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都说"三个和尚没水喝"，当兴中会的广东同乡会变成同盟会的"大拼盘"，湖南辣子遇上浙江梅干菜，连切个革命经费都要吵得脸红脖子粗。孙中山1912年把总统宝座让给袁世凯时，各地军阀就像赶庙会似的往国民党里挤，可他们腰间的枪杆子比党证还管用。等到1923年联俄联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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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三个和尚没水喝"，当兴中会的广东同乡会变成同盟会的"大拼盘"，湖南辣子遇上浙江梅干菜，连切个革命经费都要吵得脸红脖子粗。孙中山1912年把总统宝座让给袁世凯时，各地军阀就像赶庙会似的往国民党里挤，可他们腰间的枪杆子比党证还管用。等到1923年联俄联共，国民党里又冒出左派右派，活像鸳鸯锅里的红汤清汤互不相容。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广州街头左派廖仲恺的血还没擦干净，蒋介石就踩着各派混战的瓦砾爬上了权力巅峰。可这位校长治下的国民党，怎么就像漏水的竹篮，CC系、黄埔系、地方军阀各捞各的鱼？说到底，这群人凑在一起，真能为同一个理想拼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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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会的革命基因。1894年檀香山卑涉银行二楼，孙中山将二十余名华侨聚集在"振兴中华"的横幅下时，没人料到这场粤语会议埋下了分裂的伏笔。兴中会初创的286名会员中，265人来自香山、南海等珠江口县域，连会计都只用广府话记账。1905年东京赤坂区黑龙会馆里，当黄兴带着华兴会的湖南帮、章太炎领着光复会的浙江派加入同盟会时，孙中山不得不在主席台旁安排三名翻译——这场号称要推翻帝制的结盟仪式，竟需粤语、湘音、吴语交替传译。

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失败后，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在东京拍案怒斥："十万元华侨捐款，七成给了粤籍烈士家属，革命金库成了广府同乡会！"这场因经费分配引发的"倒孙风潮"，让章太炎公开撰文讽刺孙中山"沐猴而冠"。1911年武昌首义时，率先响应的居然是与同盟会素无瓜葛的湖北新军，而孙中山的亲信胡汉民还在南洋为粤籍起义军筹款——革命尚未成功，裂痕已然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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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的民国招牌。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办公室里，留着八字胡的实业部长张謇发现个怪现象：前来述职的十八省代表中，操江浙口音的争着要铁路权，湖广人士围着军械订单转，粤籍官员则把持着海关肥缺。当袁世凯的北洋军逼近长江时，自诩"革命正统"的粤军竟以"水土不服"为由拒绝北上，气得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摔了青花茶盏。

这种军阀入股式的共和，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达到荒诞顶峰。山西王阎锡山派代表出席一大，公文包里除了入党申请书，还装着《晋军改编方案》——三十万军队要换装费、五十万军饷预支单。广西李宗仁更直白，在南宁对记者说："加入国民党就像在银号入股，青天白日旗就是分红凭证。"当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时，滇军首领唐继尧在昆明冷笑："孙大炮又要拿俄国卢布收买人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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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岛上的派系林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执信南路廖仲恺公馆成了风暴眼。7月的某个凌晨，当这位左派领袖身中四弹倒在血泊中时，凶手胡毅生早已登上开往香港的英籍邮轮。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办公室看着密报冷笑："廖先生亲共，胡先生反共，汪先生骑墙——三派相争，该我收拾残局了。"

这个宁波盐商之子确实精于权术。他让陈果夫的中统管党务，戴笠的军统抓情报，何应钦带中央军，白崇禧统御杂牌军，美其名曰"专业分工"。1932年上海抗战期间，十九路军向南京求援的电报在军政部躺了三天，因为陈诚的土木系将领说："让粤军和日本人拼光，正好整编。"而当红军开始长征时，湘军何键、桂军白崇禧默契地"礼送出境"，生怕中央军借追剿之名进入自家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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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南京陷落前夜，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目睹了荒诞一幕：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汽车被宪兵拦在城门，因其通行证盖的是军政部大印而非侍从室关防。这种派系倾轧在重庆防空洞里愈演愈烈，孔祥熙的山西帮、宋子文的江浙财阀、CC系的党棍们，为争夺美援物资的分配权，能在轰炸间隙召开六小时扯皮会。

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时，汤恩伯的三十万中央军坐视桂系部队被日军围歼，只因白崇禧半年前反对其侄女和孔家联姻。美国记者白修德在《时代》周刊写道："中国军队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兵，而是自己人的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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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改革风暴。1948年上海外滩海关大楼里，财政部长王云五推行金圆券改革时，山西代表在桌底数着阎锡山走私的银元，广西代表盘算如何用军用卡车运鸦片。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保险柜中，三成新钞早已被各派系"预支"，连杜月笙都感叹："这些党国精英，刮地皮比青帮还狠。"

当解放军渡过长江时，武汉白崇禧与广州李宗仁还在电报里争吵"代总统"头衔的合法性。1949年12月成都凤凰山机场，蒋介石登上专机前问胡宗南："为什么我们八百万军队打不过农民武装？"这位黄埔一期的西北王沉默良久："校长，我们其实从没真正统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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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主义与失落的枪杆。国民党内耗的病灶，在1935年杭州的党员考试中暴露无遗。两千余名江浙党员答卷显示，六成说不出"三民主义"具体内容，有人竟将"民生"解释为"民众生孩子"。蒋介石在日记里哀叹："吾党同志，见识不如贩夫走卒。"

这种信仰缺失造就了独特的政治生态：陈立夫的中统特务在沪杭线上查禁"危险思想"，自己却用党产炒黄金；胡宗南在西北号称"抗日铁壁"，实则把军饷投进兰州地产；孔祥熙的扬子公司用军舰走私尼龙袜，美其名曰"振兴民族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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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信仰的沦丧。从1894年檀香山的粤语誓师，到1949年成都的仓皇辞庙，国民党的四十年史恰似一面破碎的铜镜。当革命理想沦为同乡会馆的功德簿，当主义信仰败给码头帮规的利益分润，再精锐的德械师也守不住破碎的山河。如今审视这段历史，不仅为看清过往，更为警示今人：任何丧失初心、背离人民的政治集团，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尘埃。

来源：如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