从技术困境维度观察，国内在伦理规范、内容监管及数据安全领域的严格政策，客观上对技术创新的市场空间形成制约，但这不失为一种长远的治理策略；就外部视角而言，国际舆论将中国企业的技术突破视为竞争威胁，如“文心一言大模型将上线，这场竞争迫使谷歌陷入非凡境地”[46]等报道话语所示，此类叙事正强化了全球技术竞争格局中的不安情绪。值得注意的是，核心技术与数据主权领域的国际争议，既放大了中国作为安全威胁者的认知，也从技术落后角度巩固了中国AI技术是受制者的形象定位。这种双重形象呈现最终使中国生成式AI技术形象超越纯粹的技术竞争范畴，潜在演变为国际政治话语博弈中的象征性符号。

安全威胁者与技术受制者的形象建构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性，其表面上的对立性实为国际技术权力博弈中的策略性叙事。当中国技术发展突破“低端锁定”的认知时，国际社会进而借“畏强机制”同步强化这两种形象，换言之，相关报道既渲染其技术创新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又通过技术遏制反向塑造其发展的可制性。这种动态建构在“芯片战”叙事中得以具象化——国际舆论将贸易壁垒重新编码为技术规训话语，强调限制技术发展正当性的同时，解构了中国生成式AI技术声誉。如国际媒体报道一方面着力突显高端芯片封锁引发的供应链安全危机，另一方面又通过芯片性能代差论和技术结构缺陷说构建西方的技术强权，从而压制中国技术发展的正当权利。[47]这种双重叙事不仅将贸易竞争升格为技术秩序主导权之争，更使受制者形象从技术能力评价转向制度性权力的关系影射。威胁者与受制者的悖论性共存，揭示了国际新闻正在调用“遏制升级”与“认知重构”的话语框架逻辑。

（二）建构策略：

技术和平、政策解读与排他策略

中国生成式AI技术形象的三重定位——技术发展者、市场竞争者与关系链接者——本质上是技术和平主义话语体系的综合产物。这一建构过程遵循“价值导向、制度保障和实践转化”的合理逻辑，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提出的技术和平发展双支柱理论（技术向善伦理与危机预测机制）[48]26，也在中国语境中可转化为具象化实践框架。

其中，“技术向善”原则转化为产业发展的价值基准，而危机预测机制则演化为制度创新的操作规范。典型例证如2023年生成式AI监管新规，其通过“合成内容强制标识”条款[49]，在技术接纳层面实现了伦理前置——既以制度规范遏制认知操纵风险，又以透明度建设增强技术的可信度。这种“预防性治理”策略不仅巩固了技术发展者的形象，更通过治理概念共通重塑市场竞争的规则，使技术优势转化为标准配置权。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建构技术形象时，始终强调“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这种策略选择既规避了西方技术强权的话语陷阱，又为国际技术合作创造了新的关系接口。由此，新兴技术形象的协同效应须突破单向度实力展示，形成具有范式革新意义的和平技术秩序话语路径。

国际传播中的技术和平叙事既凸显竞争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又系统呈现中国与各国政企在技术创新中的协同实践。在技术合作的核心范畴中，这一叙事涵盖了中国企业内部互动与跨国政企合作。例如：“七鑫易维接受美国高通投资，其AI产品用于消费产品及军事和安全领域”[50]“阿里云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高等教育创新中心合作，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生成式AI的数字化培训项目”[51]。国际主流媒体呈现了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网络中的链接实践。从内外两个维度来看，这些关系建立带来了双重效应：对内，技术平台在点与点的搭建中，促进了本土企业新型互动机制；对外，跨国关系链接不仅稳定了全球技术市场平衡性，还为新兴技术与社会高质量长远发展铺设平台。这种合作进一步塑造了中国作为“关系链接者”的角色，强化了科技助力“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积极互动”[48]26 的技术和平意涵，彰显中国作为全球产业互联互通的重要使者。

排他策略着力塑造中国作为“安全威胁者”的技术形象。这一策略核心逻辑体现为三个层面的权力博弈：在地缘政治层面，主流国际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将中国AI技术定位为“体系外来者”，例如相关媒体援引所谓“政府限制投资决议”的模糊信源，暗示中国技术扩张的威胁性[52]；在技术标准层面，通过强调规则制定权的排他性，建构技术联盟的合法性边界；在产业生态层面，则通过技术世界分裂论的话语框架，迫使相关国家进行阵营化选择，这种多层级的叙事体系共同服务于技术主导国的核心话语权。

排他策略的第二重维度着力建构中国作为“技术受制者”的弱势形象。相应报道的话语焦点集中在芯片、半导体产业的“卡脖子”困境上。2023年6月，路透社与《华尔街日报》的连续报道构成典型样本：前者通过技术代际划分（仅限落后芯片销售给中方）确立技术等级秩序[53]，后者则以制裁时效性（阻止中方获取尖端芯片）强化发展制约的持续性。[54]这种双重技术权力叙事不仅放大中国在传统技术领域的追赶困境，更通过“受控与受制”的框架递进逻辑，将技术竞争转化为具有强权性质的新闻话语。

相应媒体借此策略多层面维护其技术权力。一方面，强化世界对中国技术发展为“可控、可限、可制”的刻板形象，巩固自身技术核心话语权；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对芯片技术的依赖现实，深化国际社会对其先进技术国的崇拜，从而淡化对中国AI快速发展的警惕。排他策略不仅服务于技术竞争，同时也加深了国际舆论场域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固有印象。

（三）话语博弈：价值、权力与契约张力

中国在科技政治空间的持续性张力可概括为价值张力、权力张力和契约张力。[55]在生成式AI技术逐渐被全球接受的背景下，这三重张力共同作用于中国技术形象的塑造，形成多维的话语博弈。具体而言，价值张力体现在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的对立，反映了中国在技术发展与全球技术价值观之间的平衡；权力张力衍生为技术权力与权利的多边博弈，折射出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与协作；契约张力则表现为共同治理与规则强权的冲突，凸显了技术发展在全球合作与单边控制中的利益权衡。这些张力不仅塑造了中国生成式AI的技术形象，也深刻影响其在全球科技发展格局中的定位。

在以中国生成式AI为核心的国际主流媒体话语中，中国技术的正面和负面形象博弈围绕着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之间的价值张力展开。这一张力反映了他方利益与全球价值观的冲突，包括不同文化背景与现代科技价值、公共利益与个体权利以及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博弈。积极和平是一种持续的合作实践，体现为个体与群体在文化和平与社会结构和平中的协同努力，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将积极和平定义为“深度互惠互利的合作状态”[48]15 。相较之下，消极和平则是一种无暴力的封锁状态，表现在相应国家专注于自身发展而忽视长远合作。[56] 在当前国际媒介话语中，不同国家和主体基于自身立场，展开了以各自利益目的为导向的话语博弈。但中国和相应企业仍始终积极践行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致力于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观[57]，既通过技术普惠、利益共享等路径锚定自身发展坐标，又在多方博弈中以实际实践回应技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张力的结构性矛盾。

由于国家发展理念的差异，中国的技术发展价值观与其他国家并不完全契合。例如，相应国家通过关税壁垒和技术封锁等策略，减少全球贸易体系对本国劳动力市场、企业扩张及供应链的依赖，以凸显“本国优先”的价值观。[58] 相较之下，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则始终倡导的共生型技术治理观。其核心特征体现为三个维度的突破：在技术伦理维度，通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发展优先于遏制”的共享原则[59]；在合作模式维度上，中国依托“一带一路”数字合作伙伴关系建立技术合作的互惠机制；在价值传播维度，运用“命运共同体”话语框架解构一味地竞争思维。这种治理观与他方“技术民族主义”相冲突，这从本质而言也是多边主义与单极秩序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潜在博弈。

此外，中国生成式AI技术的正负面形象还体现在技术权利与权力的多边张力中，这组张力的持续拉锯将导致世界技术发展的进一步不对称。技术权利与权力的张力涉及三重维度：技术使用者权利与开发者权力的平衡、前沿技术垄断者与传统技术持有者的博弈、政府监管权力与企业创新权利的调适。当前，OpenAI、Anthropic和谷歌等企业作为前沿技术提供者，其大语言模型产品集中体现了技术权力集中化趋势。这种权力不仅源自算法架构的技术优势，更根植于权力主导方通过用户协议建构的技术权利让渡机制——普通用户在使用服务时将让渡的数据权利与内容生成权利，转化为企业持续强化技术权力的生产资料。随着生成式AI应用范围扩展和全球市场接纳，也将重塑技术权利的范畴——发展中国家仍需维护技术主动性等正当权利和跨国企业技术标准对话之间的基本权利需求。

相应国家技术权力高度集中，正在打破过去相对均衡的市场格局。前沿技术的核心资源与资金流向少数科技巨头，强化了权力分布的不均现状。这种集中化结构也体现在国际舆论场中，尤其是百度大语言模型与阿里巴巴多领域交融时，西方媒体借此将中国塑造为威胁者形象。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一方面利用既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稳步发展努力重获技术权力。然而，中国生成式AI技术的快速崛起与和平发展的态度却被西方市场视为不可控的因素之一。

契约张力反映了技术发展与社会、国家间的隐性关系，主要体现为共同治理与规则强权之间的矛盾。这一层张力主要关注技术主权与全球治理规则之间的二元对立，具体表现为协同治理诉求与规则强权实践的制度性冲突。契约张力本质在于技术赋权与社会责任的动态平衡，这一平衡涵盖政企利益与公共福祉的权衡、技术迭代周期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适配，以及技术治理体系的公信力建构。[60]

进言之，中国AI治理体系通过价值观嵌入、知识产权规制、数据主权建构的契约框架，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这种技术自主权在提升国家数字竞争力的同时，客观上形成了技术标准本土化与全球协同治理的契约张力场域。当前技术治理仍存有双重演进路径：在技术协同治理上强调标准互认、风险共治与价值共识的基本逻辑，而规则强权模式仍固守技术标准输出与治理优先权的内在逻辑。在此中，中国倡导的自主创新技术路径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但在全球技术治理权力重构过程中，仍难以规避技术标准竞争与治理话语权分配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契约张力本质上构成了技术政治化的趋势，这一趋势既是技术治理范式理论发展的焦点，也是大国战略竞争的关键隐性维度。

五、结论

（一）科技和平：助力国家形象多层次建构

科技符号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表征，代表了国家智力资源的凝结，既有助于对内建立文化认同，也有助于对外树立国家形象。[61] 国家形象需不断丰富内涵，其中包含众多丰富的科学技术组成部分。因此，新兴技术发展是国家科技创新力与引领力的体现，在国际传播体系中，多层次呈现新兴技术是促进国际认同、推动国家平等交流和多维竞合的重要途径。

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生成式AI技术形象的建构面临双重挑战：一是正面形象自我塑造较为清晰，二是负面话语回应略显迟滞。为应对这一桎梏，我们需要识别话语来源与态度，并理解国际传播目标地域与受众的多样性。如部分媒体对中国技术发展持合作态度，且尤其关注芯片封锁对本土企业经济发展的媒体，对此，本土政企及媒体应加强双边合作与正面交流，提升中国技术理念的国际认知。针对刻意抹黑中国技术的言论，新闻媒体则需明确应对策略，强调技术发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框架，为技术形象建构提供理论支撑。借此，中国不仅得以强化技术形象的和平性与包容性，还可以助力解决全球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推进和谐的国际技术合作生态。

技术的创新不仅能够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还能够推动国民经济、社会治理和国防等多领域的发展。[62] 创新的本质在于促进人类更好地发展，因此，国际传播中对技术发展的报道，不仅应聚焦经济效益，更应突出技术在改善人类生活与生产实践中的实际应用价值。例如，生成式AI在提升工作效率、促进行业生产、便民医疗诊断等领域的应用，这一方面展示了新兴技术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另一方面也深化了技术服务人类发展的根本理念。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中国生成式AI形象，可以传递技术发展的包容性、普惠性与和平意涵，同时还可以展现中国技术在推动全球合作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通过生成式AI技术的正面形象呈现，中国将以更精准的形式塑造整体的正面国际形象，以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传播效果。

（二）策略对话：共建国家科技多向度发展

国家形象建构旨在展示自身优势，促使他者更清晰、正面地认知“我们”。当前中国技术形象传播的薄弱点，主要表现为跨文化形象传播中的目标不够明确、传达效果有待提升以及信息表述略显模糊，同时缺乏对技术竞合关系的关键阐释。在这一过程中，仅靠话语博弈难以强化正面形象，但通过更有针对性的对话框架，或可巧妙地削弱负面话语影响，实现以点带面的传播效果。

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生成式AI技术形象的负面叙述，主要集中在技术威胁者和技术受制者两个维度。然而，与之相对的正面形象，如技术发展者、竞争者和关系链接者之间的叙述，尚未形成有力对话，导致负面标签传播效应被独立放大。从排他策略看，其核心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将中国定位为技术和经济领域的他者，试图边缘化中国，阻碍其技术突破表达；二是通过强调“制裁”等行为，烘托相应国家技术强权的主导地位。

这种策略背后的动因是他国对中国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感知，以及对中国不可控的焦虑之感，这些因素合力强化了中国技术威胁者的形象。为了弱化负面形象表达，须从相应媒体表达的逻辑根源出发，制定明确的跨国产业合作框架，通过技术、信息透明化策略，逐步消解国际社会对中国技术的威胁感知。[63] 借助强调技术开放性与合作性，为中国在国际主流媒体传播中实现从威胁者到合作伙伴的形象转变。

针对技术受制者，排他策略正通过强调技术主权的边界，客观上凸显中国本土芯片技术的阶段性弱势，这种话语建构本质上服务于技术强权体系的话语再生产。揆诸当下，中国虽然通过和平发展的技术叙事初步构建了具有道义合法性的正面形象，但必须清醒认识到：现代技术体系具有天然的全球性特征。历史经验表明，日本半导体的产业、荷兰光刻机地位、中国台湾台积电的代工优势，乃至“硅谷神话”的技术革命，本质上都是全球知识流动、技术协作与资本整合的产物。这种技术发展的共生特征，恰恰解构了排他性话语的立论基础——任何国家的技术突破都无法脱离跨国创新网络而独立实现。鉴于此，未来的技术形象传播需要构建双重逻辑：在价值层面，应以“互利共赢”原则统摄叙事框架，将中国技术发展嵌入全球产业演进史，借他国半导体联盟、技术协定等历史案例强化论证效度；在实践层面，可借“创新生态共建者”的角色定位，将命运共同体理念具象化为技术标准共商、研发风险共担、产业红利共享的具体方案，从而消解排他性话语的认知根基。

（三）张力平衡：

共商人工智能技术的世界治理

“价值张力、权力张力与契约张力只有在适当范围内，才能促进科技与政治的良性互动。”[55]184 这三组张力相互联系并相互制约：张力过强会加剧科技与政治空间的矛盾冲突，张力过弱则难以为良性互动注入活力。因此，国际场域内建构技术形象的过程，是技术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和国家合作观的综合调适。通过话语博弈，技术形象的国际互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科技与政治空间张力的协调对话。

在对齐策略部署上，我们需要以价值对齐为基础，平衡积极与消极和平的价值张力、科技权力与权利的张力，以及协调共同治理与规则强权的契约张力。伊森·加布里埃尔（Iason Gabriel）基于价值对齐提出了三点主张：重叠共识、无知之幕和共识协商。[64] 对此提出以下发展策略：

为实现“重叠共识”，技术发展与国际新闻传播框架应整合不同地域、政治和文化环境下共通的思想价值观，须明确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的价值张力既包含“追求和平”的核心共识，也涉及民众对安全性、隐私性等共同价值的关注。[48]40 基于此，共识建构需完成双重转化：在价值维度，将“追求和平”的抽象共识转化为“意识培育、注意力管理、沟通机制、协调模式、合作路径”五要素协同的实践闭环，实现从认知基础到行动路径的范式转化；在传播维度，本土媒体应建立三级操作框架：以“数字赋权”“可持续创新”等元价值为锚点凝聚底层共识。最终将气候智慧城市、跨境数据流动等具象议题转化为全球技术叙事的连接枢纽，通过这种“价值锚定、现象解析和议程转化”的递进策略，推动共识重叠从理念层面向关系网络的演进。

“无知之幕”理论为当代技术治理提供了规范性参照，其核心在于通过剥离决策者的身份属性来建构价值决策的“原初立场”。[65] 虽然新闻传播业无法复现理论假设中的绝对信息屏障。但仍可借鉴其中强调的公正、中立性原则，通过减少对特定国家、利益集团或文化背景的偏向，追求更高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具体到中国技术形象的国际传播，可实施三重策略：首先须解构“技术民族主义”话语，将报道话语锚点从地缘政治博弈转向算法透明度、数据主权分配等元伦理维度；其次运用“溯源式叙事”穿透商业黑箱，建立技术演化谱系与劳动价值再分配的因果链条；最终构建“风险语法”转换机制，将AI治理争议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创新议题。这种报道方式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因国家立场或商业利益引发的偏见，还可在技术规则制定者与全球公众之间构建“信息对称”的沟通桥梁，为技术发展与认知提供更为公平性与包容性的内容支持。

当前技术形象建构的单向度困境，本质上源于跨国界、跨文化协商机制的缺位。为此，“共识协商”策略需在公共领域建构双向赋能的对话机制：通过提升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参与透明度，在价值交换过程中培育可协商的认知场域，进而形成动态平衡的技术伦理共识。我国国家技术形象建构事业的叙事革新，应当着力构建“发展与协商”的协同框架：在内容层面，需超越对技术参数的单一呈现，转而深化跨国知识共同体如何通过技术协作优化教育医疗资源分配、弥合数字鸿沟之内容上；在价值层面，应突破工具理性的叙事定式，借助对技术社会化过程（如人机协同重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案例解构，揭示技术演进与全球治理转型的共生关系。这种协商驱动的叙事策略，其深层价值在于将潜在的技术垄断风险，转化为重构全球治理秩序的建设性对话契机。

综上，三种策略在当前语境中的结构关系体现为基础提供、方法论指引与内核巩固。重叠共识为无知之幕与共识协商提供价值观基础，奠定价值观的普遍认可条件；“无知之幕”为国家技术形象国际传播提供思路指导，借助中立报道与内容共通实现利益平衡的信息传递；共识协商则在共同发展的讨论中，强调技术发展的前景以巩固中国生成式AI技术形象建构的公信力。三种策略在不同进路的相互交织下，或可促进中国生成式AI技术的多领域价值表达，也可在平衡张力中激发国家技术空间发展的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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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