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事情来得很突然。那天下午，母亲正在院子里晒玉米，突然捂着肚子蹲了下去，脸色煞白，额头上都是冷汗。邻居王婶儿看见了，赶紧跑过来扶她。

那年我刚满十岁，母亲突然病倒了。

事情来得很突然。那天下午，母亲正在院子里晒玉米，突然捂着肚子蹲了下去，脸色煞白，额头上都是冷汗。邻居王婶儿看见了，赶紧跑过来扶她。

"这是急性阑尾炎，得马上送医院！"村里的赤脚医生老刘头儿一看就急了，"再拖下去要穿孔的！"

父亲慌了神。那年头，去县医院做手术可不是小事，光手术费就要两百多块钱，相当于父亲半年的工钱。家里刚盖了新房，积蓄早就见了底，连凑个五十块钱都费劲。

"先去借钱，人命关天！"父亲咬着牙说。

我跟着父亲，第一站就是二姑父家。

二姑是父亲的亲妹妹，二姑父在供销社上班，是我们村里数得着的"有钱人"。按理说，这种时候找他借钱是最合适的。

我们骑着自行车到了二姑父家，大老远就看见院子里晾着新买的花布，还有一台崭新的收音机在播着戏曲。我心里一阵高兴，觉得这回有救了。

父亲敲门，敲了半天没人应。

"二姐夫在家吗？我是志强啊！"父亲扯着嗓子喊。

院子里明明有动静，收音机的声音突然小了，然后就没了声响。

"二姐夫！我媳妇儿病了，急需用钱！"父亲又敲了几下门。

这回听见了脚步声，但是脚步声越来越远，像是往后院去了。

我们在门外站了一个多小时，从下午站到天快黑，二姑父硬是没露面。邻居看不过去了，悄悄告诉我们："你二姑父下午就在家，刚才还在院子里修自行车呢。"

父亲的脸一下子白了，比母亲病时还要白。他没再敲门，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半天没说话。

我当时虽然小，但也懂事了，看着父亲那副模样，心里又气又难受。

"爸，咱回去吧。"我拉着父亲的袖子。

父亲这才回过神来，点点头，我们推着自行车往回走。

路上遇到了陈伯。

陈伯是我们村的老光棍，五十多岁了，靠给人修修补补过日子，住在村东头一间破草房里。平时见了我们也就是点个头，算不上熟悉。

"志强，这是去哪儿啊？怎么看起来不对劲？"陈伯拦住了我们。

父亲本来不想说，但陈伯一个劲儿地问，父亲只好把事情简单说了说。

陈伯听完，二话不说，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翻了翻，拿出五块钱递给父亲。

"不多，你先拿着应急。"

父亲愣住了："陈大哥，这..."

"别废话了，救命要紧！"陈伯把钱硬塞到父亲手里，"我就这么些，要是多的话我全给你。"

我看见父亲的眼圈一下子红了。

五块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我们家一天的生活费也就一块多钱，陈伯这五块钱，够他吃一个礼拜了。

后来我们又去了几家亲戚，有的给了十块八块，有的找各种理由推脱。勉强凑了一百多块钱，还差一大截。

最后还是村支书想办法，从村里的公积金里先垫了一百块，这才凑够了手术费。

母亲的手术很成功，住了一个礼拜院就回家了。

父亲开始一家家还钱。还到陈伯那里的时候，陈伯说什么也不要。

"你家刚花了大钱，先缓缓再说。"

父亲坚持要给，陈伯坚持不要，两个人在村口推来推去，最后把钱都掉地上了。

"陈大哥，这钱我必须还，不然我心里过不去。"父亲说。

"那行，你先欠着，等宽裕了再说。"陈伯这才收下。

过了半年，家里情况好转了，父亲又去还钱。这回陈伯收了，但是转身就买了一袋白面送到我们家。

"孩子正长身体，多吃点好的。"

又过了一年，二姑父主动找上门来了。

那天他提着两瓶酒，脸上赔着笑："志强啊，上回你来借钱，我真的不在家..."

父亲淡淡地说："不在就不在吧，都过去了。"

"你别生气啊，我这不是来看看嫂子吗？"二姑父把酒放下，"身体怎么样了？"

母亲客气地招呼他坐下喝茶，但谁都看得出来，那种亲密已经没有了。

二姑父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时悄悄塞给我十块钱："给你买糖吃。"

我看了看父亲，父亲点点头，我才收下。

但是从那以后，我们两家的关系就变得很微妙。逢年过节还是会走动，但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已经变成了礼尚往来的客套。

陈伯呢，反倒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他经常来串门，跟父亲喝酒聊天，教我修自行车，给母亲带点山里采的野菜。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感觉比亲人还亲。

我上初中那年，陈伯得了肺病，在家躺了半年。我们家轮流给他送饭，直到他病好为止。

"这就叫有来有往。"父亲说，"做人不能只记着别人欠你的，也要记着你欠别人的。"

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要交学费。陈伯又拿出了五十块钱，说是给我的学费。这回父亲没推辞，收下了，但是悄悄给陈伯买了一件棉袄，说是怕他冬天冷。

现在想起来，1985年的那个下午，二姑父的闭门不见和陈伯的五块钱，给我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

血缘关系不等于道德义务，真正的温暖往往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做人要记住别人的好，也要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就像陈伯说的那句话："我就这么些，要是多的话我全给你。"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来源：超君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