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21年-2023年期间连续两年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后，科尔尼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RI）在2024年首次出现大幅下滑，这引发了对近年来美国制造业上行趋势是否具备可持续性的质疑。尽管美国在国内制造业产能建设方面进行了持续和大量的投资，但在2023年初大部分潜在产
文｜Patrick Van den BosscheOmar TroncosoShay LuoKarthik Rai 贺晓青
在2021年-2023年期间连续两年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后，科尔尼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RI）在2024年首次出现大幅下滑，这引发了对近年来美国制造业上行趋势是否具备可持续性的质疑。尽管美国在国内制造业产能建设方面进行了持续和大量的投资，但在2023年初大部分潜在产能得到释放后，其国内制造业总产值（MGO）的增长几近停滞。
疫情之后，美国加速推动将制造业产能从较远的离岸地区向本土及周边地区转移，墨西哥成为这一趋势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汽车和电气设备等领域，墨西哥拥有成熟的制造基础，但除此之外，墨西哥受限于基础设施薄弱等诸多挑战，难以承接更多海外制造业转移需求，致使其作为优质近岸外包目的地的吸引力逐渐减弱。
鉴于美国和墨西哥难以大幅扩建新增产能，2024年，美国制造业企业不得不再次将目光投向它们一直以来高度依赖但地处远方的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LCCR）。
根据科尔尼2025年3月的最新高管调研，企业对于未来在美国建立和扩大制造业务的意愿仍在显著增强。行业领导者持续将战略自动化投资、人工智能（AI）驱动的生产力提升举措，以及创新型劳动力发展计划列为优先事项，旨在解决长期存在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适应不断变化的技能需求。
当前是一个重新定义美国制造业未来格局的关键阶段，美国制造业的走势将深刻影响全球贸易的发展方向。2024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的下滑是否只是暂时现象？随着全球贸易新格局的出现，“美国制造”的产品是否会因难以实现经济效益与市场竞争力的平衡，最终陷入困境？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屏蔽外界纷扰，客观审视美国制造的来路、现状以及未来走向。
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急转直下
2021年至2023年，在美国国内制造业产出持续增长和美国从14个传统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进口商品需求下降双重因素的驱动下，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RI）稳步上升，达到其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在2024年，美国制造业进口比率（MIR）的走势出现逆转，增长9%，而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值则遭遇了自疫情结束后的首次重大挫折（见图1、图2）。
在分析2024年数据并与前几年数据进行对比的过程中，一幅清晰的画面逐渐浮出水面。新冠疫情后，对缩短供应链的迫切需求促使美国国内制造业总产值持续大幅上升。然而，随着美国国内大部分潜在制造产能释放完毕，美国制造业体系难以继续迅速扩张产能，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尽管投资持续稳健增长，但将资本转化为实际产能尚需时日，因此，其国内制造业总产值增速放缓也在意料之中。
2022年和2023年，墨西哥凭借近岸区位优势，成为美国企业替代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的优质选择，有力推动了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的上升。然而到了2024年，墨西哥的制造业产出增速开始放缓，企业不得不暂时重新转向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采购。在国内制造业总产值近乎停滞，同时自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进口恢复增长的双重作用下，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明显倒退。
此外，导致2024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下降的几个因素早在2024年11月美国大选结果公布之前就已经存在。因此2024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的倒退并非由政府换届导致。尽管近期贸易政策动荡加剧，但由供需基本规律所驱动的市场逻辑与产业结构性因素，仍将是左右美国制造业回流走向的关键因素——至少在短期内，这一经济规律不会因政策波动而逆转。
美国制造业相关建筑支出的持续攀升，足已说明企业对“美国制造”的热情依旧持续（见图3）。2024年，美国制造业建筑资本支出总额为2330亿美元，比2023年增加400亿美元。虽然这一支出的增长率仅有20%，远低于2022年和2023年55%的年度投资增长率，但这似乎能够表明，一些企业仍然认可回流的长期战略意义。只是，目前这些投资还未转化为快速的国内制造业产出扩张。
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国内制造业总产值同比增长放缓至1%左右，与2020年-2022年30%的平均增长率相比大幅下滑（当时潜在产能还可快速释放）。从需求端来看，疫情过后的最初几年，美国个人商品消费支出的增速低于美国国内制造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2020年-2022年间的增速约为25%。在经历了数年的高通胀率后，美国个人商品消费支出的增速明显放缓，但仍维持2%的增长率，达到同期美国国内制造业总产值的2倍。
高通胀的环境推动了利率上行，迫使企业削减库存规模，并根据需求增长趋势灵活调整产出，以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在此背景下，尽管大量资金不断涌入新的生产设施建设，但正值产能释放关键节点，需求增速却显著放缓，导致制造业企业在扩充用工规模前持观望态度。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紧张、制造技能人才薪资高企的当下，这一情况更为突出。
虽然和2023年相比，2024年美国国内制造业总产值约1%的增速略有提高（从7.235万亿美元增至7.283万亿美元，约增加470亿美元），但其国内需求扩张速度更快，进一步拉大了供需缺口，导致进口依赖度攀升。这一现象在高科技领域尤为显著，因为在这些领域，美国本土产能尚未形成规模化供给能力，无法满足其国内需求。此外，严格的监管要求、日益严峻的熟练劳动力缺口，以及难以预估的需求波动，使美国先进制造业的多个关键投资项目纷纷延期。目前，已有多家头部半导体公司以审批复杂、运营成本高于预期为由，推迟了本土新建生产设施的投产计划。另有企业因芯片销量下滑，库存积压严重，放缓甚至暂停了设备采购订单。
综合上述原因来看，美国增加从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也就不足为奇了。2024年，美国从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进口商品总额从8780亿美元攀升至9680亿美元，增加900亿美元。其中，约有65%的进口增长主要来自三个行业：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进口增加310亿美元，电气设备进口增加180亿美元，化学品进口增加100亿美元（见图4和图5）。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进口的大幅增长，突出了一个事实：尽管美国在这些行业进行了积极投入，但仍然依赖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供应关键零部件，因为这些地区早已具备成熟完善的生产能力。
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制成品总额在2023年减少了1050亿美元，但在2024年呈现谨慎复苏的迹象，净增长67亿美元。其中，电气设备进口增加39亿美元、化学品进口增加24亿美元，金属制品进口增加20亿美元。
尽管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商品额有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大陆仍掌握着部分美国尚未实现国产化的产品制造能力。但更全面的数据分析显示，自疫情暴发以来，相较于其他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规模呈现持续下滑的态势。尽管对于某些特定商品，中国大陆的成本效益和产品性能优势显著，目前尚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供应商能够企及。然而相对而言，在大多数商品类别中，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程度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
美加贸易遇冷，美墨贸易趋缓，美国自给自足水平下降
此前，加拿大和墨西哥均因美国将制造业产能向周边地区转移而受益，实现了对美贸易的显著增长。但在2024年，两国对美出口态势出现分化。
2022年，墨西哥对美出口急剧增长，2024年，该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制成品贸易伙伴，对美出口规模达到4570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6%。虽然这一数字相比2023年增长了8%，但仍然低于美国从其他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进口规模的增长，导致墨西哥的近岸离岸贸易比（NTFR）从前两年的增长态势中小幅回落（见图6）。
墨西哥对美出口增长主要来自三个关键领域：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运输设备，以及电气设备、家电及元件，占墨西哥对美国出口总增长的85%，高于2022年的6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前几年引领对美出口增长的运输设备，2024年仅贡献了墨西哥对美出口增长的19%，而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出口增长占比飙升至62%。这反映了美国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墨西哥在核心制造品类上的持续竞争力。虽然墨西哥仍然是汽车和电子产品的关键制造枢纽，但其产能扩容已接近极限，进一步吸纳需求的能力面临瓶颈。
这一点从墨西哥制造业生态系统的发展路径中不难看出。由于基础设施面临持续挑战，尤其是道路、能源和水资源，哈利斯科（Jalisco）、克雷塔罗（Querétaro）和瓜纳华托（Guanajuato）等核心工业产地在2024年屡次遭遇电力供应危机，频繁依赖邻州电网调剂方能维持运转。基础设施的制约给墨西哥制造业产能的扩张带来挑战，使当地本就脆弱的能源系统面临崩溃压力。
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墨西哥仍然具备竞争优势，但这一优势的维系正日趋艰难。墨西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墨西哥的劳动力成本已累计上涨14%，和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相比，其优势正在不断缩小。尽管墨西哥尚未正式宣布劳动力短缺状态，但当地制造业协会持续对专业劳动力供应问题表达深切担忧。在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且薪资压力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摆在众多企业面前的问题已浮出水面：“若不加快自动化进程，墨西哥的制造业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从比较积极的方面来看，2022年和2023年普遍存在的仓储、货运和工业用地供应难题均已有所缓解，不过这很可能是由于新项目数量减少和投资计划推迟所致。“与2022年工业用地和仓储资源供应紧张的情况不同，到2023年底及整个2024年，墨西哥的工业用地和仓储供应量已经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这主要是因为2024年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较少，业务扩张均来自现有公司。”一家为在墨企业提供仓储和物流服务的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这样表示。
在此背景下，蒙特雷（Monterrey）及美墨边境地区等关键物流枢纽，仓库空置率已达约8%。部分行业高管将此视为市场的良性调整；也有人认为，这一现象折射出投资者整体持比较审慎的态度，致使部分项目推迟一年甚至更久。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墨西哥的仓库空置率可能攀升至15%，创下疫情以来的新高。
根据墨西哥经济部的数据，2024年墨西哥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369亿美元，比2023年增长1.1%，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然而，和2022年相比，2024年墨西哥的新项目投资占比显著下降，从50%骤降至9%。当前的投资活动大多聚焦将利润重新投入现有业务。这样的转变反映出一种更为普遍的趋势，即企业在面临不确定性时，会放缓甚至搁置扩张决策，这种情况在2024年下半年尤为明显。来自中国的投资预计将持续增长，但墨西哥在吸引投资方面的强劲态势，主要是源于美国企业为增强业务韧性并贴近关键市场，对其在北美的业务布局进行了重塑，而非亚洲制造商为了更靠近客户群体而进行的迁移。
另一端，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商品规模出现了自2020年以来的首次下滑，进口额减少84亿美元（相比2023年，降幅达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早在关税之争开始之前就已出现，是加拿大国内制造业的整体下滑导致的。这不禁让人们对加拿大作为美国近岸外包合作伙伴的可靠性产生怀疑，特别是在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对美出口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加拿大的近岸离岸贸易比（NTFR）从32%下降到28%（见图6）。其中，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运输设备总额下降49亿美元，降幅最为明显，而电气设备、家电及元件进口额增长15亿美元，部分抵消了运输设备进口额的下滑。
近岸离岸贸易比是指美国从墨西哥或加拿大进口的制成品总额，占其从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进口制成品总额的百分比。
美国和加拿大制造业体系的相似性是造成美国从加拿大进口商品减少的原因之一。与美国相比，加拿大的劳动力及其他生产成本并不具备决定性的竞争优势。这就意味着，一旦需求或战略重点发生变化，美国制造商完全可以将产能从加拿大转移回国内。
以汽车行业为例，鉴于电动汽车（EV）等产品需求下滑，福特和通用等美国部分制造商已缩减在加拿大的生产，转而扩大在美国国内的生产规模，使本土生产线达到了满负荷运转状态。美国汽车制造业总产值增长17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运输设备总额减少49亿美元。这一数据变化表明，相关产能可能已经回流至美国，或转移到墨西哥。墨西哥汽车产量的显著增长，为美国国内产能提供了极具成本效益的有力补充，增强了整个北美供应链的灵活性。2024年，墨西哥轻型汽车产量逼近历史最高水平，达到近390万辆，同比增长6.8%，其中有72%都出口到美国。
美国在2021年至2023年间首次出现了自给自足水平的提升，但2024年美国净进口额增长1550亿美元（增幅6%），而面向本土市场的国内制造业净产出仅增长260亿美元（增幅不到1%）。由于二者增长步调失衡，“美国自给自足指数”被拉低，过去两年的上升趋势也随之逆转（见图7）。通常情况下，一季度库存耗尽时，“美国自给自足指数”会大幅攀升；随着二季度和三季度需求逐步上升，该指数逐渐回落，到四季度又再次反弹。
然而，2024年二季度，美国进口量激增7%，且此后涨势未见衰减，于三季度达到峰值，季度环比增长6%，直至四季度仍维持高位。至2024年底，西海岸各港口的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14%，创下历史新高。这主要是因为制造商预计大选后政府可能会加征关税，因而提前增加进口储备。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美国国内制造业产出增长有限，无法抵消进口增量，“美国自给自足指数”因此进一步走低。
综合来看，2024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的变化凸显出美国制造业长期存在的一些结构性挑战，表明美国政府若想要制造业回流重现前几年的强劲势头，同时提升其自给自足水平，需要有能力强化投资部署并契合美国市场需求。
制造业回流热情有所回升
2025年第一季度，贸易政策以及全球需求的不确定性给未来发展前景蒙上阴影。尽管如此，科尔尼于2025年3月开展的年度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调研显示，美国企业的回流意向呈现可觉察的上升趋势。
与去年的报告相比，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回流部分制造业务的CEO人数上升了15%（见图8）。企业高管回流意向的上扬表明，尽管短期可能面临产能受限和更大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但回流的长期势头仍然稳定。
各个行业的情况并不相同。虽然像初级金属以及服装和家居用品等行业表现出要在未来三年内回流制造业务的强烈意愿，但其他行业（尤其是汽车行业）则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态度。这揭示了一个现实问题，即回流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策略，而是每个行业依据自身特有的压力和重点布局规划方向所决定的。
随着全球形势的演变，企业将制造业务迁回美国背后的动机也在持续改变，这使得回流成为一项充满变数且错综复杂的战略决策。今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视为回流推动因素之一的CEO数量增加了50%左右。这表明，外部不确定性对高管们的优先战略考量有着突出的影响。然而，尽管企业回流背后的动机不断变化，成本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决策因素（见图9）。
全球劳动力成本的差异持续对美国制造业回流构成重大阻碍。在今年的调研中，CEO们连续三年将劳动力成本选为回流和近岸外包的最大挑战，近25%的CEO将其列为主要障碍。由于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的工资水平仍远低于美国，若美国不能有效提升其国内制造业的生产力或实现结构性降本，回流之路必将非常艰难。
美国市场劳动力短缺和技能差距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回流成本的复杂性。这使得CEO们在回流中面临双重挑战：不仅要应对工资上涨的压力，还要克服寻找合格人才的困难，尤其是在初级金属等行业，退休人员数量超过新入职者的数量。美国政府要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易事，需要为制造业树立一个安全可靠、绿色环保且面向未来的高科技行业形象，契合Z世代人才在人工智能时代对职业稳定性、灵活性以及价值实现感的多重追求，吸引他们投身其中。
随着美国制造业的重建，企业逐渐意识到，仅靠资本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在充分实现本土制造业前景的道路上，美国仍面临诸多阻碍，其中包括长期存在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力老龄化以及人们对工厂工作的过时观念等问题。
在这一认知的推动下，一系列新策略相继出台，包括重新规划工作时间、拓宽培训途径等，旨在提升制造业岗位对劳动者的吸引力，扩大岗位的覆盖范围，并使其更具可持续性。
领先制造业企业正在调整现有的用工模式，以确保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求。此外，它们也在不断增加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打造更清洁、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从而营造更具吸引力的工作场所，助力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
在全美范围内，我们看到，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许多制造业企业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策略：
英特尔（Intel）在着力培育面向未来的劳动力队伍的同时，也致力于推动制造业形象的重塑。作为联邦政府半导体产能投资扶持计划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英特尔承诺斥资数十亿美元，在美国兴建新的生产设施。为了吸引人才，该公司增加了育儿福利，推出了学徒制和员工培训计划。
在俄亥俄州，Advanced RV推出了每周四天工作制，在保持生产力的同时，显著提高了员工的士气和留任率。
面对退休潮的冲击，波音公司调整了培训与导师辅导计划，以加速新员工的技能培养，减少企业内部知识的流失。
Land O扡akes正在试行灵活的排班模式，允许员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这一举措使求职者的兴趣翻倍，同时提高了员工留任率，尤其是对于有家庭照护需求的员工，效果更加显著。
Jones Plastic&Engineering公司，借助自动化技术，不仅满足了因产业回流而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求，同时还实现了工作场所的现代化升级，提高了工作质量。
此外，另一个有助于塑造美国制造业安全、清洁和现代化形象的领域，是AI在制造业的深度应用。然而，美国制造业在这方面的进展似乎仍较为迟缓，特别是在AI投资领域。2024年，美国只有3%的风险投资真正流向了制造业，而在中国，这一比例高达43%。在中国，AI正推动智能机器人数量的迅猛增长，DeepSeek也日益广泛地应用于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能。
在受访的制造部门高管当中，有超过65%的人认为，未来三年到五年，人工智能将能推动质量控制、效率和供应链管理等领域的显著优化。这可能有助于促使天平向美国制造倾斜。然而，要实现成功回流，必须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投资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另一方面提升劳动力质量。在此背景之下，提升员工技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一支经过培训、能够驾驭这些技术，并将人类专业知识与智能系统相融合的员工队伍，人工智能的应用就无法取得成效。
拥有一个具备强大韧性的供应链生态体系对于成功回流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只有5%的受访者表示能够在当地采购所有原材料。半成品的情况可能略好一些，28%的受访者表示本地供应可以满足其对半成品的采购需求。
当被问及当前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自身的供应链韧性时，62%的制造部门高管表示会采用长期策略，例如与研发部门密切合作修订配方，减少对特定供应商的依赖。而在原材料成分极大程度影响最终产品品质的行业中，灵活的配方有助于企业从多元化渠道采购原材料。
受大选结束后一系列事件的影响，5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采取反应性策略，比如聘请关税工程师来帮助企业缓解供应链中断的问题。
结论
美国制造业回流是否能够达到预期，关键在于能否解决成本控制、人才建设以及韧性运营这三大难题。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或许会增强企业回流的意愿，但实际执行的效果如何，取决于美国能否通过构建本地产业生态、推进自动化进程、开展员工技能培训，以及采取更灵活高效的劳动力管理模式，切实消除长期存在的障碍。
如果说2024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那便是：美国制造业的回流无法仅依靠乐观情绪支撑，其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始终是供求基本规律。从这一角度而言，2024年美国制造业回流进程的放缓并非失败，而是回归现实的必然调整。
尽管与制造业相关的建筑支出持续处于高位，众多高管也表达了对将产能回流美国或其周边地区的兴趣，但美国实际国内产出仍难以满足其市场需求。由于项目周期冗长、劳动力持续短缺、国内供应商体系尚不完善，一些极具潜力的投资项目，尤其是半导体和高科技零部件领域的投资，至今未能实现可观产出。
与此同时，虽然墨西哥等国在关键领域仍是美国可靠的进口贸易伙伴，但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输送方面已开始显露短板。此外，对于从低成本国家和地区采购的某些品类，供应链完备度的重要性依然超越地域邻近性，因此相关采购活动也在悄然回暖。
尽管如此，企业并未彻底放弃产业回流计划，而是选择暂缓脚步，进行重新评估。投资还在继续，但企业普遍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在下一个阶段，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将面临一系列重大而艰难的抉择，包括要回流哪些产品、在哪里投资布局，以及如何在一个快速变化且高度碎片化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要知道，制造业生态系统只有在市场信号明确、配套能力到位、供应链能够迅速灵活且稳健响应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最有效的规模化发展。
近期，技术、贸易政策以及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清晰表明美国制造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下一个工业时代的大门已然敞开，谁能率先做好准备踏入其中，又将如何在崭新的时代浪潮中构筑产业未来，仍然是未知数。
（作者Patrick Van den Bossche、Omar Troncoso、Shay Luo为科尔尼全球合伙人，Karthik Rai为科尔尼项目经理，贺晓青为科尔尼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总裁；编辑：马克）
责编 | 杨明慧
题图 | 视觉中国
来源：财经杂志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