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募兵制下的 “兵为将有”唐朝自开元后期逐渐废除府兵制，推行募兵制，士兵成为职业军人，长期隶属于固定将领。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辖区内军政、财政、人事大权，可自行任免军官、征调粮草。士兵的升迁、待遇完全依赖安禄山，形成 “唯知其将之威，而不知
#我的宝藏兴趣#安禄山发动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其麾下唐军（尤其是边疆镇兵）甘愿跟随反叛，背后涉及复杂的政治、军事、民族和社会因素。
唐朝自开元后期逐渐废除府兵制，推行募兵制，士兵成为职业军人，长期隶属于固定将领。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辖区内军政、财政、人事大权，可自行任免军官、征调粮草。士兵的升迁、待遇完全依赖安禄山，形成 “唯知其将之威，而不知天子之尊” 的局面。边疆镇兵的 “本地化” 倾向
安禄山辖区（河北、辽东一带）靠近游牧民族聚居区，镇兵中大量吸纳契丹、奚、突厥等少数民族士兵（史称 “曳落河”）。这些士兵与中原文化隔阂较深，更易被安禄山以 “胡族领袖” 身份凝聚，对朝廷缺乏认同感。朝政腐败与节度使坐大
唐玄宗后期沉溺享乐，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朝政腐败，中央对地方控制力锐减。节度使制度本为防御边疆而设，却因缺乏制衡，形成 “外重内轻” 格局（安禄山三镇兵力占全国藩镇兵力近 1/3）。士兵对中央的失望与利益诱惑边疆士兵长期驻守苦寒之地，待遇微薄，而中央财政优先保障长安、洛阳等核心区域，导致镇兵不满。安禄山以 “劫掠中原财富” 为诱饵，承诺破城后 “纵兵大掠”，底层士兵为获取财货、奴婢，甘愿追随反叛（如洛阳、长安陷落后的烧杀抢掠）。胡汉交融下的认同危机
唐朝虽推行开放政策，但对边疆民族仍存防范心理（如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的猜忌）。安禄山利用胡族士兵对朝廷的疏离感，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 “胡族共同体”。河北地区的 “胡化” 倾向
安史之乱前，河北一带因长期与游牧民族杂居，文化、风俗逐渐 “胡化”，对李唐王朝的正统认同较弱。安禄山治下的范阳（今北京）更成为胡族文化中心，为其叛乱提供了社会基础。
安禄山反叛前长期伪装忠诚，甚至亲赴长安面见玄宗以消除疑虑。当他突然起兵时，许多士兵可能被蒙在鼓里，或因 “将令难违” 被迫卷入。待反叛已成事实，士兵因担心被朝廷秋后算账，只能死心塌地追随安禄山。
唐军追随安禄山反叛，本质是唐朝军事体制缺陷（节度使集权）、中央统治腐败、民族矛盾积累与安禄山个人权谋共同作用的结果。士兵的 “甘愿” 并非源于对叛乱的认同，而是被制度性依附、利益诱惑和信息操控所驱动。这一现象深刻反映了盛唐后期国家治理的崩溃，也成为藩镇割据局面的开端。
来源：东猫大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