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5月，我和夫君回到四川老家——甜城内江探亲。正巧阔别多年的中学同窗好友曦原和方惠夫妇也回来了，我们专程去拜望，摆摆龙门阵，聊聊中学时那些逸闻趣事，相见甚欢。我们还有幸得到了曦原亲笔签名的赠书《选调生》。
今年5月，我和夫君回到四川老家——甜城内江探亲。正巧阔别多年的中学同窗好友曦原和方惠夫妇也回来了，我们专程去拜望，摆摆龙门阵，聊聊中学时那些逸闻趣事，相见甚欢。我们还有幸得到了曦原亲笔签名的赠书《选调生》。
翻开曦原的《选调生》，扉页上“致青春与理想”的题字让我们倍感亲切，仿佛又回到四十多年前内江二中的校园和教室。眼前这位两鬓斑白、谈笑风生的老同学，尽管走过了基层跌宕之岁月、历经了外交生涯之风云，却始终不忘初心，他书中那句“不管以后做什么，我这一辈子，都要保持一个读书人的本色”深深打动了我们，让我们依稀又看到了那个有着一头茂密卷发、双眼炯炯有神却略带深邃忧思的文艺青年，他时而在口若悬河中迸发出胸有千军万马的豪迈壮志，时而双眉紧锁、文思泉涌让人联想到少年维特之烦恼。那个总在课间捧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忏悔录》等小说的青年，那个在黑板报上写下“愿以深心奉尘刹”的青年，此刻正透过日记和书信的字里行间，向我们走来。作为初中三年、高中两年的同窗，我和夫君都曾见证他笔下流淌的诗意与豪情，更见证了这份诗意与豪情如何在时代的土壤里，长成一棵青春扎根基层、壮年屹立外交风云中的参天乔木。
一 文学价值：日记与书信里的时代镜像
曦原的《选调生》是一部独具魅力的作品，它以266篇日记和23封书信为叙事载体，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岁月，展现出一个青年在时代浪潮中的奋斗与抉择，以及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的动人故事。
1965年6月，我国为选拔精英青年推出了选调生制度，旨在培养能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人才。1984年，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的郑曦原，作为天之骄子，本有众多令人艳羡的选择，却毅然响应国家号召，成为一名选调生，前往甘肃省最基层的康县岸门口乡。在他眼中，基层是国家的根基和命脉，只有深入了解基层实际情况，才有可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从此，岸门口乡成为他人生出发的起点，也成为他魂牵梦绕的远山呼唤与挥之不去的乡愁，我们也终于懂得了他为什么将自己的微信头像取名为“岸门口人”的深情厚意。
在岸门口乡的日子里，郑曦原全身心投入到基层建设中。他参与筹建康县栗子鸡罐头厂，从立军令状、落实厂址，到筹措资金、督促建厂进度，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带领团队克服了重重困难。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项目，更蕴含着他对乡村振兴与产业发展的深刻思考。同时，他还积极参与乡政府的日常事务，如纠纷调解、发展经济、应急抢险、征粮收税、计划生育等，在这些琐碎而繁杂的工作中，他深刻体会到了基层工作的艰辛与责任，也收获了成长与满足。
在个人情感方面，郑曦原也经历了许多波折。面对心爱的女友选择进入外交部，他曾感到挫败，但在奋斗过程中，他们的爱情反而收获了更多的尊重与理解。正如他所说：“陇南的奋斗为我赢得了她发自内心的尊敬和喜爱。”这段情感的成长，为他的奋斗历程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也让我们看到了爱情在理想与现实中的坚韧与美好。
曦原能够在艰难的基层工作中坚定前行，离不开家族的支持与鼓励。他的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老兵，家族的革命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的成长。每年父亲祭奠战友时，都会提醒他肩负重任；父亲在信中告诫他要坚持的“学业、思想、写作”标准，成为了他前进的灯塔与指引。家族的革命精神深植于他的内心，赋予他对国家与人民的责任感，让他在基层的日子里始终坚守初心，砥砺前行。
《选调生》不仅是一部个人成长史，更是一部选调生的时代群像史。郑曦原用生动而细腻的文字，为我们描绘选调生的历史担当和时代使命，更为我们刻画出一幅幅西部边陲充满烟火气的基层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精神状态。他的文字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即使面对困难和挫折，也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态度。这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激励着我们在生活中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为实现个人价值和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部作品在文学表现手法上也独具特色。日记体与书信的结合，使故事更加立体，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让读者仿佛能够亲身感受到作者当时的场景、心境和情感变化。作者的文笔细腻，许多段落都可以独立成篇，尤其是对爱情的描写，犹如一曲婉转动人、跌宕起伏的交响乐章，让人忍不住为之动容。这种将纪实性与文学性有机结合的手法，赋予了作品更深层的文学价值与现实魅力。书信体的多维叙事穿插更见匠心。父亲在信中叮嘱的“学业、思想、写作”三重标准，既是革命家庭的精神传承，亦构成文本的隐性结构。那些与女友探讨“理想主义是否过时”的书信，那些在岸门口乡的改革故事、家长里短，让个人情感与时代思潮产生精妙共振。这种将纪实素材进行文学蒸馏的手法，使《选调生》超越了普通回忆录的范畴，成为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新现实主义文本”。
曦原的文字不仅有着理科生特有的冷静质地，更有文学的画面感和丰沛的情感，他在日记体中那些娓娓道来的独白私密叙述，那一段段对西北原野风光如诗如画的描述，无不展示作者对爱人的深情眷恋，对那片土地的深沉热爱，处处绽放出文学的光芒和人文的温暖。那些记录筹建罐头厂的工作日志，并非简单的事务性书写，而是将“丈量土地时沾着露水的裤脚”“深夜办公桌上跳踉的油灯”都化作了文学意象。当他写下“乡政府的砖墙上，月光和标语一样苍白”时，我分明看见当年那个在作文本上仿写艾青诗句的少年，正用现实主义的笔触为基层立传。
在康县岸门口乡的烟火气里，曦原展现出惊人的文学洞察力。他写纠纷调解时“老猎户眼里晃动的烟袋锅”，写应急抢险时“泥石流在月光下泛着铁青色的狰狞”，这些细节如同显微镜头，既照见基层治理的肌理，又赋予日常劳作以史诗般的庄重感。这种“把泥土写成诗”的能力，源自他从未丢弃的读书人的本色和文学初心。
二 社会价值：在时代褶皱里种树
重读曦原的选择，总让我们想起高中时他说过的“乔木论”：“灌木贴着地面生长，乔木却要往天空里去，哪怕根须扎得更深。”1984年放弃留城机会奔赴康县，正是这种乔木精神的实践。在“孔雀东南飞”的八十年代，他逆潮流而行的背影，恰似书中那棵在泥石流中屹立的老柏——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时代精神的有力回应。
《选调生》的社会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基层的独特样本。筹建罐头厂时“跑断腿、磨破嘴”的细节，解构了人们对选调生的浪漫想象，却重构了基层治理的真实图景。当他在日记中记录“征粮收税时老乡递来的粗瓷碗”“计划生育宣传会上大娘纳鞋底的声音”，实则是在书写一部流动的中国乡村治理史。这些带着体温的记录，比任何学术著作都更能说明：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从田间地头生长出来的。
更具启示意义的，是书中呈现的青年成长范式。曦原的基层之路并非“镀金”之旅，从“化学系高材生”到“乡干部老郑”的转变，伴随着理想主义的淬炼与重生。当他在日记中写下“曾经以为改变世界要靠方程式，后来才知道要靠老百姓的笑脸”，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体的成熟，更是一代知识分子与中国基层的精神和解。这种成长路径，对当下“内卷”与“躺平”困境中的青年而言，不啻为一记振聋发聩的晨钟。
曦原的《选调生》不仅是对选调生政策的献礼，也是激励现代青年珍视青春与家国情怀的精神教科书。它让我们看到，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每一位年轻人负有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将个人的成长融入到国家变革的伟大进程中，在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时代在变化，但奋斗精神永远不会过时，《选调生》的时代价值就是能让我们从中汲取力量，勇敢地迈向未来。
三 爱情和鸣：在信纸褶皱里生长的爱情
曦原与方惠的23封情书，构成了《选调生》最动人的情感脉络。这些写于1984-1987年间的信件，在文学形式上延续了欧洲书信体小说的传统，却在精神内核上烙刻着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家国情怀。当方惠在信中写下“外交部的蓝厅与康县的山路，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战场”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情感的倾诉，更是一代青年将爱情升华为共同信仰的精神图腾。这种将个人情感与时代使命交织的写作手法，使这些书信超越了普通情书的范畴，成为记录改革开放初期青年精神史的珍贵文献。
《选调生》书信往来中的细节展现出了独特的文学张力。曦原在信中描绘筹建罐头厂时“磨破的鞋底比情话更厚”，方惠则用外交部见闻中的外交礼仪比喻基层工作的分寸感。这种“基层泥土”与“国际视野”的对话，在文学上形成了奇妙的复调结构。当方惠寄来落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的书信时，曦原回信落款却是甘肃省康县岸门口乡政府，地址的悬殊和差距，恰是理想与现实碰撞出的文学隐喻。
在康县泥石流后的雨夜，曦原在信中写道：“今夜的月光像你寄来的阿司匹林”。这种将物理空间的阻隔转化为文学意象的手法，让我想起高中时他书写的诗句。不同的是，当年的浪漫主义在基层实践中淬炼出更坚实的质地——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真正的情书，应该沾满泥土与星光”。
两人的通信中反复出现“根”与“翅膀”的隐喻。方惠在信中说：“外交部是我的翅膀，而你是我的根”，这种将空间距离转化为精神互补的表达，契合了八十年代青年对理想与现实的浪漫追求和辩证思考。当曦原在日记中记录“泥石流冲毁了公路，却冲不毁我们的通信”，书写出了八十年代年轻人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
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两人在通信中展现的“双重成长”。方惠从外交部新人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外交人，曦原从化学系毕业生蜕变为基层干部，他们的爱情始终与各自的职业成长同步。这种“平行上升”的情感模式，打破了传统文学中“才子佳人”的窠臼，塑造了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的新型婚恋范式。正如方惠在信中所说：“我们的爱情不是藤蔓缠绕，而是两棵并肩的乔木，枝叶在云端相触，根须在地下紧握”。
作为同龄人，曦原与方惠的通信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妥协的产物，而是两个独立灵魂在时代浪潮中的相互托举。当方惠在信中说“陇南的月光与外交部的灯光，同样照亮着我们的未来”，她道出的正是那个时代青年特有的精神亮度——在理想主义的光晕中，爱情与事业、个人与家国，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始终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辉。
四 老同学的絮语：致在时光里永恒的恋人
曦原的《选调生》以兰州大学的星辉为笔，在陇南的泥土里种下第一棵头厂的萌芽，青涩的日记里藏着266个日夜的星辰，鸿雁传书的23封情书，折叠着爱情与责任的密码。曦原和方惠从基层的泥土到外交的星辰，从历史的回声到现实的桥梁，他们的生命是一条奔涌的河，左岸是家国情怀的磐石，右岸是文明互鉴的繁花。
此刻，我们忽然明白曦原为何坚持用日记与书信记录这段历史与感情。因为真正的爱情史诗，不在于海誓山盟的宏大叙事，而在于那些浸透汗水与月光的琐碎日常。那些在康县乡间写下的文字，那些跨越千里的鸿雁传书，最终都化作了时代精神的年轮，在岁月深处静静生长。而我们这代人，正需要从这些文字中汲取力量，重新理解爱情与理想的本质——原来，最好的爱情，从来都是与时代共振的心跳。
合上书本，我们想起高中毕业时曦原在同学录上的寄语：“愿我们在不同的战场上，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四十多年后，当我们读到他在养伤期间，方惠从北京赶来康县探望的细节时，终于懂得这句话的深意。那些在书信中反复出现的“责任”“使命”“理想”，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代青年用生命书写的誓言。
——本文原载于四川散文微信公众号
本文作者简介
王维倩，原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当代美国文学研究、翻译与教学。出版学术专著《从垮掉的一代到嬉皮士的全球化》《科马克·麦卡锡小说的科学人文主义思想研究》2部，译著《美国现代诗歌鉴赏》1部。
来源：当代中国出版社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