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记载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而考古证实的也有四千年左右，从史前走到现在，中华文明因其延续性和内聚性使其没有中断或消亡，反而不断壮大扩张，四千年来为我们逐渐展开一卷波澜壮阔的画卷，至今日国力复兴，华人遍天下，可谓蔚为壮观。

原创 文岱山童 山东

历史记载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而考古证实的也有四千年左右，从史前走到现在，中华文明因其延续性和内聚性使其没有中断或消亡，反而不断壮大扩张，四千年来为我们逐渐展开一卷波澜壮阔的画卷，至今日国力复兴，华人遍天下，可谓蔚为壮观。

中华文明虽然是一脉相承的，但其表现形态及作为物质载体的空间、人与社会却是在不断发展演进的。大体来讲，经过了两次巨变，两种形态。第一次巨变大体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巨变则是晚清至现在；第一种形态是封建贵族社会，第二种形态是帝制士民社会。有人认为在部落氏族社会到封建贵族社会之间还有一个巨变，这里就不说了，文献不足故也。

封建贵族社会，顾名思义，当时实行封建制度，贵族统治，贵族文明。就现有史料来看，其典型时期应该是在西周，其地域主要是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汉江流域，由周人主导，商人参与，包括一部分内向的蛮夷戎狄。

随着经验的积累，生产力进步，人口增长，土地的扩张，社会的发展，以及戎狄的入侵，由礼乐宗法、分封维系的封建贵族体系不断受到冲击，上至周王、诸侯，下至卿大夫、士都有意无意或多或少的触犯了礼乐宗法制度，开始只是个人行为，后来扩张成为整个贵族阶层的集体行为，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在春秋左传这样的史书中，我们看到的是贵族之间的折冲樽俎、杀戮攻伐、仁义谋略，实际上，涌动在礼乐宗法破坏之下的，是社会的转型。

从春秋末到战国，这种转型变得愈加剧烈且明朗，贵族内部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使大量失败者失去土地而沦为需要仰人俸禄的游士，孔子、商鞅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这批士虽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或其后裔，但拥有丰富的知识和娴熟的技能；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人口增长，土地扩张，推动了经济繁荣，郑宋齐卫等国的重商政策与传统使得在竞争中成功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崛起，吕不韦墨子就是其中的翘楚，他们中的佼佼者甚至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力。于是，失败的贵族与成功的平民源源不断的壮大，渐渐形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新的士阶层。

孔子常常被称为复古者，但他的创办私学，他的有教无类，使原被贵族家庭垄断的知识、技能开始流传民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直接推动了新阶层在更广的范围壮大，加剧了社会的转型，一个崛起的阶层绝不会在社会上甘于寂寞的，他们或者有学识，或者有技能或者有财力，他们昂首挺胸地步入社会，他们自信满满地指点江山，他们或著书立说，或纵横捭阖，他们影响着时代精神，他们左右了国际局势，实际上，眼光放长远来看，他们也塑造了下一个时代的形态及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

当然，他们也是鱼龙混杂，既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德才兼修的儒家，也有一心向钱看的爆发户，乃至鸡鸣狗盗之徒，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崛起了。他们必然要求提升自身的地位，掌握舆论、把自己的价值变成社会的价值，在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看到，西周春秋时的世卿世禄制不断被破坏，不仅如此，西周春秋时以世卿世禄为符合礼乐宗法、为正当的，相反，那些有意或无意加强君主权力、中央集权的君主则常常被卿大夫联合驱逐，鲁国的三桓、齐国的国高鲍陈、晋国的六卿、宋国的戴、华、向氏诸族，无不世代掌握国家大权，国家公职为其世袭、私有。

到战国时代，贵族血统已经不能使其“无劳而位尊，无功而俸厚”。可见，士阶层的崛起不但改变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而且破坏了旧道德，建立起新道德。可以说，战国时，士已成为天下之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而士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性，正如李斯谏逐客书中所言：“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城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逐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因此田子方才敢说“亦贫贱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骄士人，非但魏太子不敢，秦王政亦不敢。

同时在转型时期，不仅表现为士阶层的崛起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还有族群的融合和生存空间的扩张，在此之前，姓和氏之间有明确的分别，家族与家族之间亦有明确的谱系传承，不但周人、商人为不同族群，即使蛮夷戎狄也分不同种落，而且国家林立，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大量荒芜无主的土地，人民少而土地多，因此郑蔡卫这样的国家可以举国迁移。

到了战国时期，人口增长，生产力进步，各国不但对已有的土地实现了充分利用，而且展开了激烈的土地扩张，像齐、晋、秦、楚、燕这样的回旋余地较大的边疆大国，则把扩张的矛头指向周边蛮夷，齐国东灭莱夷，基本占据整个山东半岛；楚国灭六十多国，其中包括大量巴、濮、苗、夷、越诸族的国家；燕国击败东胡，扩地三千里；秦国灭西戎、义渠、蜀国，为日后的统一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晋国北并诸狄，其北边的继承者赵又灭鲜于、败匈奴、占河套。至此，华夏族扩张到了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新开发的土地蕴含着丰富的宝藏和无限的机遇，不但扩大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而且与人口增长相协调，进一步促进了人口流动、族群融合、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这一时期的华夏族国家，无论大小，地处中原还是边疆，其谱系基本都可以上溯到黄帝，所谓的百姓，都是炎黄子孙，这正反映了贵族时代的时代特点。但随着秦的统一，以强力摧毁旧世界、旧制度。正如《汉书·地理志》中所提到的“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封建时代至此落下了帷幕，帝制时代到来；而秦朝的灭亡，则封建时代唯一传承的贵族亦被消灭，士民社会逐渐确立。

帝制是指以皇帝为元首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政治体制，它是相对于分封的。士民则是指这个时期社会上两个主要阶层，这里的士已不再是之前的贵族士或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而是指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特权，文化上处于中坚的士大夫群体，而这个群体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东汉到南朝，士族表现为门阀士族；宋到清，随着科举的完善则表现为平民士族。这一方面使士民的差距缩小了，一方面使士君的差距扩大了。平民主要包括农、工、商、下层知识分子等在内的平民，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分——流民，这里我用一个专门的字来称呼他——氓（主要包括社会上的无产者、无业者）。

这一时期，国家面临的危机主要是异族的挑战和内部的流民。北方有广阔的草原，东北有肥沃的黑土地，这两个地区的族群一旦实现重新组合，往往成为中原王朝强劲的挑战者；而内部流民的增加，一方面使国家流失了大量赋税，一方面又增加了治安成本，因此，流民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但是特权阶层的不断扩大，不断侵蚀了王朝的统治根基，内忧外患，历代王朝大都不超过三百年，这种循环对政治军事效率的提升有一定作用，但对技术经验和财富的积累又是一种巨大的破坏。

另外，这一时期，中华民族不断有新的族群容入，生存空间也再进一步扩大。经过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融合，到秦朝统一，华夏族大体形成；经过秦汉的融合，到汉亡时，汉族大体形成；经过隋唐的融合，到唐亡时，“唐族”大体形成；经过明代的融合，到明亡时，“明族”大体形成，我们今天所称的汉族，直接承续于“明族”。

【这里留待日后专文论述，此处仅做八点申说：1）历史上虽有唐人、明人之称，但“唐族”和“明族”实为笔者参照历史真实依现代汉语拟定的名称，虽不曾于历史上使用，但符合汉族发展的历史事实，也符合“汉族”这一概念的产生逻辑。2）事实上历史上也有秦人、晋人、宋人等称呼，但笔者之所以不取，乃在于这些朝代要么时间短暂，要么未能统一，并没有在其统治中融合沉淀成一“新的”中华民族。3）元朝的四等人制度，使其没有在其统治后融合成一“元族”。4）清朝灭亡之后，事实上融合满汉及其他一些民族的部分的“清族”已呼之欲出，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使得此进程功亏一篑，于是形成了当下事实上已融合为一个民族，但因户籍管理以及教育宣传而人为强化不同民族认同的现象，应该说这是违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趋势和客观事实的，也是于现实治理和长久发展有害的。5）这里的“夏族”、“汉族”、“唐族”、“明族”均为中华民族在不同时期的历史称谓，是中华民族延绵不绝同时又兼容并包的一个体现，若为表示中华民族的一以贯之，可参照“华夏族”的称呼，称为“华夏族”、“华汉族”、“华唐族”、“华明族”。6）没有汉朝的抟合作用，就不会有“汉族”的形成，而没有“汉族”压仓，后面隋唐的一统将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唐族”、“明族”的形成对此后中国的再次统一也是根基性的。

历史上大多数帝国崩裂便再难统一，甚至逐渐消亡，只有中国总能一次次重建，甚至统一区域不但扩大，原因正在于此。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当下，比如“新清史”。7）欧洲人群便是因没能成功融合沉淀，所以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一直散乱至今；诸如印度等本来散乱的国家的所谓“统一”，只是外来殖民者的统治下实现的，而且至今内部矛盾重重。8）产生于政治破碎和民族冲突中的西方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等理念于中国历史与现实是枘凿不合的，直接信用也是有害的；作为成功者，我们应该形成基于自身历史和实际的“民族”理论。】

秦代南征百越，珠江流域首次进入中国版图；汉代东灭朝鲜、北逐匈奴、南灭夜郎诸国、云贵地区并入中国版图，西平大宛、经营西域、新疆首次并入中国版图，其赫赫之声威，恢复之气度，留下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历史名言；唐代东平百济高句丽，北灭东突厥，西灭高昌西突厥，威震中亚，周边各族慑服，唐朝皇帝被尊为天可汗；元代并包了西藏；明代郑芝龙郑成功郑经三代积极殖民经营台湾；清代东征西讨，到乾隆时期征服了蒙古诸部、新疆各族，奠定了现在的版图。

宋代时，基本实现了对南北土地的完全利用。明清两代长期的繁荣使得人口持续增长，巨大的人口压力使得国人一方面加强了对现有土地的精细利用，同时也大规模向西南、漠南蒙古、东北满洲地区移殖，这既推动了这些“边缘”地带开发，也使这些地区更加紧密地与全国融为一体，避免日后中国被列强肢解的命运。同时中国这一人口发展趋势与新航路的开辟以及西方殖民者的到来重合，中西方直接频繁的交往也推动了东南沿海人民大规模移殖海外，然而大陆政权的文化性格和路径依赖使得两代统治者对当时东南沿海人民展开的殖民和贸易，非但不够热情，反而加以抑制，这就阻碍了中国人口、经济与文明的扩张，从而丧失了将东南亚乃至更广大地区包涵进华夏文明的机会。

与此同时，处于转型时期的欧洲人正像中国当年战国时期一样，技术经验不断积累、人口增长、新的资产阶级崛起，新价值、新道德、新制度取得了旧价值、旧道德、旧制度，而美洲殖民地的发现与占领，正于其时的人口增长相协调，新开发的土地不但蕴藏着丰富的宝藏和无限机遇，而且扩张了欧洲人的生存空间和文明空间，使其实力大增，原本被穆斯林压制在西欧一隅的欧洲人逆势崛起，后来居上地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建构者和主导者，东西方文明的易势也逐步完成。

然而，双方最初的接触实际上是以温和的方式进行的，早在明中后期，近代意义上的中西交流就已经开始，东西文明大概也在同一时期进入近世。在这之后的几百年中，葡荷英人更重经济利益，而很多西、美人则以传教为己任。我以为大约从西元15世纪中期到1840年，为西方对东方的交流、了解、渗透阶段，而西元1840年以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直到今天为渗透与改造阶段。之前三百年，传教士和殖民者筚路蓝缕、百折不挠的努力，为之后对中华文明的进一步渗透乃至改造积累了理论、经验、技术、信徒，树立了信心。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大量介绍东方，介绍中国的书籍及翻译的中国书籍在欧洲出版、热销，来自传教士、殖民者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在欧洲不断积累，这些知识不但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而且帮助欧洲人初步形成了对中国的比较全面但粗略的认识，而这种刻板的认识直到现在还是众多西方人的中国印象的主要部分。

在教科书中提到西元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在是对西方文明改造中华文明的野心估计不足，教科书中认为侵略与反抗、觉醒是那一时代主线，我以为在此表现之下，则是西方人对中国人坚持不懈的渗透与改造，和平演变与武力演变一直是西方人渗透改造中国的两个手段。西元1840年以后，大量洋人来的中国，外国公司、西医院、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出现，而通过与外国公司打交道，中国社会中出现了新的阶层——买办阶层和留学生阶层。他们不是主体，但却是左右中国近代的重要力量。

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都有洋务或西学背景。洋学堂的普及、留学潮的兴起，培养了一大批西学青年，经历、思维、信仰上的相似是其称为一个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开始他们的影响有限，但随着代际的交接，他们成为社会的中坚时就会主动用洋学堂里学到的技术、观念、理论、信仰改造中国。

【近代中国的革命，确有明显的阶级性因素，但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根本不足以导致阶级革命的成功，事实上主导中国革命的更关键的因素是代际性，一代代新青年所学所信的与老一代人剧烈冲突，于是每一次社会的新陈代谢便引发一次暴烈变革乃至革命，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历次革命其实是信仰革命、文化革命，根本上是代际革命。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源于抛弃了传统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之后，国人一直没有找到新的“常经”，曾经信为普世的价值、绝对的真理的外来理论和主义，最后发现经不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过是流行一时的时尚理论；一方面则在于，以革命精神为一种积极价值，那么每一代新青年便都具有了革上一代命的正当性，而青年人的特点是冲动、浪漫、叛逆，缺乏经验和理性，很容易把一时流行的时尚价值当做普世价值。】

如果说之前是西方传教士、殖民者千辛万苦、事倍功半地渗透中国；那么此时则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青年积极主动、事半功倍地再造中国，中国成了西方社会理论的试验场，英国道路、德国道路、日本道路、美国道路、俄国道路……各种理论主义甚嚣尘上，各个党派纷争不已，这场中国人上演的分裂，正是不同西方导演之间互相争执的结果。

当世界上美国与苏联成为压倒性的两强，则中国内亲美派与亲苏派也成为有实力的两党，两强在世界展开冷战，两党在中国则爆发内战，亲苏派虽然胜利，但并没有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学习西方不同国家的人又显露出争辩。

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改造不仅体现在社会形态，历史进程上，而且润物细无声，我们的语言体系、生活方式、衣食住行乃至观念、信仰无不发生巨变，乃至被同化，以致我们自己都习惯成自然。当然，西方的物质文明丰富了我们的社会，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尽可以学习，但如果对其制度、理论、信仰、思想盲目崇拜，则是郑人之宁信度，无自信也，不惟是削中国社会历史之足以适西方理论主义之履，亦将难以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我中华之复兴不免中道而殇，此不惟让古人愤恨，亦将使后人扼腕。近代德国人曾自嘲：英国人拥有海洋，法国人占据了陆地，而德国人只有思想的天空。可是近代中国虽然在政权上保持了独立，但在思想上却沦为了西人的殖民地。

【值得深思的是，中国欲学西方，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却是日本和俄国。至今中文语境中对西方理论和概念的翻译大多来自日俄两个二道贩子之手。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对中国侵略最积极和凶残，占领中国领土最多，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国家也是这两个国家。它们不但从外部侵略，更是积极向中国内部注入和培养革命者，甚至由此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

五千年来，中国一直按自己的道路与逻辑在发展。但近世以来，西方开始不断地关注、了解、研究我们，三百年来，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终于一举成功，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变局，对西方是蓄谋已久、知己知彼的，对中国则是突如其来、不知所措的。从西元1840年至今一百七十多年了，我们虽然掌握了国家政权，但也应该掌握自己文明的道路，立足于自己的利益、传统、需要来学习西方文明的优长，来改造自己，若是在西方人的牵引下，则难免近代以来的左冲右突，颟顸莽撞。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几百年的积累和酝酿，中华文明才破茧成蝶，进入到帝制士民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民主改革，同样是几百年的尝试和突进，西方文明才破茧成蝶，由封建的中世纪进入到民主共和时代。

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大变革时代了，今日之中国人，身处这一新的转折时代，可以说是我们的不幸，因为这是一个信仰缺失，新旧道德、新旧价值、新旧阶层交替、冲突，财富重新分配，社会权力重新洗牌的时代，总而言之，是社会在巨变中阵痛的时代；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大幸，上天给我们一个机会：继往开来，树立新的信仰、确立新的道德新的价值，像先秦诸子一样为新时代“制礼作乐”，像启蒙学者一样为新世界规划蓝图。这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的使命。一旦失败，则中华文明同化于世界潮流，中国沦为二三流国家可不见而知矣；果然成功，不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可指日可待，而且重拾汉唐雄风、领秀世界文明亦不无可能。

来源：草根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