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下半年，眼见蒋介石败亡，为了“脱身”，美国做了哪些措施？

摘要：事实上，自1947年下半年以来，这个问题在美国政府中一直存在，也讨论过多次。但由于冷战的背景，反共偏见之深，对国民党“改革”存幻想，以及国内右派的压力，每次讨论的结果总是延续“有限援助”的政策，寄希望于哪一天国民党出现什么“新局面”，共产党遇到什么严重困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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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美国援蒋反共政策也日益捉襟见肘。在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不得不重新审查政策，谋求出路。

事实上，自1947年下半年以来，这个问题在美国政府中一直存在，也讨论过多次。但由于冷战的背景，反共偏见之深，对国民党“改革”存幻想，以及国内右派的压力，每次讨论的结果总是延续“有限援助”的政策，寄希望于哪一天国民党出现什么“新局面”，共产党遇到什么严重困难，加上美国的金钱和武器，奇迹般地“扭转潮流”(这是美国人在讨论中国局势时经常用的词)。

大约从1948年秋开始，美国决策者开始认真考虑转变政策，逐步“脱身”。这个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时间上大致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决战阶段起到大陆基本上解放这一时期相吻合。这里，“脱身”一词是为方便计姑且借用美国的说法。

严格说来，美国从未真正从中国内战中“脱身”。从主观愿望上，美国希望摆脱被动局面，但是总不能及时见诸行动。可以说，美国决策者认识落后于现实，决策落后于认识，而行动又落后于决策，结果一直在重重矛盾中挣扎，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但是在政策思想上毕竟曾有过一个转变。

这一转变有以下主要内容：

(1)政策目标从“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共取胜”，变为“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

(2)把重点从支持大陆的反共力量转为设法“不让台湾落入中共之手”，制定了分离台湾的政策。

(3)对中共从军事斗争转入经济与思想战。

(4)把东亚的战略重点移到日本，同时加强东南亚国家反共力量，以形成对新中国的遏制和包围（或称“围堵”）。

换言之，美国承认对中国大陆已无能为力，决定“放弃”，而致力于把中国共产党的势力限制在中国大陆上。

中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以1948年9月解放军攻克济南和开始攻打锦州为标志。

美国政府真正开始对中国局势有清醒认识大致也在这个时候。

若干年后，艾奇逊向国会概述这一阶段美国对华政策时称：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真正垮台是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批大规模的叛变和崩溃发生在1948年9月济南失守之时，当时政府军队不作任何努力，带着一切物资装备投降了另一方。”

济南解放使美国朝野为之震动。司徒雷登闻讯立即电告华盛顿，评论说：“此事对政府的影响肯定是严重的”，“公众对政府生存能力的信心现在一定降到了新的低点，并且肯定将立即严重影响经济领域。”

9月30日，美国国务院专电驻华使馆，要它对于济南的国共军事力量在这样一种对比之下，共产党能够取得速胜的原因作出分析。司徒雷登复电称：主要是由于政府军士气太差，毫无斗志；而共产党方面士气高涨，进攻勇猛、激烈，完全是按预定计划打的。

以济南解放为序幕，解放战争以震惊中外的迅猛之势向前推进。11月6日（沈阳解放后几天），美驻华使馆召集驻华军事代表团和武官讨论中国内战的军事形势，与会者一致的意见是：除非美国军队亲自参加作战，否则，“任何数量的军事援助都不能挽救目前更趋恶化的形势”。但是使用美国军队来作战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或美国都没有充分的时间来采取措施挽救这一军事形势”。

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最后一次报告也得出结论：

一般说来，军队在作战时，武器和弹药供应是充足的。之所以失败，是缺乏装备以外的许多原因造成的。

总之，美国无论再给多少援助，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已无可挽回，这个结论是肯定的。

在军事上一败涂地的同时，蒋政府的所谓“货币改革”于11月宣告彻底失败，经济崩溃一发不可收拾，印发“金圆券”一举把广大中下层人民仅余的一点积蓄搜刮殆尽。

司徒雷登后来回忆道：

“1948年最后一个季度里所发生的事，颇带有希腊悲剧的味道。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货币贬值和民众严重不满的形势下，委员长的孤寂形象格外突出。”

当时驻华使馆一名工作人员后来发表的日记说，这一个时期使、领馆打回去的电报都以“形势正在进一步恶化”作为开头。

1948年9月8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出一份题为“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编号为PPS39)，可以算是美国政府内部第一份详尽、全面阐述“脱身”政策的种种依据的政策文件。

该文件详细叙述和分析了中国的人口、地理、历史、资源、社会矛盾以及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成功的原因。

主要提出几点论点：

一是中国人口多、资源薄，加以政治不稳定，缺乏管理人才，因此工业化希望很小；在军事上“与其说是战略跳板，毋宁说是泥沼”，对苏联“最好不过是个弱的盟国，最坏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一旦发生大战，中国无论站在哪边，对美苏作用都有限。

二是中国革命和事态的发展的动力在于中国本身根深蒂固的内在原因，非美国力量所能左右；国民党垮台是必然的；即使美国“全力以赴”帮助国民党打败共产党，中国革命的深刻根源并未消除，不能保证国民党再次为革命所推翻。

三是“蒋以后”的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处于“无法预计”的“混乱局面”；中国共产党只要不成为苏联的“附庸”，就不会形成对美国的威胁；等中共遇到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困难，特别是与苏联的矛盾加深时，美国的机会就会来到。

基于这些看法，文件作者认为，美国传统对华政策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行不通。于是，提出了以下几点应付目前局面的“现实政策”：

(1)继续承认现存的国民政府。

(2)在国民政府如我们现在所预料的那样被消灭之后，根据当时情况再考虑承认问题。

(3)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

这份文件的执笔者是当年曾参加“美军延安观察组”的约翰·戴维斯，他对中国的现实有较深刻的认识，自不待言。而文件的主持者是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乔治·凯南。

他本人并无对华工作经验，是重欧轻亚战略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亚洲，他还有一句名言：

“在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和名义上敌对的中国面前，我们美国人可以感到相当安全；而一个名义上友好的中国和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对我们的危险，已在太平洋战争中表现出来。”

总之，在那个时候，凯南极端轻视中国，认为中国贫穷落后，国民党管不好，共产党也管不好，对美、对苏都形不成威胁，价值也不大，而只能是负担。从这一估计出发，他主张美国及早从中国“脱身”。

若干年后，凯南承认自己对中国共产党估计错误。

他说：

“我当时非常错误地怀疑中国共产党人是否有能力在整个中国建立他们的统治，并持久地维持下去。”

不论是出于对中国现实的客观认识，还是由于歪打正着，这份文件终于明确得出结论，美国无法挽救国民党的败亡，美国应及早“脱身”，取得主动。在政策目标上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就是把“尽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变为“尽力阻止中国变为苏联的附庸”。换言之，不一定把中共取胜与苏联取得中国划等号，因此，美国不一定非反对到底不可。

“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于10月13日正式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编号为NSC34)，印发给各有关部门讨论。

尽管这份文件已经对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且把美国应及早抽身的理由说得那么透彻，美国的主要决策者还是一直处于犹豫观望之中，并且继续进行其注定要失败的阻挠中国革命胜利的活动。

10月底，马歇尔致驻华使馆的指示电中一方面说要特别慎重不能对中国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又说，美国军需部正在进行种种努力向国民党运送军火。直到11月底，美国国务院发出的协调各部门工作的对华政策声明仍然提：“共产党统治中国广大地区是对美国实现对华政策的严重阻碍”，表示还得继续扶蒋，但不能全力以赴。

可见，直到那时，还是延续“有限援助”的政策。与此同时，美国还进行了扶植蒋以外的反共力量的讨论和尝试。

就在美国决策集团内部在现实与幻想，清醒与执迷不悟，灵活与顽固的矛盾中摇摆、踌躇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继解放锦州之后，克长春，平辽西，取沈阳，下徐州，一直打到长江边。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已成瓮中捉鳖之势，美国援蒋的大批军火转眼之间都到了解放军手中，蒋介石获得了“运输大队长”的雅号。

1949年1月，《美军关于1948年军事发展的情报总结》得出结论：

“过去一年中特别是最近四个半月的事态发展结果，国民党军队遭到损失之惨重，使其军事地位已下降到没有可能独立恢复的地步。另一方面，同样的事态发展使共产党的地位大大上升，能力大大加强，现已有能力对国民党军队取得完全的军事胜利。”

在这期间，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也纷纷反映情况，并提出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建议，其中不无坦率、精辟之见。

终于，在1949年2月4日，也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后三天，杜鲁门才正式批准了落实“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即PPS39)的行动建议书(NSC34/1)，肯定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目标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

为达此目的：

(1)应制定计划以便随时利用在中国出现的机会；(2)把中国的重要性排在其他与美国利益攸关的地区之后。

尽管这两条仍不是具体行动，但可以算作向“脱身”方向转变的开始。

2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提出一份报告(NSC34/2)称：

今后美国在中国将和苏联易位，苏联影响将日益加强。苏联等了25年才恢复在华影响，美国可能需要等的时间更长。

目前应该：

(1)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除非它能证明即使没有外援也能有效地抗击共产党。

(2)与中国各种成分保持最广泛的联系。

(3)不断加强文化宣传工作，宣传美国对华的“传统政策”。

(4)在谨慎避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尽量利用中苏之间的政治、经济摩擦。

按照这一方针，美国准备停止反对中国革命，同时尽量利用中苏矛盾以待时机。但是前者，美国在行动上始终没有做；后者想做而没有成功。

在考虑从中国“脱身”的同时，美国对亚洲政策作了调整。主要在以下两方面。

（1）开始重视和依靠日本

战争结束时，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着眼点是防止日本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东山再起。因此驻日盟军司令部采取了一系列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民主改革措施，并促使日本通过和平宪法。

以乔治·凯南为代表的重日本、轻中国的战略思想开始时，在美国政府中还不是主流。随着“冷战”的加剧和中国形势的变化，扶植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抵制苏联影响的最主要的依靠力量的想法日益占上风。

早在1947年2月，美国国务院日本朝鲜处即提出了复兴日本经济的方案。6月，美国国会通过“占领区经济复兴”法案，批准向日本提供购买进口原料的资金以协助其扩大出口生产。

1947年10月，以凯南为首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与军方合作重审对日和约草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一套美国对日新政策的建议。总的精神是改变削弱日本的做法，转而致力于扶植其经济和防务力量。

凯南在马歇尔同意下并就此专程去日本与麦克阿瑟磋商，取得后者的支持。1948年2月，他曾提出一项政策文件，指出美国在远东战线拉得太长，应该收缩。“日本和菲律宾终将成为太平洋安全体制的基石，足够保护我们在那里的利益。”

并建议：“尽快解除我们在中国所承担的不健康的义务，设法恢复我们对那里局势的超脱地位和行动自由。”

到1948年底、1949年初，也就是与美国考虑从中国“脱身”同时，这一政策转变正式付诸实施。驻日盟军司令部宣布日本“改革”时期结束，开始建设时期。美停止了对日财团的限制政策，指使日本最大的工会“总评”把日共排挤出去，并怂恿日本建立了7.5万人的“后备警卫部队”。

到1949年9月，在国民党要在联合国控告苏联在东北的行为违反1945年中苏条约时，凯南有一封致副国务卿腊斯克和无任所大使杰塞普的信，颇发人深思。

他认为国民党根本无力控制东北，美国决不应该在“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上做文章”，因为：

总有一天，而且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现实主义会要求我们不去反对日本的势力与活动重新进入朝鲜和“满洲”。事实上，只要世界基本政治形势大体上保持目前状况，这是抵消或缓解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的唯一现实的前景。我国政府现在如强调中国中央政府对东北理论上的主权，将来就会造成恢复这一地区力量均势的令人尴尬的障碍。

凯南还提到早在1905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说过，美国在东北亚最好的策略就是让日苏两家面对面，互相起“缓解作用”。

（2）加强扶植东南亚国家的反共力量

从1948年底开始，经过一年的酝酿，1949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通过有关台湾的政策文件同时，通过了两项关于亚洲的政策文件。其基本精神是与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争夺对这一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为此，要以满足这些国家民族要求的方式来加强其政府的亲西方倾向，支持非共产党力量，以便赢得当地人民的欢迎；并提出，由于台湾很可能落入共产党手中，应尽一切力量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安全地位，同时利用一切政治、经济、宣传等手段扩大美国在亚洲的影响，以阻止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