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初，我在温哥华因偶然机缘邂逅台湾诗人痖弦。他在我带去的一本英文诗集的扉页写下了“诗人是真正的历史之子”这一题词。多年后，在他的口述史《痖弦回忆录》，读到序言中对人生完成度问题的思考，又一次想起了这句话。他提到，一个人或许本来具有某种禀赋、能力，却因个

诗人穆旦，摄于曼谷

文｜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作者授权发布

2008年初，我在温哥华因偶然机缘邂逅台湾诗人痖弦。他在我带去的一本英文诗集的扉页写下了“诗人是真正的历史之子”这一题词。多年后，在他的口述史《痖弦回忆录》，读到序言中对人生完成度问题的思考，又一次想起了这句话。他提到，一个人或许本来具有某种禀赋、能力，却因个体的性情、意志力，或者时代的局限、偶然的变故，甚至一念之差的命运翻转，最终未能才尽其用，所呈现的便是一座未能充分燃烧的“火山”，正如余英时先生形容顾颉刚时所说的“未尽的才情”。

读完最近出版的《幻想底尽头：穆旦传》，我脑海中最先浮现出的感触亦是——“诗人是真正的历史之子”。这部厚达600多页、由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易彬完成的传记，完整地呈现了穆旦并不顺畅的一生。易彬三十年耕耘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整理和书写穆旦的年谱、诗集编年汇校、研究资料等，几乎以一人之力，让穆旦这位原本被冷落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重新进入学界和公众的视野。

01

穆旦的生命几乎完整地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战争、革命与动荡。不同于何其芳、卞之琳、冯至等从个体生命经验和感悟出发的现代主义诗人，穆旦的作品充满更浓郁而强烈的历史意味和张力，是个体生命与时代强烈碰撞之后的生命书写。

20世纪亦不乏面对民族、国家和历史进行写作的诗人，比如艾青，曾写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然而，这类诗歌最后往往因宏大叙事而走向“抽象的抒情”。

穆旦显然既不属于纯粹个体抒情的个人主义立场，也不同于集体主义取向的诗人。他的诗歌契合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所言的“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以个体性的抒情和独具特质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一个诗人对于历史的参与、感受、见证和思考。

从这个角度而言，穆旦无愧于“诗人是真正的历史之子”的称号，而正因其诗歌书写的独树一帜和个性上的严肃正直，加之他为谋生而相继卷入一些跟国民政府、美国相关的机构等，1953年从美国归国后，他的人生便陷入无穷无尽的压抑痛苦，诗人的生命似乎也变成了“漫长的余生”。惟有诗歌翻译，让他不仅获得了一点点心灵慰藉，也结识了一些登门拜访的年轻友人，在令人窒息的环境里，找到了一个稍微可以自由呼吸的小孔。

《幻想底尽头：穆旦传》 易彬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年2月

02

穆旦原名查良铮，祖籍浙江海宁，1918年生于天津。他在《历史思想自传》中这样描述一个破落的士绅家庭的家庭状况及其影响：“大家庭的生活方式是封建式的，敬神，尊长，重男轻女，这一切都使我不满，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使我不快乐。父母经常吵架，生活不宁，父亲的粗暴使我对他愤恨，母亲经常受压迫，啜泣度日。还有，在大家庭中，我们这一房经济最寒微，被人看不起，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即立志要强，好长大了养活母亲，为她增光吐气。我的向上爬，好与人竞争，对于权威、专制和暴虐的反抗，倔强的个人主义，悲观的性格，便都在这种环境里滋生起来。”

不过，他倒并未如谭嗣同那样，因原生家庭的生死无常形成政治反抗的烈士精神；也不像后五四时期很多年轻人那样，冲破家庭罗网而走向家庭革命的道路。他穷其一生都在奔走和操劳，对于家庭的核心价值始终是细心守护的。他一辈子都很关心母亲的处境，有了自己的四个子女后，也是尽心尽责地抚养和照顾他们成长，并因自己的身份影响了孩子们的人生而深感歉疚和自责。尤其是为了奉养母亲和弟妹等，他在不同的职业之间反复切换，四处游离，更是让人深切感受到，抒情诗人也绝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一直试图在诗歌与日常、心灵与现实、历史与政治之间寻求一种审慎的平衡感。

从这一点而言，上世纪80年代遗世独立的朦胧诗人，如海子、顾城等与他完全不同。他竭尽全力所想要实现的，也不过是过好一个普通人的一生，而这种试图有尊严地度过的一生，就是穆旦的终极作品。

记得维特根斯坦临终前对身边的人说，“请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然而，穆旦肯定不会如此念想，因为他有太多的心愿未能达成，有太多的人间羁绊未能放下。

“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

——《智慧之歌》，1976

03

幸运的是，穆旦在南开中学、清华大学以及西南联大接受了完整而优质的教育。张伯苓一手创办的南开，文化和风气对于内心充满缺憾感和愤懑情绪的少年穆旦，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外部资源，让他得以借助学校生活，从大家族的阴影里艰难抽身而出，长成一个更具有内在人格完整性的自我。

1929年考入南开中学后，穆旦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发表作品，结交同道中人，认识了一些后来成为一辈子朋友的诗人。“穆旦”这一笔名首次见于1934年的散文诗《梦》中。易彬认为，家族丰富的藏书、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他较早接触的文学阅读，和在南开中学接受的良好教育，共同促成了穆旦的“早熟”。他的同辈诗人杜运燮曾指出：“穆旦很早就在诗中表现出他的感情的含蓄节制和具有较多的理性成分。不像许多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写诗一般直抒胸臆，表现出更多的奔放或感伤，穆旦在写诗时则像一个中年人，有时甚至还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年人。”

1935年，穆旦入读清华外文系。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动荡时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兼具热烈与冷静性格特质的穆旦，参加过“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受过大刀和水龙的驱逐，也开始阅读《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并结识左倾同学如王瑶等。在给朋友赵清华的书信中，对于友人对其生命安危的担忧，穆旦回应道：几乎所有教授，包括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和张申府等进步教授，都在支持他们，清华没有一个学生被捕。与此同时，穆旦开始频繁地在校内的《清华周刊》、校外的天津《益世报》、上海《文学》月刊等发表文章和诗歌。紧接着，全面抗战爆发，穆旦随清华南迁到长沙，进入长沙临时大学设在南岳圣经书院的文学院，当时钱穆、冯友兰、燕卜荪等教授都在这里任教。

1937年到1938年，很多聚集在长沙、衡阳的优秀青年，仍在经历心灵的挣扎——读书不忘救国还是救国不忘读书？往西北延安投身革命还是往西南到昆明继续求学？穆旦日后也曾说：“抗战初起时，在长沙曾有去陕北参加革命的意图，因为自己过去在北平清华大学期间，是比较左倾的。”但他并未像同时代很多追求民主和进步的青年那样走上革命之路。

每到历史的紧要关头，穆旦的选择似乎都与主流选择格格不入。这也许来自天性，也许来自对家庭的顾念，也许来自一个诗人对于历史走向的直觉。比如，1949年，当很多人在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时，他却远赴美国求学；而到了1953年，当很多旅美华人继续对新中国观望时，他却毅然率妻子周与良回国。

1949年3月，穆旦在泰国曼谷

穆旦随后参加了湘黔滇步行团，徒步经过湘西、贵州走到云南昆明，旅途中撰写了一些诗歌，并留下了“于参加旅行团之前，购买英文小字典一册，步行途中，边走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抵达昆明，字典已完全撕光”的苦学传奇。

王佐良在评介穆旦的长文《一个中国诗人》中，如此描述西南联大时期的穆旦和诗人朋友圈的日常生活：“联大的屋顶是低的，学者们的外表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在战争的初期，图书馆比后来的更小，然而仅有的几本书，尤其是从外国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是用着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了的。……最后，纸边都卷如狗耳，到处都皱叠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但是这些联大的年轻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略特与奥登。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轻作家迫切地热烈讨论着技术的细节。”

04

穆旦命运的第一次真正转折发生在1942年。彼时，留校任教不久的他，放弃了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助教教席，参加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

在那里，他经历了仿若人间地狱的野人山，目睹了“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他曾就这段经历，写下长文《苦难的历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也曾写下《隐现》《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等著名诗篇，后者中有这样传诵一时的名句：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当一些诗人热衷于歌颂抗战的胜利时，穆旦试图描摹和再现的是战争的残酷性和对逝去生命的哀悼。那些被时代和战争的洪流所吞噬的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始终是他在梦魇中无法驱逐的私密记忆。

1942年，日军入侵缅甸，时任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助教的穆旦应征入伍，加入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

换言之，捍卫个体生命尊严的穆旦，拒绝将民族的悲剧和苦难升华或转喻为一种苦难美学来讴歌。易彬对这个转折点有着洞察入微的剖析：“‘野人山’经历之后，穆旦从死亡线上活了下来，‘自由了’，但也‘从此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怀有‘雪莱式的浪漫派’梦想，不再像《赞美》那样热切呼唤‘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不再单一地从文化层面提出‘控诉’。他最终着眼的，是对那种牢牢地控制着自身命运的外在强力的感知。由此而来的，是对于个体命运的强烈审视——‘不幸’最终成为诗人对个体命运的终极指认；而作为‘不幸’的诱因的现代社会同时遭到严厉的‘控诉’。”

穆旦始终站在个人的立场来书写历史和战争，始终关切的是人的处境、抉择和命运，用易彬的话说，就是试图以个体之良心见证时代，努力打破种种外在因素对于个体生命的规约，以不断地冲破现实个体严峻的生存境遇，实现生命和精神的突围。

抗战结束，穆旦为了生计到处奔走，先后担任部队英文秘书、新闻学院学员和中国航空公司职员。军队生活以及后来的各项工作多是技术化且乏味的，看不到“前途”，本来打算以新闻学院为跳板出国深造的穆旦，又不得不顾及赡养父母的物质需要，同时对国民党党化教育也深感不满。综合来看，到1945年底为止，穆旦还只能说是一位文化身份微渺、诗歌名声微薄的诗人。

罗又伦（左一）为中国远征军将领。1950年，在芝加哥大学读硕士的穆旦（右二）与妻子周与良（右一）同前来美国的罗又伦夫妇相聚。

到了1946—1947年，因重新跟当年联大的教师如沈从文、冯至等人建立联系，他的作品开始发表在当时中国极具影响力的《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文学杂志》等刊物上，可以说由此进入了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圈，他的诗歌影响力和诗人的地位才得到迅速提升。

在这一转折时期，穆旦发表了一系列散文作品，包括《从昆明到长沙——还乡记》《岁暮的武汉》等，对于抗战结束后的中国城市，尤其普通人的生活，进行了深刻的白描，其中最核心的主题就是对于战争的厌弃和反思。

在长沙，穆旦就直接表露了对战争的反感：“我在长沙的街上走，在沿湘江岸上所见的一切，使我不由得厌弃战争，厌弃战争期间双方都有的那种Bravado，那种故意暴涨的精神。”当他看见那些战败的日本战俘在长沙街头无家可归时，诗人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绪：“那种失去了人的体面的样子，你就希望‘赶快走吧’，最好别再看见他，你希望他们赶快回国去，你不由得可怜，这种感情又似乎不对。因为我们自己的同胞就在沿江搭盖草屋，胼手胝足，准备忍受这个严冬。”这恰恰彰显了人性的复杂。王鼎钧在《关山夺路》中也写到，他对上海日俘军容整齐、撤离回国时一丝不乱的那种极其复杂的认同情感。

对于战争结束后普通民众仍旧陷溺在民不聊生的苦闷人生之中，穆旦也有着细致的观察和痛切的批评：“对于北平人民，和平不是自由，而是加速死亡。在敌人的统治下，一个小公务员可以养活一家五六口人，虽然他们必须吃混合面，买配给煤。可是八年来他们‘过得去’，没有日本人使得他们面临如今他们面临的这种饥寒的深渊。”而穆旦看到的沈阳，更是让他控诉：“沈阳充满了痛苦的故事，而痛苦的后面，又全是罪恶。这使你想到人类的愚蠢，和愚蠢的枉然。”

05

穆旦人生中第二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是他从芝加哥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于1953年毅然克服重重阻力与妻子周与良回国。穆旦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异常艰苦，“给医学院养动物，在邮局运邮包，给函授学校改卷子等，都是为了维持读书而做的半时工作，为期都很短。”回国后，穆旦与其联大时期就是好友、后来又同在芝大留学的巫宁坤成为南开大学的同事。他之所以回国，跟巫宁坤的心境近似：“总感到有一根割不断的纽带将自己和古老的祖国连接在一起，虽然那是一个用贫困、悲哀、孤独、屈辱、动荡和战乱充塞着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的祖国，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

1958年8月19日，穆旦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并被判处管制。他被赶下南开讲堂，到图书馆“监督劳动”。他在1959年1月9日日记里写道：“自五日起，我自动打扫图书馆甬道及厕所，每早（七时半）提前去半小时。这劳动对自己身体反而好。”在妻子周与良的记忆中，穆旦精神痛苦，停止写作。到了“文革”初期，穆旦一家又被红卫兵强迫搬家，“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穆旦被关进校园里的劳改营，周与良则被指控“有美国特务嫌疑”，关进生物系教学楼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四个幼儿不得不自己做饭，还得给父母送饭。易彬感慨道：“思想改造运动给身处其中的人所带来的诸多痛苦之中，比较突出的一种就是‘思想’对于内心的强力渗透，不断地挤压那原本就小得可怜的私人空间，交代、交代，再交代，白天交代，晚上交代，连睡梦中都在交代……”

接下来的人生，就是作为诗人的自我与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的激烈碰撞。他不得不将诗人穆旦的身份隐藏起来，而以翻译家查良铮的身份面对时代和周边。

“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

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

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

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冬》，1976

从1950年代起，他开始翻译拜伦、普希金、雪莱、济慈、艾略特、奥登等西方现代诗人的作品，包括《普希金抒情诗集》《欧根·奥涅金》《唐璜》等经典译作。

幸亏，在巴金及其妻子萧珊的帮助下，穆旦出版译著20余本，让他在经济上还能勉强生存。穆旦虽然沉默寡言，但对朋友是重情重义。从1958年开始，巫宁坤被下放北大荒，每次巫宁坤妻子李怡楷回天津，穆旦都要详细探问他在农场的情况。1962年秋冬之际，穆旦接到巫宁坤从安徽大学发来的“告急”电报，立即汇去了数倍于“失窃的钱数”。及至“文革”发生后，巫宁坤全家大小被遣送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穆旦又汇去了一笔钱，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1977年2月26日，59岁的穆旦生命倏然终止。腿部手术尚未正式开始，心脏病突然发作，倒在手术台前——实际上，在动手术之前，就已经查出了心肌梗塞。去世两年后的1979年，穆旦被平反，“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穆旦的文学史地位逐步提高，被列为现代诗人的第一位，许多文学史、诗歌史都对他进行专节、专章论述，也有多部关于他的研究专著出版。

原载《财新周刊》 2025年05月19日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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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人scholar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