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1986年的深秋，我们刚刚送走了相依为命的母亲，心里空落落的，就像院子里那棵老柿子树被风吹掉了最后一片叶子。

＂多多，你过来看看。＂大姐周淑华颤抖着声音，手里捧着一双磨得发白的千层底布鞋。

窗外，初冬的北风吹得院子里的柿子树枝叶簌簌作响，像是在为母亲的离去低声哀叹。

这是1986年的深秋，我们刚刚送走了相依为命的母亲，心里空落落的，就像院子里那棵老柿子树被风吹掉了最后一片叶子。

我叫周多芬，今年二十有七，家里排行老三。

大姐淑华，比我大十岁，早已嫁人，在国营棉纺厂做一名普通的挡车工，丈夫是厂里的电工班长。

二姐叫周淑梅，在街道办做会计，日子过得还算宽裕，有个五岁的儿子，整天精灵古怪的，特别招人疼。

我们姐妹三人，各有各的生活轨迹，只有母亲像是那根连接我们的红线，如今线断了，我们的心也跟着空了一块。

母亲生前在纺织厂当过工人，后来退了休，靠着那点微薄的退休金和自己种的菜过日子。

她一生节俭，勤快得像只不知疲倦的小蜜蜂，直到生命最后时刻还穿着补了又补的旧衣服，舍不得花钱买新的。

那天中午，我正在单位食堂排队打饭，广播里突然喊我的名字，说有电话。

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放下饭盒就往传达室跑，那种不祥的预感像一团乌云压在心头。

＂多芬同志，医院来电话，你妈妈病情恶化了，让你赶紧过去。＂传达室的老李面色凝重地递给我话筒。

我匆匆赶到医院，看见母亲瘦弱的身体陷在白色的床单里，像一片即将飘落的枯叶。

她的脸色蜡黄，那双曾经有力的手如今只剩下皮包骨头，搭在被子上微微颤抖。

＂多多来了。＂母亲看见我，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淡下去。

＂妈，您好点了吗？＂我强忍泪水，握住她那双粗糙的手。

＂别担心，老毛病了，没事。＂母亲虚弱地笑笑，那是她惯常的回答，从不肯让我们为她担心。

＂你大姐二姐呢？＂母亲微微抬头张望着门口。

＂我已经通知她们了，很快就到。＂我轻声安慰道。

母亲点点头，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忽然又睁开眼睛，拉住我的手，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多多，你记住，你们姐妹三个，要互相帮衬着点，别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拌嘴。＂

＂妈，您别说这些，您会好起来的。＂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滴在母亲的手背上。

母亲摇摇头，用尽全力说道：＂你们别为丧事花太多钱，简简单单就好，省下来的钱留着过日子。＂

这是母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下午三点十五分，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走得那么安静，就像她一生那样，不声不响地来，不声不响地走。

葬礼很简朴，按照母亲的嘱咐，没有大操大办。

院里的邻居们帮着料理了一切，老陈头拿出珍藏的二锅头，说是让母亲走得暖和些；李婶子包了几十个肉包子，让来吊唁的人能垫垫肚子；就连平时不大来往的刘大爷也帮着打扫院子，摆放祭品。

那天，雨下得很大，仿佛老天也在为母亲哭泣。

送别仪式结束后，我们三姐妹坐在狭小的客厅里，商量着丧葬费的事情。

屋里的老式座钟滴答作响，墙上挂着母亲和已故父亲的黑白合影，他们年轻时的笑脸被昏暗的灯光映照得有些模糊。

＂这次的费用一共一千三百四十七块六毛，我算过了，咱们三个人平摊，每人四百四十九块二毛，凑个整，每人四百五十块吧。＂二姐拿出算盘，噼里啪啦地拨弄着。

＂我觉得应该我多出些，＂大姐说，＂我是长女，理应多担些责任。＂

＂那不行，＂二姐摇头，＂我工资比你们都高，应该我多出。＂

＂我虽然刚工作不久，但也不能少出。＂我坚持道，＂妈生前最怕我们因为钱的事情闹矛盾。＂

最终，我们各自承担了三分之一，谁都不肯让别人多付一分钱。

葬礼结束那晚，我一个人住在母亲的老房子里，辗转难眠。

屋外的雨声渐渐小了，只剩下屋檐滴水的声音，滴答滴答，像极了母亲缝衣服时的针脚声。

母亲的一生在我脑海中反复闪现。

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纺纱时飞快地穿梭；那双总是早早起床为我们做饭的脚，在厨房里来回忙碌；那双即使生病也坚持要自己穿的布鞋，穿了又补，补了又穿。

文革那会儿，母亲因为出身不好，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披星戴月地干活，为的就是多挣工分，让我们姐妹三个能吃饱肚子。

记得那时候，全家就靠母亲一个人的工分过活，粮票总是不够用，她就把自己的那份省下来，宁可自己饿着。

＂傻丫头，妈不饿，你们吃饱了，妈就高兴。＂每当我们问起，她总是这样回答。

凌晨时分，我实在睡不着，悄悄穿好衣服，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去了大姐家。

那时的城市还没有现在这么喧嚣，也没有那么多的霓虹灯，街道上只有昏黄的路灯照着我前行的路，偶尔有几辆解放牌卡车轰隆隆地开过。

路过钟楼时，已是凌晨三点，城市沉睡在深夜的静谧中，只有我的车铃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

大姐家住在纺织厂的家属楼里，是那种统一规划的六层楼房，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早就熄了，我摸黑上到四楼，轻轻敲响了大姐的门。

敲了好一会儿，门才吱呀一声开了，大姐惊讶地看着我：＂多多，这大半夜的，你怎么来了？＂

＂我睡不着，就想来看看你。＂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屋里只亮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我吃惊地发现大姐还没睡，正坐在桌前缝补着什么。

＂姐夫呢？＂我四处张望着。

＂值夜班去了，明天一早才回来。＂大姐揉了揉泛红的眼睛，示意我坐下。

我走近一看，大姐手里拿的正是母亲那双破旧的布鞋。

＂多多，你看看这个。＂大姐小心翼翼地从鞋底抽出一叠钱，还有一个信封，＂这是我收拾母亲遗物时发现的。＂

我惊讶地接过那叠钱，是一沓一元的人民币和一些五分、一角的零钱，薄薄的一沓，却是母亲一生的积蓄。

信封上用颤抖的笔迹写着：＂给我的三个女儿＂。

＂这信封我一直不敢打开。＂大姐声音哽咽，手指微微发抖。

我们相对无言，屋外的雨又下大了，雨滴打在窗户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妈这辈子太苦了。＂大姐终于开口，声音里充满了愧疚，＂从小爸爸去世，她一个人把我们三个拉扯大，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我点点头，心里一阵酸楚。

父亲是厂里的机修工，在我五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事故离开了我们。

从那以后，家里的重担全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

她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回来还要做家务，照顾我们三个。

冬天的时候，她总是让我们穿得厚厚的，自己却只穿一件薄毛衣，说是干活热。

每当我们生病，她就彻夜不眠地守在床边，给我们喂药，擦汗，从不喊苦喊累。

＂妈临终前对我说，她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着我们姐妹和睦相处。＂大姐擦了擦眼泪，继续说道，＂她怕我当大姐的做得不够好，让你们受了委屈。＂

＂大姐，您别这么说。＂我赶紧握住大姐的手，＂妈最疼您，您是她的骄傲。＂

大姐摇摇头：＂记得那年闹饥荒，粮食不够吃，妈把自己的口粮都省下来给我们，自己饿得瘦成了一根竹竿。＂

＂那次我生病，高烧不退，妈背着我走了十几里山路去公社医院，回来的路上下起了大雨，她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着我，自己却淋得浑身湿透。＂

说到这里，大姐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簌簌地往下掉。

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想起母亲无数次的牺牲和付出。

那个年代的母亲们，都是这样任劳任怨，把最好的都给了孩子，自己却过着最苦最累的日子。

＂咱们一起打开信封吧。＂我轻声建议。

大姐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

里面是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母亲那熟悉的、歪歪扭扭的字迹。

母亲没上过什么学，认的字不多，这封信一定是她费了很大力气写的。

＂我的三个女儿，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了。＂大姐声音颤抖地读着，＂这些年来，看着你们长大成人，是我最大的幸福。＂

＂这点积蓄不多，是我这些年来一点一点攒下的，希望你们不要推辞，平分了吧。＂

＂记住，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姐妹间要互相扶持。淑华，你是大姐，要照顾好两个妹妹；淑梅，你聪明能干，要多帮衬家里；多多，你性子直，做事前多想想后果。＂

＂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能有你们三个女儿，是我最大的骄傲。＂

＂爱你们的母亲。＂

信的最后，母亲还画了三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像是想告诉我们，她走得很安心。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母亲站在面前，对我们慈祥地微笑。

＂妈，您放心，我们会好好的。＂我对着空气轻声说道。

大姐把信紧紧地贴在胸口，像是要把母亲的爱深深印在心里。

天快亮的时候，我和大姐商量好，第二天把二姐也叫来，三个人一起决定怎么处理母亲留下的钱。

早晨，我骑车回到母亲的老屋，经过的街道上已经有了早起的人，有推着小车卖豆浆油条的，有骑着三轮车送奶的，还有扛着锄头去菜园子的。

这座城市正在苏醒，而我却感觉自己的一部分永远沉睡了。

回到家，我坐在母亲生前常坐的那把旧藤椅上，抚摸着它磨得发亮的扶手，仿佛还能感受到母亲的温度。

中午时分，大姐和二姐都来了，我们三个人围坐在那张老旧的方桌前，桌上摆着母亲留下的钱和信。

＂一共是三百六十七块四毛五。＂二姐仔细清点后说道。

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够买一台不错的彩电或者一台缝纫机了。

＂平分吧，妈的遗愿。＂大姐说。

＂不，这钱，我们不能分。＂我突然开口，＂妈把她的一切都给了我们，这些钱是她的心血，我们不能就这么分了。＂

二姐点点头：＂多多说得对，这钱应该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用它来资助贫困学生吧，就像妈生前常做的那样。＂大姐提议。

我和二姐都愣住了：＂妈生前资助学生？＂

大姐点点头，眼里闪着泪光：＂你们可能不知道，妈这些年一直在资助小学里的几个困难学生，每个月从她那点退休金里省出一部分给他们交学费，买学习用品。＂

＂她从来没跟我们说过。＂二姐惊讶地说。

＂妈是个要强的人，她不想让我们知道她做了什么好事，怕我们心疼她的钱。＂大姐解释道，＂有一次我偶然看到她给孩子们发铅笔本子，问起来才知道这事。＂

我的眼眶又湿润了，这就是我的母亲，默默付出，从不张扬，把爱悄悄地散播在需要的地方。

＂那就这么定了，＂我擦干眼泪，坚定地说，＂我们用这笔钱设立一个以母亲名字命名的助学金，帮助那些和妈一样勤劳朴实但家境困难的孩子。＂

大姐和二姐都点头同意，我们一致决定，将这笔钱捐给母亲生前常去的那所小学，延续她的爱心。

＂妈一定会很高兴的。＂大姐说，眼里的悲伤渐渐被某种平静和欣慰取代。

＂对了，＂二姐突然想起什么，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布包，＂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是妈过去做的香包，我想我们每人留一个作纪念。＂

那是母亲在世时为我们缝制的香包，上面绣着简单的花纹，里面装着晒干的艾草和薄荷，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我们三个人各自拿了一个，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仿佛那是母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宝藏。

第二天一早，我们三姐妹一起去了母亲生前常去的那所小学。

校长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听说我们要以母亲的名义设立助学金，眼睛里闪烁着感动的光芒。

＂周大姐是个好人啊，＂校长感慨地说，＂每个月都来看看那些孩子，从不间断。有时候看到孩子们穿得单薄，她还会给他们买件衣服，虽然是旧的，但洗得干干净净的。＂

听着校长的话，我们才知道，原来母亲做的好事远不止我们所知道的那些。

她用自己微薄的退休金，温暖了那么多陌生人的心，却从不向我们提起。

我们按照母亲的意愿，将钱交给了学校，设立了＂周秀英助学金＂，专门资助家境困难但品学兼优的学生。

从那以后，每个月的固定日子，我们三姐妹都会抽时间来学校看看那些受资助的孩子们，就像母亲生前常做的那样。

有时候是我来，有时候是大姐或二姐，我们轮流着，确保每个月都不会间断。

那些孩子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笑容纯净而明亮，看着他们，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年轻时的影子。

时光如水，转眼又是一年。

母亲去世周年的那天，我们三姐妹再次聚在一起，去墓地祭奠她。

墓前，我们摆上了母亲生前最爱吃的家常菜，点上了香，各自心里默默地和母亲对话。

＂妈，我们做到了，＂我在心里说，＂我们没有辜负您的期望，姐妹三个和睦相处，互相扶持，就像您希望的那样。＂

＂您留给我们的不只是那些钱，还有您无私的爱和坚韧的品格，这才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也许这就是母亲想要的结局吧，她的爱，从来都是平等地分给我们每一个人，而我们，也要将这份爱传递下去，让它生生不息。

站在母亲的墓前，看着蓝天白云，我忽然明白，人世间最珍贵的不是金钱和物质，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温暖人心的爱与牵挂。

母亲离开了我们，但她的爱和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那些受到帮助的孩子心中，这大概就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吧。

来源：竹林溪旁洗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