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12月，我和老闵第一次走进民政局，一笔一画地填写好离婚登记申请。签字时，我的关节冻得通红，像一只冻僵了的虫。结婚区领证的新人们填表时手指勾缠，拍摄红底合照的瞬间，两颗头不自觉地倾向对方，溢出的都是新婚的甜蜜。离婚区大多是中年夫妻，各踞长椅的一端，中间

2021年12月，我和老闵第一次走进民政局，一笔一画地填写好离婚登记申请。签字时，我的关节冻得通红，像一只冻僵了的虫。

结婚区领证的新人们填表时手指勾缠，拍摄红底合照的瞬间，两颗头不自觉地倾向对方，溢出的都是新婚的甜蜜。离婚区大多是中年夫妻，各踞长椅的一端，中间空位能塞进整个变质的婚姻。叫号屏闪烁时，他们一脸解脱的表情，拎着材料袋快速走向柜台，生怕落后半步就要继续捆绑余生。

我递交完所有需要提交的文件，看着我的丈夫独自走出民政局大门，大衣后摆卷着寒风消失在街角，他又再次开启了所谓的“出差”模式。

这是我婚后的第八年，我的婚姻已经有了破败之势。从这年8月开始，老闵开始频繁出差，在中秋、元旦等等正常放假节日也见不到人。行李箱轮子渐渐碾碎了“有空就陪你”的承诺，变成无数夜晚手机里无人接听的忙音。女人的直觉一向很准，我百分百确信，他“外面有人了”，至于是“稳定长期型”还是“短暂一夜型”，我无从查证。

很多夜里，看着酣睡的儿子，我常会想起他出生之前的时光。老闵将“完美爱人”的人设塑造得极好。这个男人曾用玫瑰铺满我的生日，会在暴雨天横穿半个城市送感冒药，不厌其烦地陪我逛街，婚礼上流着眼泪念誓词，让我和家人都坚信他的赤诚……日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质的，我也记不清了。也许是从他认定女人一旦有了孩子，就能被彻底“锁死”；又或者从那年他在职场上有了升迁、工资翻倍之后，被各类应酬、恭维重塑了“金身”。

“一旦得到，爱就停止生长”的说法，慢慢应验在我身上。

而我自问是个不错的妻子：作为头部房企的品牌负责人，有一份高薪、体面的工作；所有不加班的日子，都在尽全力陪伴、教导孩子；名校毕业后也没丢了专业，偶尔接一些英语翻译的活；喜欢写作，也发表过10万+的爆款文章；即便收到翻译费和稿费，也不会去高消费购买奢侈品；小姑子前几年因为离婚元气大伤，带着孩子在我家疗伤，一住就是3年；来自农村的公婆生活习惯不好，家里总有老家咋咋呼呼的亲戚上门小住……我都能忍则忍，硬生生把自己活成这个社会最容易被夸赞的那种女人，贤惠、持家、保守而矜持，中规中矩，渐失自我。

后来我才明白，在婚姻里，女人往往做个泼妇，日子反而会好过很多。那些摆在明面上的嬉笑怒骂，会至少让人忌惮上几分，而忍耐的底线一再降低，换来的绝对不是被尊重和珍惜。

近几年的丧偶式育儿、时不时消失的爱人、永远不能查看的手机和被隐瞒起来的真实收入，让我对老闵和这段婚姻彻底绝望。我们开始用“离婚”当作每一场争吵的句号，就像讨论“晚饭要不要加勺盐”一样正常。

可正常不一定意味着正确。

一个月冷静期结束，无论怎么催促，老闵总有借口拒绝和我去民政局完成最后的手续办理。我猜他思虑再三，不愿被打上“大龄离婚男人”的标签，也不肯放弃外面纸醉金迷的生活。我们就这样又僵持着过了几个月。

时好时坏的爱，是最糟糕的。

2022年8月13日夜里，老闵被一场饭局上的酒精腌透，醉死在沙发上，茶几上躺着他新买的手机。我掰开他的手指按向Home键，墙上的挂钟指向凌晨1点多——那一刻起，伴随着他重重的鼾声，我们婚姻的丧钟正式敲响。

常用App里有盖不住的蛛丝马迹：2月14日，他用微信给一位费姓女子发过520红包，却已被她拉黑；旅行App的常用联系人，还存着费小姐的身份信息；成都某个五星酒店的营销给他发过几张发票，日期都是在他所谓的“出差”期间；美团的订单、他与最好兄弟的聊天记录被删除得干干净净……都是欲盖弥彰而已。我坐在电脑前，一一录屏，然后根据网上“查老公手机攻略”，把他近一年的消费记录发送至了我的邮箱里。

那一晚的时间仿佛开了倍速，我最终通过各种相辅相成的证据确认了一个事实：老闵从2021年11月起，就和这个费小姐发生了关系，之后借着出差的名头，带着她去各地旅行游玩。只是不知为何，这段关系在2022年4月结束，费小姐彻底拉黑了他。转账记录里还有给其他几个女人的红包，也许是他们分手的原因之一。

尽管这场艳事结束在4个月之前，可仍让我厌恶至极，我打算追究到底。在孩子清晨醒来之前，我拍下了老闵钱包里所有银行卡的照片，结束了这场侦查。

孩子吃着早餐，老闵还在昏睡，鼾声依旧。看着沙发上的背影，只觉得这个多年前我选中的男人，此时此刻，好像一头卑劣肮脏的臭猪啊。

我已下定决心：必须离婚，无论是用协商还是诉讼的方式。

我爸妈得知后，没有任何不满，反倒支持我脱离那个原本他们就看不上的家庭。早在我结婚当月，父亲就嘱咐我：“日子很长，万一过得不开心，就离婚，我们永远养得起你。”

我聘用了朋友介绍的律师老胡作为自己的代理律师，知晓了用各种不同方式离婚的流程；跟最要好的闺蜜打好招呼，随时准备帮我搬家；联系中介，提前看了几套房子；又以费小姐本人的身份打电话给酒店前台，准确报出所有入住信息，借公司报销需要补充资料的由头，要到了他们开房的水单。

给费小姐拨电话时，孩子正在客厅搭积木，那些摇摇欲坠的彩色塔楼，多像我们支离破碎的10年。我用理智的口吻，从费小姐那儿知晓了所有事实：老闵骗她说自己单身，谈了一场维持几个月的恋爱，被费小姐发现还在与其他女人暧昧，于是分手。这场所谓“正室和小三”的通话没有争吵、指责，被我全程录音。

人心真是一个巨大的深渊，枕边人的真实模样，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清晰。

一周后，我拿着所有证据找老闵摊牌，伴随着无休止的狡辩，见识到了他最无耻的一面：“她在胡说，我们只是暧昧，那几天她来大姨妈了，在酒店休息而已，我们没做。”“我们是项目合作伙伴，偶尔给红包和礼物很正常。”“我对你有感情，才不要离婚，除非你自己净身出户。”

原来，天下渣男全都一样，只要没有床照，就绝不会承认自己出轨。

我彻底死心，停止和他的争辩，趁着他外出，带着提前收拾好的两箱行李，牵着孩子，彻底搬离了那个困住我快10年的家。

8月底，法院对我的离婚诉求予以立案。律师老胡自信满满，承诺“一定尽快让你重获自由”，我天真地以为，最多大半年就可以回归单身，没想到我在原告席上，一坐就是945天。

老闵发现我和孩子从家搬走的那天，我的手机被打成了热线电话。前3个来电还裹着糖衣：“老婆你回来看看，燃气卡放哪了？”“我们那么多年感情，别闹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折腾了。”到第四通电话，他直接露出利爪：“信不信我把孩子带回老家让你永远都见不到！你爸妈也别想好过！你要是还想正常上班，就给老子搬回来！”

我在房屋中介店铺内核对租房合同，顺手把他所有号码拉进黑名单。我又给孩子的班主任打电话说明事实，希望她能在孩子放学时额外关注一眼，除了我和爸妈，拒绝其他接送者。老师欣然答应，还在鼓励我：“会好起来的。”

如果孩子成为人质，我也愿意长出一身獠牙。

至于老闵，我并不想彻底剥夺他身为人父的权利，他可以通过孩子的电话手表和他保持正常联系。而我已完全不想跟他多说一句话，也拒绝一切见面的机会。后来我才发现，他根本不会带走孩子，在那个时期，他仍然忙着约会，享受自己的猎艳生活。他之所以时不时闹上一场，只是接受不了我突然如此冷漠无情，好像臣服在自己脚下多年的乖巧士兵突然反叛，让他始料不及。

几个好友得知我起诉离婚后，都问出了类似的问题：“你那么好看，又温柔，他怎么会犯这种错？”那时我已经彻底明白，新鲜感逐渐流逝的日子里，妻子的优点再多，也不影响丈夫在外寻花问柳。女人更不应该穷其一生去追求“漂亮并且有人爱”。

在“求饶”“威胁”和“拒绝撤诉”的反复的拉扯中，我终于等来了法院的一纸传票，案件被安排在2022年11月开庭。盖着红章的纸片像把尖刀刺破了老闵最后关于我们还能和好如初的幻想。

传票下达的当天，他突然出现在我公司门口，把我拉上车后先是好言相劝：“毕竟10多年感情，我们就不能好好谈谈么？我不想离婚……”我只是安静地看他“表演”，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切换成威胁模式：“你不撤诉，只要到了法庭，我绝对弄死你！哪个律师敢帮你，他也别想活！还有你爸妈，都等着吧！”

我悄悄按下录音键，内心除了悔恨，毫无波澜，只怪自己当初如此相信爱情和人性，在他没车没房的时候，违背父母意愿，义无反顾地出嫁，我的婚姻就是我报应。

也许是受“高人”指点，在开庭前一周，老闵托人伪造了某小区的居住证明，突然给自己变出个“新巢”。然后申请对案件的管辖权异议，要求更换开庭的法院。案件要么被移交，要么需要我举证拒绝，律师老胡建议：“最好答应下来，就算我们去举证证明对方是骗人的，也要差不多的时间和更多精力。”老胡的烟灰落在卷宗上，烫出个焦黄的洞：“全当被疯狗咬了，总不能趴下去对咬。”

正常移交案件最多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可来势汹汹的新冠，让司法系统在2023年初被搅成一片浆糊。此次移交用了快4个月的时间，新的开庭时间被拖延至2023年5月。

老闵依旧试图打感情牌，饰演慈父的模样，借着看儿子送水果、送牛奶时，对我说了些软话：“孩子还小，不能离开爸爸。”“我真的没有出轨，只是跟她暧昧。”“你只要搬回来，我工资卡都给你，什么都听你的。”……只可惜，过往无数次没被实现的承诺，造就了我的绝对清醒，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不为所动，坚持诉讼。

在此期间，我也试着跟他好好沟通：“我们真的已经绝无可能，不如体面分开，资产我也不会多要，该我的给我就可以。”老闵有时继续唱苦情戏：“孩子还小。”“我真的爱你。”后来又答应我：“你放心，开庭我会配合你的。”

开庭的前一晚，钟表指针指向凌晨3点，我仍毫无睡意：一遍遍在脑海里模拟着法官会怎样提问，我该如何有逻辑性、不卑不亢地回答；明天要穿件正式的衣服以示礼貌；老闵肯定会在庭上耍无赖，我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可以哭或者发火……那一晚，我发现自己开始变了，不再羡慕那些看似井然有序的幸福，反而无比敬佩起挣脱常规模式，活得独立而自由的女性。

5月30日，我和老胡提前半小时到达法院，庭审现场比预想的还荒诞：老闵失联，电话无人接听，被告席空得能停下一辆共享单车。

没有被告的开庭，变成了一次快速结束的“走过场”。法官没有在庭上查看我整理的一沓证据，只是例行询问了一些基本问题：孩子多大了？什么时候结的婚？大概的资产状况？不需要律师辩护，没有我预想的对峙和辩解，整个开庭过程不到15分钟就结束了。

看着空荡荡的被告席，老胡突然对我说：“按法官的意思，这次被告不出席，你们又涉及大额资产分割，应该是不会判离了。”

那一天，我对老闵的恨意达到顶峰，这种出尔反尔，给你希望又带来绝望的人，比一路绝情到底的人还要可恨。

隔天，消失的老闵在一通电话里提出了他的最新条件：“我可以配合你离婚，前提是双方各自存款不动，你别和我争抢房产、车子和车位，我给你50万的补偿，咱们去民政局登记离婚。不然以后旁人知道我是打官司离的，要怎么看我？”

彼时抛开他的存款不提，我们所有的固定资产至少价值150万，而他关于“面子”的思考更让我觉得啼笑皆非——明明是他出轨，他却反复质问我：“你这么急，一定是外面有人了吧？”

我挂断电话，拒绝让步，不想折价换回自己的自由，也不再对这个男人抱有任何“和平解决”的希望。同时我也对老胡失去了大部分的信任——我查阅了很多案例和资料，甚至买了一本《民法典》学习，才发现他曾承诺的“快速解决”根本无法实现。按照惯例，只要夫妻俩有一方不同意，法院对离婚诉讼案件的普遍处理都是“第一次不判离”，必须分居满1年之后第二次起诉，才符合“判离”条件。我感觉到，要么老胡和我一样无知，要么就是他在以老律师的身份敷衍我。

彼时，公婆也打来电话反复劝和，而我内心通透无比。老闵所谓的“爱我”“舍不得分开”背后，无非是各种利弊的权衡——离婚和再娶的经济成本、时间消耗、中年男人的年龄焦虑以及面子等等，对他们一家来说，失去免费保姆和一个能够分担风险的伙伴，比失去情感更让他们痛苦。

等待了10个月，才换来一场失望到底的开庭日，我知道离婚不容易，可没想到会如此艰难。眼下我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想继续离，就只能在1年后接着起诉。

那段日子，我变得邪恶起来，发自内心希望老闵能够“意外死掉”——车祸、喝酒后猝死又或者跟人起冲突被人揍到挂掉都行，好让我不用耗尽所有心力在这场官司里沉浮。

等待判决书的日子里，我开始定期在小红书上分享有关查证另一半出轨、起诉、合理合法取证、聘请律师和在诉讼期间如何重塑自我的各类攻略。短短1个多月，我的粉丝数量从最初的30人增长到了近400人——原来，我的“同类”大有人在。

每晚登录后台，弹出的全是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发来的私信：被丈夫家暴3年多的小镇主妇，身上毫无分文不敢反抗；CBD白领晒出老公给擦边主播的200多个“嘉年华”；怀孕的年轻女孩，才去警局领回因嫖娼被抓的丈夫，在犹豫要不要打掉腹中的孩子……我的手机变成雨天院落里的瓦罐，滴滴答答接住的，全是女人们的眼泪。

原本随意的分享、记录，意外开启了我在线上和这些素未谋面的女性的对话。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面对自己破碎的生活时，仍不忘宽慰我几句，温和又坚定地向我提供着关乎离婚的所有注意事项，要我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建设……有些女孩们的提醒和建议，甚至连我的律师都不曾提过。

当然，也有人会在评论区唱反调：“弄成这样，博主难道就一点错没有？”“事实如何，看看就得了，博主的毛病，又不会写出来给我们看。”“一个巴掌拍不响，离婚女人多少都有自己的小九九。”甚至还有不少同城的男人私信我：“反正要离婚了，约一次嘛？”骚扰者的头像，甚至还是自己与妻儿的合影。

因为早就被老闵威胁、辱骂无数次，在网络上经历这些“受害者有罪论”和陌生人的恶意，并没有影响到足够坚定的我。可如果换成个脆弱的女孩呢？一旦把伤口袒露给这个世界，你就无法确定迎来的是一场救赎还是一次凌迟。

我按照女网友们的建议，重新梳理了手头的证据，活脱脱把自己变成刑侦队长：微信流水标注出每个520、1314转账以及和费小姐开房6天的花销；云盘里备份了他无数次威胁我和家人的录音。他给费小姐购买奢侈品的发票轻飘飘，日期恰好是我独自带着发烧的儿子去医院问诊的那天。想来也可笑，我们在一起快10年了，他从未曾送过我一只奢侈品包包，对费小姐却有着无尽的体贴和大方。

电脑屏幕在夜里泛着蓝光，孩子突然在梦里喊了声“妈妈”——那稚嫩的声音很快被风扇搅碎，散进夏夜的热浪里。

2023年7月底，老闵突然联系我：“有猎头给我提供了一个杭州的高层管理岗位，薪酬不错，已经面试几轮。你一直不回头，那我可就准备去了。”

我早就不再是央求老公日夜陪伴的“贤妻”，想到他以后不会再来频繁地打扰我和孩子的生活，内心无比欢呼雀跃。

老闵离开后的一周，我终于收到了首次起诉的判决书，法官的套话在纸上列队行进，作为妻子所经受的委屈和背叛都不值一提：“本院认为，原、被告系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双方结婚多年并生育一子，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为了更好地维护家庭稳定，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对原告诉请离婚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原本半年就该走完的离婚流程，因为疫情、律师的无能和被告的狡诈，硬生生用了1年的时间。

那一晚，我毫无睡意，手机叮咚一声，小红书推送来最新的网友评论：“姐姐加油，相信你一定能达成所愿。”明知是来自陌生人的安慰，可此刻却显得有些讽刺——这场宣判对老闵毫无影响，他依旧时不时地通过孩子的电话手表询问我，有没有和好的可能。

又过了一周，老闵决定跟随公司新入职的一批同事一起把户口迁去杭州，急着要我帮他去老房子将所需文件的原件邮寄过去。他仍处于被我全平台拉黑的状态，我只保留了支付宝好友，在孩子生病或者需要交学费的时候，用来追讨几百块的费用。

我打开对话框跟他谈判：“咱们分居这么久你一点钱都不出，必须补给我5000的抚养费，不然你爱找谁找谁。”

我知道，即便我们闹再多次，遇到关键的事项他也只信得过我。那天我也尝到了手握把柄“威胁”他的甜头——分居以来的第一笔抚养费到账。

我拿到了老房子的电子锁密码，再次回到了原本的小家。答应帮忙，其实是想回家细查一遍我们多年来存放的文件资料，试图在资产这块找到其他佐证。也许是我运气好，意外发现了老闵和新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书，他的年薪、绩效写得清清楚楚，还有一份车位售卖合同——原来我们名下的两个车位，已经被他偷偷卖掉了一个。

老胡收到扫描件的时候，直夸我“给力”，说这两份文件有利于我争取更多的抚养费，还能针对那个卖掉的车位，向法庭申请高比例分割。

我原以为自己已经溃烂的婚姻是个十足的反面教材，却没想到，有朝一日还会陪闺蜜见证她的离婚战役。

某天夜里孩子刚睡下，我突然接到小妸的电话，她的声线像绷紧的琴弦：“我马上到你家楼下，快点下来陪我去捉奸！”

6年前，我亲眼见证过那场堪称范本的盛大婚礼，男才女貌，宾客们齐齐赞叹这桩姻缘的美好和相配。婚后1年，他们生下一对冰雪可爱的龙凤胎，简直成了朋友们口中的人生赢家。如今，我看着头发都来不及梳理的小妸满脸焦躁地开车疾驰在高架上，手机软件里闪烁着一个实时定位——那是她偷偷装在丈夫手机里的追踪App。

到了酒店门口，小妸静下心来，让我先去电梯间等她。她向前台小妹报出了丈夫的手机号码和身份证信息，称自己临时下楼买东西丢了房卡，手机又没电了。前台小妹大概也刚入职不久，毫无戒心地给她补了张卡。电梯一层层上升时，小妸对着金属门的镜面整理鬓发，她不愿自己看上去像个凋零的弃妇。

人性在慌乱时刻总是遵循某种可悲的规律。

我们站在酒店1106房间门口，小妸对我说：“你帮我录像就行，他们如果敢闹，就报警。”我们很幸运，屋内的野鸳鸯光顾着激情澎湃，并没有反锁，电子锁开启的蜂鸣宛如响起的审判号角，小妸顺利冲进屋子，对着床上衣不蔽体的男人，狠狠扇了两耳光，冷静地说：“你就是一条处处发情的烂狗！”

这个男人曾经陪小妸参加跆拳道黑带的过级考试，但此刻不敢做任何反抗，只一味地用被子遮掩着情人的身体，我们没有理会那陌生女人在羽绒被下传出的呜咽。小妸回头问我：“拍到了么？”我点点头，随即跟在她身后，替她重重甩上房门。

那一晚，我陪小妸喝了些酒，听她哭诉这些年逝去的青春、走样的身材和永远管不住自己的男人。

他们很快开始了一轮接一轮的离婚谈判，原本对待小妸如同亲妈一样的婆婆快速换了副嘴脸，以传宗接代为由强势要求带走她的儿子，好像经济上的补偿可以抹杀掉儿子的一切恶行。小妸问过律师，说如果是双胞胎，大部分情况也是两边各自抚养一个。她不愿再和这家人有任何牵扯，于是爽快地签下离婚协议。曾经镶嵌在请柬烫金纹样里的誓言，最终变成了离婚文书上冰冷的签名。

从那时起，我真的不再羡慕任何走进婚姻的人。哪怕婚礼再盛大圆满，双方如何富足恩爱——大明星杨幂说得没错：“结局都那样。”

小妸领完离婚证的那天邀我晚餐。她做了新的美甲，一头大波浪卷披满笔挺的脊背，整个人重新鲜活起来。我看着她到手的“红本本”，着实有些羡慕。她向我吐槽：“你不知道，前阵子还有两个陌生男人加我。清一色的帅哥头像，不是推销酒水就是卖健身课。问从哪儿得来我的号码，支支吾吾说是朋友介绍，再问是哪个朋友，就开始扯开要请我喝咖啡见面。”

小妸趴在我耳边小声说：“我后来才反应过来，他们应该都是那个臭男人找的夜场货，来勾引我。”

我回味了一分钟才明白过来，如果小妸也出轨，那谈分家产的时候，那男人就不会吃一点亏。她讥笑着说：“他以为我会和他一样下贱呢，什么残羹剩饭都张嘴吃下。”

我们都太倒霉，才会把婚姻过成谍战剧，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确定法定意义上的丈夫所拥有的外表、谈吐、为人和他的灵魂并不相配。好在我和小妸都属于执拗的“清醒派”，绝不会用“永不离婚”来锁住自己的丈夫从而达到惩罚他的目的。

小妸恢复自由后，和我一起重新算了道血淋淋的数学题：我的第一次起诉于2023年7月收到判决书，15天后生效，意味着到2024年8月分居满1年，再开始第二次起诉离婚才能有被判离的胜算。抛掉立案、开庭、审判的时间，最快也要2024年底才拿得到结果。期间的1年半，我除了等待和走起诉流程，好像什么都做不了。

2023年10月，除了一塌糊涂的感情生活，我也被卷入了职场里的超级低谷期。彼时房地产行业寒潮加剧，哪怕公司之前处于TOP20的行业头部也无力回天，裁员潮来得比“双11”预售还凶猛，送走一拨拨同事后，最终轮到了我。好在公司延续了一贯对员工负责的理念，像我这样工作满5年的离职员工，都会收到一笔足够支撑2年生活日常的赔偿金。

人力总监把我约进会议室时，我瞄见桌上已经打印好的《离职补偿说明》和计算器——这组合比见客户时的咖啡配茶点更有杀伤力。N+1的赔偿金数字跳出来时，我条件反射换算成了可以交多少期房租和多少期孩子的兴趣班。我没有讨价还价，只提出最后的申请：将这笔钱打到我父亲账户里，HR欣然答应。

我抱着收纳箱出写字楼那天，下着太阳雨，几个要好的同事在闸机口的另一端跟我挥手告别。36岁正在奋力打离婚官司回归单身的女人，失去了一份高薪稳定、福利满满的工作，无奈告别5年来并肩作战的团队小伙伴，可依旧需要面对养育孩子、继续诉讼的“现实需求”。

出租车上，我给曾经加过的猎头们一个个发微信问候。可他们大多都委婉地告知我：抱歉，当下房企出来的人才再优秀，机会都不多。

失业期间，我在各大招聘网站投递简历，被“35岁+女性慎投”的提示和“月薪6-10k”的工资区间扎得满心都是刺。在超龄、薪资太低、通勤太远、充KPI式面试的各种问题中反复失望。窝在星巴克稍作休息，听见隔壁桌吐槽：“现在招行政都要00后，85后只能当月嫂和保洁。”

失业后的第二个月，母亲不慎被小区的铁门划伤了手，血流一地，医生缝针的弯钩在皮肉间穿梭时，我数着墙上的污渍，不忍看那血淋淋的伤口，7针之后，医生停手，叮嘱我们按时换药，5天后拆线。

伤口结痂后，母亲发现手指再也无法彻底伸直，我又要带着她每日奔波在医院的康复科做理疗按摩。科室里日日都有病患们的呜咽和尖叫，消毒水和跌打药酒的气味混杂，车祸半瘫的少年、因为纠纷挨了一刀的大哥、中风了的失独老人……这个世界总有人比你惨上许多。

治疗结束的那个月，电视开始循环播放春运广告，母亲用好得七七八八的手指摩挲我的发尾：“等春节，我再给你做些好吃的补补身体。”

可我们都没想到，春节结束，我们面对的第一件事会是亲人的病逝。

73岁的舅舅死于2024年正月深夜里突发的心肌梗塞。多年来，他被植物神经紊乱综合征所困，需要日日服药，很少外出更不敢旅游，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食物他都要忌口，几乎没有真正享受过生活。

舅舅很早立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穿寿衣，不买墓地，火化结束就将骨灰撒在故乡的河流之中。我陪同母亲看了他最后一眼，目送他被工作人员亲手推进火化炉。闸门关闭那刻，母亲突然说：“你舅年轻时想去北京当画家，结果连新疆都没出过。人这一辈子，没有什么比随心所欲地活着更重要。”

从乌鲁木齐回长沙的航班我坐了无数次，只有这一次的飞行被悲伤席卷着，连呼吸都生疼。窗舷外，天山山脉绵长壮观，我却满脑子想着，我的舅舅到底以后会住在哪朵云上？

原来，能自由肆意地按喜欢的方式且健康地活着，已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了。目睹过亲人的死亡，“我要离婚”四个字，在心间成了一道更加深刻的烙印。

在我回去奔丧的那段日子，老闵也没闲着。他打来电话向我解释为什么近期没回来看儿子——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老章，突然被警察连夜跨省抓捕到了河北，他的妻子收到电话通知的那天刚过二胎预产期，随时都有可能生产。老章的父母从东北赶来，一个在家里照顾老大，另一个除了给儿媳支付一笔笔的医院缴费单，什么都不懂。平日里老章那些称兄道弟的朋友都在一夜之间断了联系，只有老闵在他妻子的央求下，为他的案子奔波。

老闵只了解到很少的信息：老章被捕跟一场网络诈骗案有关，已被移送到原告所在地——河北的某个看守所。他在杭州、河北之间辗转，为老章聘请律师、采买狱中所需要的基本物资，还靠人脉和手段，见到了派出所里已被剃了光头的老章。老闵在电话里为朋友感到唏嘘：“他这辈子算是完了，整个人像被霜打过的冬瓜。我把手机贴紧玻璃给他看照片，告诉他新出生的是个闺女，4斤6两，他一下子就哭了。”

最终，老章被刑事起诉，牢狱之灾难免，5年起步，多则10年。

时隔一月，老闵带着孩子满月的照片给他看，小婴儿已经又换了副模样。老章除了哭和表示感谢，好似语言功能退化，再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去探望老章的妻子，她丝毫不像月子里的女人一般丰盈，反而消瘦得可怕。婴儿床栏杆上挂着吸奶器，我望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只觉得人性复杂。

我把这消息告诉母亲时，她正在用按摩椅松解手指，仪器嗡嗡作响。

“人都是千层饼。”母亲突然说，“最腌臜那层和最光鲜的那层，不过翻个面的事。”

我更加坚信，女人把自己照顾得健康富足，就是最大的福报。

我开始护肤、美容，定期健身，恶补打离婚官司需要的各种法律法条，上网看各种离婚案的卷宗，在离婚律师的直播间里“偷师学艺”，继续投简历、面试，坚持写作，让自己尽可能的忙碌起来，好熬过失业和漫长的分居期。

老章的事情告一段落后的某个周末，老闵按惯例回到长沙，带孩子回我们的老房子居住。周日下午，他声称自己有事，没办法送孩子回来，要我过去接一趟。

进了家门才得知，他把我骗过去，是为了让我签一纸转让合同——在我们分居期间，他用我的身份证复印件，伪造我的签名，租下了小区内的一个小门面做社区团购和燃气代缴。在奔赴杭州工作后，他无暇顾及小店，便开始张罗着转手出去，好赚最后一笔转让费。茶几上躺着租赁合同和燃气代理协议，我的名字被写得歪斜丑陋。按照交易逻辑，转让合同上甲方的名字必须和前序协议保持一致。

接手小店的人已经到达家门口，我拒绝签字。本就是被冒名签约，未见任何收益进我的钱包，且未来如果有任何风险都由我来承担。这种操作，也只有老闵觉得再正常不过。

他看我当着店铺“下家”的面拒绝他，顿时暴怒，揪住我衣领阻止我离开，来签约的男士大概从未预设过这种局面，拦腰抱住他劝道：“别冲动，好好商量。”我拉着儿子往楼道退，感应灯忽明忽暗，好像催促着我们“快逃”。

走在回家的路上，老闵像只恶鬼般又追上我们，在大街上与我拉扯，仍在试图逼我签字。见我依旧不肯，便伸腿把我绊倒在地，他从后面踹我腰眼时，撞翻了身后小摊贩的椅子。孩子的哭声混着摊主的不满，让我止不住耳鸣。老闵依旧在咒骂我：“你敢不签字挡了老子的财路，都别想好过！”

两个大学生举着奶茶愣在不远处，在我的求助下才慌忙帮我报了警。警察来得很快，我和孩子坐上警车，老闵却拒绝和我到派出所说个清楚。

我接过警官递来的水，和他们讲述了从分居到今日所有冲突的过程，警官劝我：“不如先去医院验伤，明天来拿报警记录，这样也许以后上了法庭会有用。”后来他们试着传唤老闵来谈话被拒，无奈对我说：“如果强制把他拘捕，留下什么记录，可能对孩子未来不好。”我心力交瘁，并不想跟这种烂人继续周旋。

去医院拍完片，坐在医院走廊等待结果时，我想起几年前，老闵第一次对我动手，原因和今日一样荒唐：他醉酒后晚归按门铃，我在书房没听到，让他在门外多等了两分钟，就挨了响亮的一耳光。原来，他身体里家暴的因子，从没消失过。

候诊区电视播着法制节目，恶人们得到公正的审判被投入狱中。我盯着手机里刚拍的伤处照片发呆。走廊尽头，穿病号服的老先生正给银发妻子喂粥，这样的画面，大概此生我都不会经历了——诊断书上医生的描述很精准：患者因被人踢打摔倒，尾椎及腰部软骨组织挫伤，建议休养1-2周。

有句话说得对，人心只容得下一定程度的绝望。我再也不要像从前一样瑟缩着，等待耳光落下。

随着那天闹剧的结束，老闵没再联系我，大概在忙着想别的法子处理他的小店。

合同风波发生后的第十天，他突然发来一张照片，左眼下方血迹交错，凝成紫葡萄似的痂，附上一句话：“昨天喝酒摔倒被树枝戳的，这个周末让孩子陪陪我。”我回复了一个“好”字，心里止不住地感叹：果然是天道好轮回，让我受了皮肉之苦，他的因果报应这不就来了。

小妸知道我因为这场官司身心俱疲，约我出来喝下午茶，她已经完全从离婚中恢复，神采奕奕：“不如我陪你出去散散心吧。”

于是我们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奔赴所谓的“神仙人间办事处”——福建泉州。

醋肉、面线糊、海蛎煎、姜母鸭……闽南美食和好风景，很快就让我们暂且把所有牵挂和烦恼抛诸脑后。小妸拉着我去关帝庙求签，签文晦涩难懂，解签师傅说：“现在困扰你的这件事暂时解决不了，但是拖得越久，对你越好。”

从泉州回来的一个月后，我在商场的超市采买，偶遇之前的邻居刘姐。我主动告知她这场看似美满婚姻的现状，她推着购物车的手突然攀上我的肩：“如果是这样，那有件事，现在告诉你应该也算我积德了。”

在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才得知，2022年9月，也就是我和老闵分居的第二个月，他便开始跟一个女孩搞暧昧。11月，他醉酒试图在女孩家强奸她，对方报了警。女孩家就在刘姐朋友家楼上，这种带着桃色气息的闹剧，很快被那一栋楼大部分邻居知晓，传到了其他住户耳中。刘姐给了我受害者小杜的电话，叮咛我：“老闵脾气不好，你得保密，这事儿可和我无关。”

隔天晚上8点，我打开手机录音，有些忐忑地拨小杜电话。我担心她会抗拒和我接触，只好放低姿态，带着全部的诚意，表明身份后，先坦白了自己近两年的遭遇。我不知道哪一个细节引起了她的共情，听筒里很快传来她愤愤不平的声音，将老闵对她的所作所为全盘托出——

几年前，老闵在小杜开的玉石首饰店内和她相识，几次交易后，两人逐渐熟悉。老闵告诉小杜：“我早已和妻子分居很久。”后来，小杜的母亲患癌过世，老闵在葬礼上忙前忙后，老人家的骨灰盒要价5800，他还抢着付了现金。

2019年春，通过朋友圈的照片，正在重庆出差的老闵发现小杜也在山城和闺蜜游玩，他便大方地请女孩们吃饭，还“绅士”地提出送两人回酒店。小杜回忆起这些，语气有些烦躁：“那晚他把我堵在酒店消防通道，说就聊五分钟，后来手就不老实起来。”还好，她挣脱了老闵的束缚，成功回到房间。

过了几个月，老闵又打电话给她：“我认识的领导想买块和田玉，你不如过来一起晚餐？”小杜去了，推杯换盏之间，她发现眼前几位男士好像统一了目标，轮流给她灌酒，扣着情色帽子的玩笑也越来越多。聪明的小杜用上厕所做借口偷溜离场，在老闵的夺命连环call中，心生疑虑。事后她才得知，那个酒局上她和旋转餐桌上的一盘菜没有什么分别，一旦喝醉，就会被当成礼物，被某个领导带去餐厅楼上的酒店享用。

她颤抖着声音说：“我从没想过，权色交易会差点发生在自己身上。”

自此，小杜刻意和老闵划清界限，不再轻易有任何交往。最多通过同城快递，卖几只小手串。

在我起诉老闵的第三个月，也许是急需宣泄，他开始在凌晨给小杜打电话，有时是诉苦，有时聊几句生意上的事，小杜起初不接，偶尔烦了就应付几分钟挂断。11月的某天，半醒半醉的老闵在夜里不停敲打小杜家门。小杜怕影响到邻居休息只好开门，没想到老闵一进门就粗暴地把她按倒在沙发上，试图强奸她。还好小杜长期健身，极力反抗赶走了他。

小杜冷冰冰地说：“他的皮带扣划破了我家沙发。”

之后连续几天，老闵好似得了精神分裂，早上在微信上道歉，深夜又开始咒骂：“老子给你花了多少钱？怎么就不能跟了我？”“双11”当晚，他再次敲响了小杜的家门，却不知道那次骚扰过后，小杜就把又高又壮的弟弟喊来家中居住，弟弟扭住老闵的手臂，跟小杜一起报了警。警察仔细听了之前老闵深夜打电话给小杜那些口无遮拦的录音，当天就告诫他：“如果再来上门或者电话骚扰这位女士，我就拘留你。”

虽然老闵没有得逞，可对小杜仍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小杜正处于婚龄，如今对男人心生厌恶，无法再接受家里安排的相亲。

那天之后，小杜在所有社交平台上彻底拉黑了老闵。就在我为老闵的恶劣行径感到羞耻时，她主动提出：“我愿意给你提供证据，出庭作证也可以。”

第二天，我和小杜一起去到派出所，顺利拿到了出警记录，小杜把整个过程写了情况说明，签字、按手印，附上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以便我呈交法庭佐证。

日落把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小杜把装有文件的牛皮纸袋按进我怀里，对我微笑。至此，这场漫长的诉讼，终于在持续的黑暗中，重新凝聚了些许光芒。

2024年农历新春假期结束后，律师老胡劝我：“既然被告没有支付生活费，却在和费小姐交往几个月之内，给她花了接近6万多块，不如起诉试着追讨一部分回来？而且如果判决结果好，对于下次离婚诉讼又多了一个直接证据。”

我点头答应，并不是为了拿回被他们消耗掉的夫妻共同财产，而是始终觉得老胡不够专业，想借此机会试探他到底有没有实力去胜诉。彼时，我在心里立起一杆秤：如果起诉后，法官同意了我的诉求，那么第二次起诉离婚的案子就还继续让老胡代理；如果他输了，我就立马换掉他。

从立案到开庭出判决，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老胡提交了我从酒店处拿到的水单、与费小姐的通话录音以及他们在一起期间的消费记录。开庭当日，我和费小姐都没有到场，他的律师不承认收到过老闵送的奢侈品包包和昂贵的化妆品，又说酒店的水单没有加盖公章，不具备法律效应——至于录音，老胡并没有携带录制它的手机到场，因此也一样不能作为证据。

判决结果出来，果然败诉。老胡的道歉电话混着麻将牌的哗啦声，我立刻决定换掉他。

从第一次立案到现在，老胡除了不停地吹嘘自己和做出无法实现的承诺之外，他似乎并不知道离婚官司到底该怎么打，会出现哪些变故，要用什么手段预防。这件事也教会了我，凡是有利益牵扯的事情，一定不要聘请自己的“熟人”处理。

好在仍处于失业状态的我有足够的时间重新筛选律师。我在网上查长沙各大律所的资料，挑出口碑比较好的五六家律所后，一一致电，和他们推荐的离婚律师约时间面谈，沟通案件情况、询价，货比三家。

和不同的律师聊过后，我最终选定了Z律所代理我的案件。这家律所在各大省会城市都有分所，其中一个主力所就在杭州。后期我肯定需要协查老闵在杭州的资产，跨省办案会方便许多。而接待我的石律师已执业10多年，离婚案和刑事案件都经验丰富，向我了解案情时非常耐心，提出的建议也专业细致。

2024年3月，我和Z律所签署了代理协议，希望我的案件经过专业律师的办理，能有个圆满的结果。当时距离首次起诉的判决生效已经过去了半年，我已经有了第二次起诉的资格。不过石律师还是建议我，不如再等5、6个月更为稳妥：“当下结婚率和生育率持续降低，离婚率却高得吓人，如果首次起诉后分居不满1年，很多法官还是不会判定离婚。一旦这样，意味着需要第三次起诉，你的案件可能又会需要多几个月的时间。”石律师又补充道：“而且你要明白，他（老闵）为什么拖着不愿意离——分居期间，他不用付抚养费，又能一点点通过拉时长把自己的收入散出去，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房价一直在跌，给你的补偿金也会折价。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冒险二诉不成，还要来第三次。”

思虑再三，我听从了石律师的建议，选择用最稳妥的办法和老闵结束法律层面的关系。

Z所的服务是协作制，为我案件服务的几位律师很快组建了工作群，案件开庭前，文件整理、资料递送、开庭诉讼都由不同律师负责。我按照他们的要求，从夫妻资产、分居证明、抚养权、过错方证据等等几个角度，重新整理了一遍手头的资料，同时也重新合理合法地规划我银行卡内资金的开销：每个月取现给父母，作为照顾外孙和赡养他们的资金；有些计划里的花销，可以在诉讼期内提前消费，比如换手机、电脑，添置点个人首饰，带父母种牙、体检，调理身体买补品等等；给孩子买保险、设立教育基金，充健身卡、美容卡等等；做翻译和写手副业的收入，尽量收现金或打入爸妈账户。

我要尽量避免和老闵对簿公堂后，反被他分走我精打细算存下来的血汗钱。我相信，以他的心机和算计，一定早就转移了大部分的资产出去。

这场官司的艰难，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可生活仍得继续。

2024年5月，失业近半年后，我终于在一位老领导的引荐下加入了一家机器人公司。经历了太多糟糕的求职过程，深知从房企跳槽到其他行业的机会少之又少，而机器人和AI领域正在冉冉升起，哪怕薪资比过去低了很多，五险一金按最低标准缴纳，大小周，我也抱着踏实干活、重新学习的心意，欣然接受。

没想到老板虽然是某知名高校的博士，却是个不懂管理的“榨汁机”。起初，他对我说：“你形象不错，谈吐也好，不如做好品牌工作的同时，也和我一起做些商务公关工作还有投融资的事儿，能认识些高量级的领导和老板。”我以为这是他对我的考验，便答应下来。

公司所谓的“品牌部”，只配了3个人：文案正在休产假，意味着我需要自己写稿；视频剪辑的小哥手上积累了很多活，还需配合产品部参加招投标工作；刚入职的新媒体运营，待了不到3天就走了，而设计师和产品部的UI（界面设计师）是同一人，每次出稿都得提前跨部门“借人”。

我只好白天一个人扛大旗，做规划、针对热点事件写稿，重新梳理公司的品牌物料，规划展厅设计，还得配合总裁办参加投融资的传播，时不时和公司高管一起做战略发展的头脑风暴。因为英语好，自然而然来咨询的国外客户也由我跟进……数岗并一人，老板还觉得：“你还可以做得更周全。”

每周总有3、4天，我需要跟着老板从晚上7点应酬到10点，请各类领导和大客户吃饭，看他们边玩掼蛋边针对时事发表高见，从中俄关系聊到行业发展。有次半醉的客户把油手搭上我椅背，老板还在举杯大笑：“这是我们品牌总监，高才生，上市公司出来的！”哪怕暴雨天，老板仍坚持组织饭局，遇到喜欢热闹的客户，就续上一场KTV。

我坚持了2个月后，把他的习性摸了个透：这种从农村贫苦家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合理分清工作和享受生活的概念，只是一味地坚持开源节流、物尽其用。公司里还流传着他的抠搜案例：和员工开会到中午，从来都只让助理预定一份外卖，然后拨出一半米饭和菜在盒盖上，示意其他人“一起吃”；端午节没有节礼和任何福利，只在工作群里发“节日快乐”，同时提醒关键岗位人员，节假日期间也要及时回复工作信息；公司所有的培训都安排在他没有应酬的晚上，员工们牺牲自己的时间，听取他毫无意义的“商业经”。

很多事情，哪怕没必要，老板也喜欢带上个员工参加，身边必须随时有个人使唤、伺候，彰显自己的地位和实力，像个巨型妈宝男，离不开人。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新进来的人，前3个月用得越狠越好，前面松惯了，后面要紧就很难。现在失业率高，招人好招，根本不用担心太狠把人吓跑了！”

老板想把狼性文化熬成迷魂汤，却忘了真正的头狼在分食猎物时从不让任何一只狼崽饿着肚子。我确认了，这家公司吸引人的所有光环，都是“机器人”这个极具潜力的行业所赋予的，而这个公司从管理团队到运营模式，再到产品，都是徒有其表。

正当我已经萌生辞职的念头时，公司新入职了一位董事长助理，小姐姐年轻貌美、伶牙俐齿，饭局的活，就由她接替我参加。我终于松了口气，想着继续坚持看看，心里盘算着：多赚两个月工资，受不了就随时撤。

抛开所有饭局后，我终于有更多精力打理品牌部的本职工作，整理了一整套的资料参加市里组织的创新企业大赛，捧回三等奖的奖杯和6万元奖金。如我所料，老板只是笑了笑，说了一句“辛苦了”，然后对提成、奖励丝毫不提，甚至连一个66或88的鼓励红包都没发。

2024年9月，在我入职后的第五个月才被通知准备转正述职：“其实你早就过了试用期，因为老板忙，现在就是补个过场。”

我的述职报告数据清晰，分析准确，总结到位，得到几位高管们的一致好评，可老板还是开出了新条件：“虽然你品牌工作做得非常好，可没按约定持续陪我参加公关活动了，那这个薪资就有些过高，我觉得减去3000块比较合理。”

老板的慷慨止步于工资条，就像政客的承诺终止在选举夜，资本总是会给压榨披上各种好看的外衣。我忍下所有情绪，礼貌起身关上会议室的门，不影响下一位同事述职。第二天，在人资给我送来转正通知书的时候，我迎着同事们诧异的目光，提交了离职申请。

原来，长沙这种“高薪调资源，半年内榨干”的“小缅北公司”都是真的。我走没多久，漂亮的董事长助理也提了离职——据说有次酒局结束，老板把手放在了她的大腿上，试探不成，草率收场。

都说情场失意，职场得意，而我似乎这一整年，都并不顺利。工作辞了，官司并不能停。

在Z律所的安排下，我们重新向法院提交了立案申请。这次，老闵正在杭州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耍什么手段，同意案件在长沙县法院开庭。

成功立案后，律师们能做的事情就多了起来。我们并不担心抚养权的问题，孩子一直由我照料，年满11岁早就能自主选择跟谁生活。案件的重点只有两个：成功离婚，分割到更多资产。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查明老闵目前的所有财产，证明他是过错方且有转移资产的行为，争取让法官审判时有所倾斜。

按照法院的流程，凡是立案成功的离婚诉讼，都会先试着先调解解决。法官们每个人每年都要判几百个案件，他们不会管谁委屈、谁无赖，只希望能够尽快办结。

立案一周后，我接到调解员的电话，老闵提出的方案连她都觉得可笑：愿意每月支付1000元抚养费，房、车、车位所有固定资产归他，给我50万补偿。调解员已仔细看过了我们的案卷：“原本不该给你这个建议，但我个人认为，被告提出的条件毫无诚意，纯属想占尽便宜。姑娘，你不如坚持诉讼吧。”

我当然会坚持下去，我明白婚姻其实也是一种风险投资，有人提前套现离场，有人愿意守着不良资产等政策救市，而我早就厌倦了原地等待。

那段时间，律所的工作群新增了两位律师，石律师跟我抱歉：“我原本就是刑事律师出身，现在所里开通了直播咨询服务，公司安排我出镜，所以派了另一位陈律师负责你的案件。她也很优秀。”

刚接触了陈律师不到一周，又再次收到她的抱歉短信：“因为家庭原因，我申请调岗到其他城市，案件由新上任的向律师负责。她原本是某法院的法官，更能从法官视角做好帮你诉讼，很适合做你的代理律师。”

向律师看完卷宗，得知老闵最新的调解“诚意”后，给出了与调解员同样的意见：“我们所的大部分离婚案，抚养费都是2000元以上，这还是以对方低收入为前提，像他这种月入几万的高管还这么抠门，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拒绝调解后，案件进入排庭阶段，将由一位年轻的女法官刘某主审。我在法院官网上看到了关于刘法官的一些报道，为当事人伸张正义收到锦旗，被评为优秀法律工作者等等。看着她的照片，我有一丝庆幸——同为女性，我相信我所收集到的证据，能多少引起她的共情。

2024年9月14日，我将迎来第二次起诉的首次开庭。在这之前，老闵仍然试图说服我答应和他调解，还“体贴”地把补偿金额提到55万：“我已经很有诚意了，毕竟这么多年夫妻，你看我连律师都没请。”“你也奔四了，早点拿钱重新开始不好吗？非得折腾！”

这种看似妥协、实则步步为营的行为，对我已毫无作用。

向律师建议我尽快申请财产保全和调查令。保全主要可以达到两个目的：查清对方名下所有资产的线索；利用冻结资金的动作，逼对方更改调解条件，处理得当的话，就能尽早结束官司。而调查令则会拿到近些年老闵的所有流水，可以通过他的开销，查探有无其他出轨或转移资产的证据。她已经看过太多为了离婚进行厮杀的家庭：“你先生这种品性的人，我也遇到不少，只有白纸黑字的证据，才有可能让他百口莫辩、做出让步。”

我并不想再次和老闵起太大的冲突消耗自己：“如果冻结他的资产，他回头又发脾气闹事怎么办？”向律说：“我们可以申请冻结少量资金，比如10万元，这样保全费也不高，而且还能查出他所有的资产线索。”我点头答应，毕竟申请保全本来就是原告的权利。

没想到，这个看似合理合法的动作，落实起来竟然也困难重重。

刘法官并没有同意我们对被告采取保全措施，说除非我们能提供对方有明确转移资产意向的证据，她才会酌情考虑。

我不理解：“我之前提交上去那么多资料，她都没看吗？明明老闵的转移行为是很明显的。”

向律师担心我找不到证据，只好试图让我明白当下打官司的残酷现实：“每个法官每年都要处理3、4百个案件，他们往往在开庭结束之后才会查看卷宗，而且都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想要尽快结案。文件太繁复，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那所谓的‘司法公正’呢？”

“那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一步步去争取。律师会尽全力，可有时候，打赢官司也得靠一定的运气。”

彼时，我无比庆幸在和老闵的反复博弈中养成了录音的好习惯——2022年8月我们刚分居的那个月，他打电话威胁我说：“只要敢离婚，我立马就去转移资产，你一分钱也别想要！”

我从他威胁我的无数条录音中，找到了这段对话，它成了我们让刘法官破例同意对被告资产进行保全的关键证据。

申请批准后，保全交由执行局执行，可等了半个月后拿到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起初，我冒着老闵再次“发疯”的危险同意律师做保全，主要是想得到老闵所有银行卡、股票和其他财产的线索，可我们拿到的保全书上，只有2张银行卡的信息，且账户里只有不到3万元的储蓄金。向律师解释道：“我们询问了执行局，他们点击清查选项的时候可能出现了失误，把全国选成了长沙市，而且股票等其他资产都没有写出来。”

我要求重新出保全书，她无奈地跟我道歉：“我们已经尝试了，可执行局说报告已经出了，就不能再重新做保全。去找刘法官处理，也是一样的说辞。”

首次打官司的我，只觉得委屈和愤慨：“所以，司法机构的失误，只能由当事人自己消化承担？”

保全生效后，老闵的2张银行卡很快被冻结。他果然发了一通脾气，指责我影响他正常生活。我听了只是一笑而过——我的生活不正常了这么久，也未见他有丝毫悔过。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果然只会在自己处于弱势时表演不幸和眼泪，待人处事全都掺杂着虚荣心和算计，龌龊至极。

保全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调查令的获取也是一波三折。

老闵的支付宝、几大银行的流水在律师们的取证下，很快查清，可他的微信流水过了1个多月都没拿到。缺少这样关键性的证据，对我十分不利——我知道他很少用支付宝，几乎都靠微信支付、收款，我需要财付通的流水去深度挖掘出他的资产走向和消费情况，原本定于9月的开庭，只能延期。

腾讯的工作人员说文件已经邮寄出，并且显示已被签收，而案件的书记员根本没找到这个快递，只能再找门岗负责传送邮寄件的保安核实。我们在反复的催促和等待中，始终没等到结果。

我的心情跌落到底，让向律师亲自去法院询问，得到的回复是：“所有的快递都统一由一位书记员签收后，分发给各个法官办公室，可我们真的没收到，负责递送的书记员会继续找。”她宽慰我：“不如再等等，毕竟我们和刘法官因为这件事撕破脸也不太好。”

又等了一周，法院说还是没找到。

在此期间，我才得知，无论任何案件，不管原告还是被告，对于案情有任何问题或诉求，都只能反复拨打主审法官办公室的座机电话尝试沟通，打3、4遍电话能接通就已经是运气好了，有时遇到他们开庭，一整天都会无人应答。联系到书记员已经非常艰难，想要和法官电话沟通，基本是不可能的事。书记员们不会转接电话，只愿意传话，而且绝对不会透露法官的私人手机号码。

我无法接受也不能理解，因为快递收发竟然能耽误案件进程快1个月的时间。我请假和向律师一起去法院信访办投诉。在那天下午，我终于用信访办工作人员的手机，拨通了刘法官的电话，第一次有了和她通话的机会。也许是手头案件多，她的声音透着急躁：“你再等一等呀，这个不会丢的。”

我的官司已经持续了2年多，我没再继续克制自己的委屈和怒气：“为什么还要我这么干等着？你到底有没有看过我的案卷？我已经等了快2年，还要等多久？明明是你们的问题，要么让腾讯重新邮寄，要么让他们补发电子版，或者你们重新去找，解决办法很多啊！难道让原告这么毫无止境地等下去是你们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唯一做派？我不接受！”

听到我已经变了语气，刘法官立马换了语气：“这样，如果今天下午还没找到，我就让助理联系腾讯重新发送一份。”

投诉回来的3小时后，向律师在群里分享了这份“失踪”许久的流水——书记员在其他法官的办公室找到了那份属于我的文件。群内律师们都连连感叹：“果然还是当事人投诉管用。”而我心里，则觉得他们这些律师是怂包，宁可委屈当事人，也不愿站出去和法官沟通正当的诉求，生怕给他们留下不良印象，以后狭路相逢影响后续案件的办理。

自此，我拿到了老闵近2年的所有流水。向律师算了下时间，按照律所的工作效率，他们需要10天左右才能分析完所有的流水。我不想再继续漫长的等待，干脆发挥自己做危机公关的职业技能，逐页分析这400多页的资金往来和交易记录。

那几天我处于经期，痛经更容易点燃对这场官司身心上的焦灼，每当摆烂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强迫自己像放电影一般，在脑海里一遍遍重复播放老闵的各种嘴脸，欺瞒与嚣张、猥琐和无赖，以及无数次的言而无信，想要摆脱他的念头就会让我再次坚定起来。

熬了几天的夜，我对着电脑屏幕一页页反复比对、查看、辨别，在这400多页的文件中，老闵的第二个情人渐渐浮出水面——这种浓厚桃色气息的蛛丝马迹已经不能激起我内心任何的涟漪了，反倒是他在转移资产的证据更让我觉得兴奋不已。

来源：智慧能量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