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声音｜王逢鑫：我与《北京大学学报》的不解之缘

摘要：我从2010年7月开始审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260期），至2024年7月，已过了14年，整整84期了。1990年第5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载了庞广廉的书评《实用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读王逢鑫著〈英语意念语法〉》。这是我第一次

作者简介

王逢鑫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我与《北京大学学报》的不解之缘

我从2010年7月开始审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260期），至2024年7月，已过了14年，整整84期了。1990年第5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载了庞广廉的书评《实用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读王逢鑫著〈英语意念语法〉》。这是我第一次与《北京大学学报》的交集。从此，我经常到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览《北京大学学报》，精读我感兴趣的文章，从不间断。

我一生从事英语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教学与科研。从1990年至1999年，我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非语言交流手段的若干语义问题》《论色彩词——英汉色彩词语义比较》《词典的分类与编纂方向》《论象声词——英汉象声词语义比较》《论语义的分级性》《论量词——英汉量词语义比较》《论亲属词——英汉亲属词语义比较》《论感叹词——英汉感叹词语义比较》等一系列论文。我与《北京大学学报》走得更近，更加亲密了。

王逢鑫《论象声词——英汉象声词语义比较》，载《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2年第2期

我在北京大学英语系四十余年丰富多彩的教学生涯，教书育人，做学生思想工作，开设新课，编写教材，备课，讲课，批阅学生作业，给学生解析错误，带硕士生和博士生，指导学位论文，辅导青年教师，做学术报告，进行学术交流，承担科研项目，撰写论文，著书立说。我兢兢业业，从不敢懈怠。这些经历和经验，都为我现在审校《北京大学学报》英文摘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余年前，英语系钱军和赵白生老师曾去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回来后都给我讲述发现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有《北京大学学报》。我为此感到骄傲，但是也为学报的英文摘要质量担忧。退休后，时任《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的程郁缀老师邀我帮忙修改英文摘要，我欣然答应。之前，我曾谢绝有的学校用高薪请我上课，谢绝有的出版社请我写专著或翻译文学作品。有的朋友和同事对此不理解，问我为什么放弃有名有利的事，专做替人作嫁衣的事情。我对此并不认同。我本淡泊名利，进入耄耋之年更视名利为过眼烟云。我为《北京大学学报》审校英文摘要，是出于对学术的崇敬，更出于对北大的热爱。

我审校每篇英文摘要，从不敢拿过来不假思索就修改起来。这十余年，我像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认真阅读每位作者的原文，吃透精神，然后动手兢兢业业审校英文摘要。十几年下来，读了八十余期学报的全部文章，学到不少知识，也从修改工作中总结了一套方法和经验。学报的文章涉及古今中外，天南海北，文史哲，政经法，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中文编辑需要是个杂家。我干的审校工作实际上是英文编辑，需要是个懂两门语言的杂家。审校英文摘要，实质上是检查翻译质量。但是，翻译是门遗憾的艺术。由于出版时间紧迫，对一些生僻的专门词汇，虽冥思苦想，但往往不容我想出一个较为理想的译法。事后忽然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译法，但早已经白纸黑字，为时晚矣。总是有些遗憾的事。

许多专门词汇，前人没有翻译过。有时，原作者提供的译法仅是汉语拼音，或一个不太合适的英语词，没有什么可参考的东西，需要自己创造。我常常为一个词如何翻译冥思苦想，费时几天。有一期载北大藏秦简的六篇文章，其中遇到“竹牍”和“竹简”两个词。我花了很长时间，查阅了许多参考资料，才弄明白二者的区别，终于找到暂时比较满意的译法。将“竹牍”译为bamboo piece；将“竹简”译为bamboo slip或bamboo strip。

有篇文章谈到“古雅”“文雅”“典雅”和“风雅”等四个词，基本上是同义词，原作者都译成elegance，没有区别。我试用了多种译法，用elegance的同义词grace，gracefulness，refinement表示，依然没有多大区别。又用了classical elegance表示“古雅”，用literary elegance表示“文雅”，但是与原文意思不符。我最后想出trans-historical elegance（古雅），trans-ritual elegance（文雅），trans-knowledge elegance（典雅）和fame-free elegance（风雅）的译法，以适合文章上下文，弥补原作者提供译法的不足。

还有篇文章专门论述宋代书信体类的消长与创新。汉语的“信”，仅有letter和correspondence两个英语对应词。letter的原义是“字母”。英语字母构成单词，单词组成句子，句子连成信。英语的“信”（letter）强调“信”的基本元素和构成方式。汉语的“信”由“人言”二字组成，指人用语言传递信息，交流沟通，强调的是“信”的功能。汉语表示“信”的词汇太丰富。那篇文章讲到宋代书信体类有“书”“帖”“启”“状”“简”“劄子”“尺牍”等。语义是流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词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有不同的含义。那篇文章用了汉语拼音的省时省力方法。但是我不想用这样偷懒的做法，而是反复阅读原文，反复查阅有关资料，将上述字词分别译为correspondence（书），calligraphic letter（帖），courtesy letter（启），private letter written to one’s superior（状），short letter（简），folded short letter（叠幅小简），official letter submitted to one’s superior（劄子），folded official letter（叠幅劄子）和informal letter（尺牍）。对目前的译法，依然不甚满意，就算抛砖引玉。

翻译是个非常细致的工作。审校译文更需要精确，容不得半点疏忽。有时一字之差，会使意思全拧。最常见的错误是语法不对，语用不当。汉语说“在那个时候”，可以指“在过去的那个时候”，英语须译为at that time（过去时）;也可以指“在将来的那个时候”，英语须译为until then（将来时）。有位作者不熟悉二种用法的细微区别，把将来时的“在那个时候”，误译成过去时的at that time。

英语是拼音文字，每个单词由字母组成，而字母有大小写的区别。大写字母用于句子开头或专门称谓，即专有名词，如人名、国名、地名、单位名称、宗教名称等。大写字母使用有严格的规则。有篇关于基督教历史的论文，其英文摘要将“基督教”写成小写的christianity。英语中，将大写的专有名词Christianity写成小写，是一大忌讳，也是不可容忍的基本错误。英美读者许多人都是基督徒，看到我们的刊物上有小写的christianity，恐怕会十分不悦，认为是我们对基督教和基督徒的不尊重。

用词不当，是常见的错误。有篇文章谈到“马克思哲学的二重性”，其正确译法是the duality of Marx’s philosophy。该文作者将“二重性”，误译成duplicity，其意思是“欺骗”，与duality（二重性）的拼写首尾虽有相似之处，但意思有天壤之别。the duplicity of Marx’s philosophy的译法变成严重错误。

又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译法是New-democratic Revolution。可是有位作者用词不当，将其译为New-populist Revolution，变成了“新民粹主义革命”，又是一个严重错误。

英语是拼音文字，多一个字母或少一个字母，字母前后位置颠倒，都会因拼写错误而弄错意思。有篇文章提到“高地位”一词，英语应译为high status，可是作者误写成high statue，变成了“高雕像”。

英语的根词，可以衍生成意义不同的派生词。例如，subject的意思是“主体”，而其派生词subjective的意思是“主观的”。有篇文章讨论“主体意识”，应译为subject consciousness，而该文作者将其译为subjective consciousness，变成了“主观意识”。

有的作者找不到英语对应词，就使用汉语拼音取而代之。有篇文章讲述中国近代史上的“四个甲子”周期。英语通常将“甲子”译为sixty-year cycle，即“60年周期”。该作者本意想用汉语拼音将“甲子”写成jazi，但可能是电脑自动修改拼写错误，将jazi改成jazz，意思是“爵士乐”。这样，中国近代史上的“四个甲子”周期就变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四部爵士乐”，弄巧成拙，闹了笑话。英文摘要主要是供外国读者参考的，他们遇到汉语拼音会不知所云。因此，我主张不用或尽量少用汉语拼音，努力找到恰当的英语对应词。

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解释。对找不到英语对应词的词汇，不妨采用解释或意译的方法。有篇文章谈到“根尘”，本是佛教用语。眼、耳、鼻、舌、身、意为“六根”；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该文作者将“根尘”直译为root dust，英语没有这样的搭配，与原义风马牛不相及。佛家认为：色之所依而能取境者为“根”；而根之所取者为“尘”。我依此将“根”译为what people perceive with；而将“尘”译为what are perceived by people。这种译法对仗工整。

另有一篇文章谈到“见在”和“发出”。“见在”的意思是“现存”；“发出”的意思是“显现出”或“表现出”。该文作者提供的译法是the ready-made和the derived，不知道出自何处。我做翻译，力争遵循严复老先生提倡的“信达雅”三原则，不仅忠实于原义，行文通顺，还要显示出中国文化的高雅。我将“见在”和“发出”分别译为what is present和what is presented。what is present（=the thing that is present），即“现存的东西”。这里，present是形容词，意思是“存在的”“在场的”，与absent（“不在场的”“缺席的”）是反义词。而what is presented（=the thing that is presented），意思是“被展示的东西”。这里，present是动词，意思是“展示”。what is present和what is presented也是对仗工整。

英语存在大量的一词多义现象，容易造成歧义。翻译时，选词不当会产生错误。有篇文章谈到“宗教基础”，该文译成religious foundation。英语的foundation有两个意思：一是“基础”，二是“基金会”。religious foundation的意思容易被理解为“宗教基金会”。为避免歧义，我将“宗教基础”译为religious basis。

又如，一篇文章论述“女俗”时，将其译为female custom。英语的custom有“风俗”和“定制”两层意义，female custom的意思是“女性定制”。而将“女俗”译为women’s custom，可以排除歧义。

英语许多词汇意义有雅俗之分、褒贬之别，使用时需要格外注意，不可混淆。最常见的例子是将“政治家”译成politician。在美国英语中，politician多含贬义，特指a person who is good at using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an organization to try to get power or advantage for himself or herself，即“善于玩弄阴谋，勾心斗角，以谋私利的政客或政治骗子”。“政治家”应译为statesman，意思是a political or government leader，especially one who is respected as being wise，honorable，and fair-minded，即“政治领袖或政府领导人，因其明智、可敬和公正而受到尊重”，是个褒义词。

有篇文章论述某个事件“引起很大反响”，这本是中性义或褒义。该文作者用了arouse great repercussion的译法。英语repercussion的意思是an indirect and usually bad result of an action or event that may happen sometime after wards，即“恶果”或“负面影响”。这句话的翻译应该用arouse great echo，表示中性义或褒义。

另有篇文章讲到“政府和公众间距离”，正确译法本是简单的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可是该文作者画蛇添足，在distance后面莫名其妙加了个relationship。the dist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的意思是“政府和公众间异地恋”，又是一个笑话。

我们的刊物要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需要一代一代作者和一代一代编辑的努力、积累、传承和创新。大家需要遵循“严谨”和“一致”的原则，包括规范写作体例、统一术语等。我从开始为《北京大学学报》担任英文摘要审校，就致力于细心修改英文摘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这十几年，我看到不少作者虚心学习，英文写作水平显著提高，格式趋于规范，行文也大有进步。我是感到非常欣慰的。

我已进入耄耋之年，终将退出审校工作，将接力棒传给后来人。我一方面注意培养青年编辑，将自己的经验体会与大家分享。另一方面，我着手创建资料库建设。为统一译名，保持前后一致，我建立英汉栏目名称库和英汉关键词词库，不断积累，不断修正。又建立作者中英文通讯地址资料库，规范作者所在单位译名。我深信这些资料对刊物建设是有益的。

我们的刊物要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必须有高质量文章，包括高质量英文摘要。中文再好，英文一塌糊涂，也是白搭。中文好，英文也好，才是绿叶扶红花。我想中文编辑和英文审校都有责任保证文章质量，需要修改不妥之处。当然，修改可以编辑自己做，也可以与作者商榷。总之，编辑要为刊物的生命力负责。再优秀的作者也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像郭沫若这样的大师，都虚怀若谷，还有“一字之师”。但是我看现在有些作者想真正达到高水平，还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有一篇论述西夏国君主的文章，作者把论述的君主的名字写颠倒了。结果害得我这个对西夏国了解甚少的人，查了许多资料，才弄清是作者自己搞错了。

这十几年，我修改过一些英语国家作者写的英文摘要，没有听到不同意见的反馈。但是，曾经有一位中国籍作者坚持不让修改英文摘要的事让我不解。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圣贤之人都难免有错误，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我们写文章，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和疏忽，因此要努力避免犯错。我自己写文章，总是谨小慎微，反复看许多遍，力求少点遗憾。我欢迎别人为我写的文章挑错，我尊重“一字之师”。每个刊物为了保证质量，都有自己的审校制度和程序。我曾三次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工作，担任过同声传译、笔译和审校，看到国际组织对翻译文件和报告有极其严格的审校制度和程序。那里的作者和译者水平都是很高的，但是他们对每篇文件和每份报告，都要求反复审校几次，尽量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我们刊物应有这种追求完美的精神。

我的感觉是现在有些学者过于自信，不够虚心。这跟大环境有关，也跟作者本人有关。我曾跟随老一辈学者学习多年，看到他们学问大，但是谦虚，没有架子。现在有些学者学问还不够大，架子却不小。我们现在有些学者不太懂“虚心使人进步”的道理。1970年，我与另外三位英语教师曾在中南海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接见，座谈英语教改问题四个小时。周总理曾拿着我们编写的英语教材读给我们听，问我们读得对不对。我惊讶地发现他老人家英语读音那样准确，而作为一位领袖又是那样谦逊。他是我一生学习的楷模。我愿像他那样在有生之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北京大学学报》贡献自己的菲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