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越来越多人通过屏幕了解世界，旅行的一手经验就越显得珍贵。无论旅游、经商，还是留学、移民，中国人在世界各地的经验前所未有的丰富，社交媒体上层出不穷的博主正在传播这种经验。但同时，突破自己日常接触的圈层，把异域见闻放在更纵深的历史脉络中理解的中文写作却很有限。对
当越来越多人通过屏幕了解世界，旅行的一手经验就越显得珍贵。无论旅游、经商，还是留学、移民，中国人在世界各地的经验前所未有的丰富，社交媒体上层出不穷的博主正在传播这种经验。但同时，突破自己日常接触的圈层，把异域见闻放在更纵深的历史脉络中理解的中文写作却很有限。对旅行作家刘子超来说，世界就像一幅拼图，他想以一个中文写作者的视角，将这幅地图拼贴完成。他试图把旅行中遇到的人和故事放入大历史中，他觉得个体的任何选择背后都有时代的影响。他认为旅行的意义在于亲眼亲身去体验真实的世界，而不是被算法塑造的世界。
他希望带着读者去遇见那些真实活在当地的人。“如果仅仅是传达历史知识，完全可以看历史书，它们更专业，写得更全面。但是在这些书里你是看不到这些活生生的人，特别是活在当下的这些人。我想通过他们的视野或他们的故事，或者说我跟他们之间的交集来作为这个地方的一个个小小的切片，然后把这些切片综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能得出对这个地区的大致的图景。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当地的历史和政治，但对我来说他们的重要性是低于那些人的，就像话剧，你需要给话剧搭一个布景，目的是突出在舞台上的人。”
他习惯于为每次旅行构建一个“坐标系”，纵轴是这个地方的地理，横轴是它的历史和文化。把自己的经历与见闻放在坐标系里，就是带着自己的主体性进入陌生的环境。当旅行见闻和自我的主体性发生碰撞的时候，“保持自我内核的稳定性”也是他在无限拓宽的坐标系上再走一步的动力。
他说：“我并非学者，而是希望怀揣一颗作家的敏感之心，以探寻的视角，带领读者一起深入陌生之境。如果说，一路上的城市和乡村是点，我的行走是线，那么我在旅途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就是写作的主轴。每一次陌生的相遇都是一次邂逅，像交错而过的流星，划出火花。我想要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火花，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故事，既属于他自身，同时也是那片土地的切片。”
重返巴尔干：何以为“家”？
2016年，刘子超离开媒体，开始全职写作，先后出版过四本旅行文学：《午夜降临前抵达》（关于中欧）、《沿着季风的方向》（关于印度和东南亚）、《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最新一本《血与蜜之地》获得2024年度暨首届“当代青年创作者：蹊径奖”（2025年4月30日在北京颁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表示非常喜欢“蹊径”这个名字，“它恰如其分地照亮了某种写作伦理——蹊径不是对荒芜的标榜，而是对探索精神的礼赞。”
刘子超在2024年度“当代青年创作者：蹊径奖”颁奖典礼上发言。
旅行写作近十年，刘子超找到了自己想追求的目标：书写人类的命运如何在漫长的时间、记忆和地理的褶皱中发挥作用。相比那些关注度更高的国家，他对边缘地带更感兴趣，“因为处在夹缝中，它们总是被夹缝之外更大的东西所影响，很多时候这些地区的状态是游移的、是身不由己的、是徘徊的。在这种状态里，它可能又在固守着自己一些最珍贵的东西，这反而是最能打动我的。”
《血与蜜之地》可以算是他第一本书《午夜降临前抵达》的续篇。《午夜降临前抵达》讲的是在欧洲腹地旅行的见闻：从柏林出发，漫游欧洲大陆，到达意大利的边境城市、巴尔干半岛的门户——的里雅斯特。《血与蜜之地》则是十年后从的里雅斯特启程，穿越巴尔干半岛，最终抵达半岛最南端的城市——雅典。
重走巴尔干半岛，对刘子超来说既是偶然也是必然。2022年11月，受疫情影响，国际旅行还没有完全恢复常态，刘子超先飞往巴黎，但是行李还没有托运到。他还没有想好接下来去哪，冬天的欧洲很冷，他决定先往温暖的南方走，于是去了西班牙。为了取迟到的行李，他又得向北去荷兰，就这样，路过比利时的时候，他恰巧经过了一片墓地，里面安葬着一战时期的士兵。这让他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事件斐迪南大公遇刺就发生在萨拉热窝，那是他第一次想到巴尔干。不久后，在维也纳的军事历史博物馆，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展览再次让他深受触动，他联想到了比利时的那一片墓地，一个关于巴尔干半岛的旅行写作计划有了眉目。对他来说，巴尔干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像一个形容词，充满伤痛、挣扎、求索和希冀的复杂含义。
刘子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出版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沿着季风的方向》《失落的卫星》，另译有《惊异之城》《流动的盛宴》《漫长的告别》《夏日走过山间》等。2019年，中亚纪实长文获评“全球真实故事奖”特别关注作品；2021年，被评为“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
巴尔干半岛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一次次惨烈的战争、各种意识形态交锋留下的影响至今仍清晰可辨。世界三大宗教、十几个民族的文化在这里混杂融合。在刘子超看来，巴尔干的故事是关于“民族和国家、暴力和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以及危机、崩溃、分裂和最终走向重生的故事”。他认为这里处于“暂时的平静”，但是又酝酿着新的冲突，正是审视这片土地的好时机，能从容地在不同国家间游走。
同时，全球化叙事的衰弱、移民潮与难民潮、人工智能带来的不确定性，让民族主义抬头。“十年前我写第一本书《午夜降临前抵达》的时候，大家普遍对全球化抱有乐观情绪，但近十年的历史表明，这种叙事哪怕在提出者看来也变得越来越没有市场。”在这个背景下穿越巴尔干半岛的观察也更有现实意义。这里有太多离散中的、漂泊的人们，他们在新的民族主义浪潮下面临身份认同和自我意识的问题，同时他们每个人的背景也折射出整个巴尔干地区所曾经经历的乱离、冲突与重生。
或许只有身处巴尔干这样历史重叠纠葛的地区，才能更直观地看到个体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他试图探究，这些地方的人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他们的生活又是如何被其影响的。“民族主义最初是为了团结人民而产生，然而一旦过量，就会导致冲突和悲剧，政客试图用它来达到自身目的。这种量的微妙性难以言说，一旦被调动起来就无法掌控。”刘子超说道。这本书的暗线是从民族主义延展到普通人身上，“就是‘家’的概念——你的家园在哪？你的身份定位和归属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民族主义的母题。”
相较于之前的经历，这次巴尔干之旅的困难在于受疫情影响：机票昂贵，流程复杂，签证只有半年，什么时候能回国，回国后要面临哪些情况......一切都是未知。他用拍摄时一镜到底比喻这次旅程，“一旦开始拍摄，中间就不能打断，不再重新拍摄。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收集素材和信息。”
“旅行写作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些事不是之前就能都想清楚的，虽然我决定把的里雅斯特作为第一站，但是具体会发生什么我是不知道的。”《血与蜜之地》写到过边境线上的一个葡萄园，边境线正好穿过葡萄园，将其一分为二，在南斯拉夫时代一半归南斯拉夫，一半归属意大利。那是刘子超看地图的时候，偶然发现的。
他感觉这个正好跨越两国边界的葡萄园里可能有故事。果然，当他遇到葡萄园的主人，对方开玩笑说，当年得有护照才能从自己家的一边到另一边。他的房子和葡萄园被整个大历史切割了，到了欧盟时代以后，他才把原来属于南斯拉夫的那片收回来。“这些故事都不是事先想好的或者设计好的，在这个过程中得不断地寻找线索，然后循着这些蛛丝马迹去发现更多的东西。”这让他感到兴奋和自由。他认为旅行写作跟爵士乐有点像，很多时候是即兴的。就像爵士乐手在演奏时要根据现场的节奏和氛围即兴发挥一样。“在旅行中，很难确定说你在这儿会碰到什么人，找到什么故事。大部分情况就是你看到这个人，要尽量在有限的交流过程中，通过观察对方，对他形成判断，首先是他愿不愿意交流，其次他的故事是不是打动你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再根据这些信息问你感兴趣的东西，慢慢把他的故事拼出来。”
《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
作者:刘子超
版本: 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
2024年10月
旅行写作：“游牧者”与“天使的陈酿”
旅行者的特权就是既能置身其中，又可以超脱其外，没人认识他，谁也不关注他，他可以尝试日常生活中没体验过的各种事情。“我喜欢旅行带来的那种自由感和探索感，它带来的快乐是别的东西很难去代替的。” 旅行让他从单一的、有限的人生经历中跳脱出来，不用担心写作因为经验枯竭而中断，在更大的世界里，鲜活的素材俯拾皆是，“而且又很少有中国作家去写这些地方。我觉得它能让我一直保持写作的可能性，一直有的写。”
相对其他体裁，旅行写作本身也让他感觉更自由。他觉得作者的身份会限制小说的设定和发展，“表面上你什么都能写，但实际上并不是。比如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我就很难写一个主人公是俄罗斯人的小说。我是可以写，但是写出来以后大家都会觉得奇怪。”而旅行写作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可以运用小说的技法，能穿插大段的历史背景，对自然环境的描写、对人的观察、人和人之间对话……只要能跟旅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旅行写作其实就是你作为一个个体切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像一把刀子一样切入那个世界，然后留下一个切片。这也恰恰是这种写作有意思的地方。所以我并不排斥哪怕是有人会觉得是偏见的东西。”
在旅途中，刘子超不会开始正式写作，他总是随身带着小本子，记录细节或者关键词。遇到什么人、对方讲的故事是不容易忘记的，但相关的细节比如某个人的衣着配饰、说话的神态、周围的景物等，容易想不起来，而这些影响了写作的质感。这些关键词就像他留在海面上的一些浮标，可以根据它们来寻找记忆中那片海域的信息。对旅行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因为当时距离太近了，缺乏关照能力，反而很难下笔，回来之后经过至少半年的思考，再用文字表达出来就会不一样。他认为写作应该是关照式的，而不是原封不动记录当时的经历。
在许多采访中，刘子超都用过一个比喻：“天使的陈酿”，就是那些在记忆中被筛选沉淀下来的故事。写作和酿酒一样，都需要一个过程。记忆里的素材，就像新鲜的威士忌酒被存放在橡木桶中，满满当当。经过一段时间，有些东西蒸发了，酿酒师会说是“被天使偷喝了”，留下的则是精粹，代表着你对这个故事最强烈的感受和理解。
奥赫里德湖畔（刘子超摄）
采访中出现的另一个高频词是“游牧者”，刘子超认为自己是当代的游牧者。保持轻盈和移动，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用自己的方式旅行，日复一日地写作。经过断舍离后，不重要的东西就放下，只带上最重要的东西，做有目的的探索。原先不知如何面对的问题，渐渐有了答案，变得清晰。
旅行经历也在反哺他的日常生活。因为每一次踏上陌生的土地、每一次目睹人生百态，都让他内心变得更加豁达与包容。身处异国他乡，那些曾经斤斤计较、无比在意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中都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刘子超曾在波黑的莫斯塔尔找过一个当地向导，叫达米尔。他请达米尔开车带他去莫斯塔尔西南的克族聚居地转转。达米尔跟他聊起对未来的一些打算，也许日后可以做点小生意，带像他这样的外国游客做一些一日游项目。但达米尔也担忧大多数游客来莫斯塔尔都是为了看老城和老桥——而这些都是波什尼亚克人的地盘，自己不可能插足进去。刘子超鼓励他说：“起步阶段肯定有难度，但如果坚持下去，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也许下次我们再见，你已经是大企业家了！”达米尔对此言的反应一直令刘子超难忘：
“他转过头，静静地审视我，就像侦探在检查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他说：‘你看，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你从中国来，一开口就是如何成就一番大事业。你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长大，你的成长经验告诉你，只要持之以恒，就能取得成功。但我在巴尔干长大，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城市，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我对未来从来没有那么多乐观的幻想。对我来说，每月多赚几百块钱，就已经很满足了。’”
刘子超清晰地意识到所谓“竞争”甚至是“内卷”，在某些地方竟然被视为一种奢侈。他说：“人的生存经验如同历史长河中的卵石，从此刻向未来延伸，勾勒出世界演化的脉络。通过旅行和写作，我拾起这些石子，让它们渐渐叠加，构建出属于我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也许比现实更为深邃与稳固。或许，这就是旅行与写作的价值所在，也是我始终投入其中的原因。”
杜布罗夫尼克的跳水者（刘子超摄）
以下是与刘子超的对话:
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如何被激发？
新京报：你开始这次巴尔干半岛的旅程是2022年，当时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还比较严重。你觉得疫情对你和当地人的互动影响大吗？
刘子超：我觉得没有那么大影响，因为我们当时处在那种被拘束的环境里，放大了它的影响。但其实从更大的层面看，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太多次瘟疫，比这个严重的多的是。只是当时身处其中的那种不确定性确实让人焦虑。
2022年我先去法国，到了戴高乐机场一落地，走出廊桥瞬间感觉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像一个平行宇宙。因为上飞机前周围还都是全副武装的人，而这里几乎没有人戴口罩。一开始会觉得很紧张，看见人下意识想躲开。但是在进巴黎城的火车上人挤人，什么种族、肤色都有，有人咳嗽，有人说话，各种味道混在一起，那时候就觉得怎么防护都没有意义了，我索性把口罩也摘了，突破了某种心理障碍。人还是容易被环境影响。
新京报：在近几年的舆论中经常能看到人们对全球化的乐观情绪在衰退，民族主义叙事重新流行，你在旅行中能感觉到类似的情况吗？尤其是普通人之间更赤裸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情绪？
刘子超：也不能说我每时每刻都感受到这种东西，因为毕竟旅行中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日常生活里，但有过这种时刻。在英国有一次就有人对着我叫骂：“回到你的国家去！”我觉得民族主义在特定群体里一直是有市场的。在国外的观察也是，去到一些相对更当地或者说阶级更下沉的地方，能感到整个空间的装饰、人的感觉，都在那种氛围里。特别是当美国或者说西方放弃了过去推崇的全球化、自由主义，放弃了那些政治正确的论述，就更激起了一波民族主义。
每一个人与世界相遇形成的切片都是独特的
新京报：你在几本书里都提到过旅行时遇到的一些比较凶险的时刻，比如威胁生命的交通事故，在山上徒步走到人迹罕至的地方，等等。现在你会有意识地规避风险吗？比如变得更惜命？
刘子超：我觉得好像恰恰相反，这些年反而看得更开了一点。比如我接下来可能要写关于中东的书，涉及的国家都是全球恐怖主义排名靠前的。如果担心人身安全的话，那就不用去了。当然，分辨危险是必须的。过去的旅行也会积累一些经验，去之前会在背包里装一本中文版的《古兰经》，必要的时刻可以拿出来当护身符，用阿拉伯语背一两句。我看过一个电影《孟买酒店》，讲2008年孟买恐袭事件的，里面有一个人就是因为会背一句经文，在恐怖分子的处决中幸免于难。
我去年去伊拉克，在库尔德斯坦，一个前几年跟ISIS交火最激烈的地方，当地的男性战死太多，打仗不够用了，后来就有专门的女性军团。而且在街上能看到很多叫“烈士茶馆”的地方，进去以后整个空间，包括每一面墙上，全都是死难者的遗像，从地板到天花板都糊满了。一般这样的场景可能让人感觉气氛有点压抑、沉重，但是一进去会发现早餐的时候坐满了人，大家就在那样的环境里有说有笑地吃东西、喝茶。他们看到我是个外国人，就招呼我过去一块儿吃，他们也不会说英语。我拿出相机拍照，他们也不介意。每次遇到这种很有生命力的场景都很触动我。
贝尔格莱德，北约轰炸后的国防部旧址。（刘子超摄）
新京报：现在很多人都活在社交媒体的二手信息里，不管关于远方还是周围好像很常见的群体，都是间接地了解。旅行是很宝贵的一手经验。你之前在很多采访里都提到过，旅行中不会刻意寻找采访对象，偶遇的情况更多。比如你更容易接触到的是那些愿意和外国人交流的、会英语的当地人，这一定程度也反映了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也许关于这个地方更多的真相就像深海的暗礁，难以触及，但短时间内能遇到的只是海面的浮木。这样得到的故事会不会有某种偏差？
刘子超：我觉得是这样，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把一个地方写透。我们只能从自己的经验，或者某一个角度切入。每本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每个作家切入角度的区别。一刀切下去，出来的那个切片，触及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每个作者的趣味不一样，写作是很个人化的。我的书当然也是这样，偶然相遇形成切片，我再去描摹这个切片的层次、纹理、脉络，它也是这个地方的一部分，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就算写我们自己的国家，一本书也不可能把方方面面都囊括了。所以大家都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取得一个切片。而且我不想变成一个记者式的作家，或者说我一直有意识地在做一些和过去记者职业训练相反的操作。做记者的时候，去一个地方之前，我会把采访对象都提前约好。但设定性太强的采访让我感觉不到乐趣。采访对象能说的基本也就是那些定型的东西，短时间内很难挖掘到更深的，所以我现在不想再那样工作了。我在旅行中有意不去联系任何名人、学者，也有意识避开了一些当地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我大部分时候是随机的、即兴的，这种状态下遇到的人，我们发生了一些互动，然后在写作的时候忠实于这种当下的感受和反应就可以了。
至于我接触到的这些人，他们能在多大程度、哪些层面上解释这个地方，我不奢求。因为我不会苛求自己能把这个地方所有的可能性、观点、碰撞都囊括，那也不可能。忠实于自己当时的经验，也是有意义的。带有我自己的趣味的独特的切片，也是真实的一部分。一手经验宝贵的地方就在于独特。调研，包括这种学术性的资料汇集，可能每个人都能做，但是对某个场景、某个人的反馈和感受，即时性的那一下，是不可重复的。
给青年写作者的建议，就是不要听太多建议
新京报：你在旅行中遇到的这些人，有没有后续还保持联系的？你会好奇他们之后的人生吗？
刘子超：有一些还有联系，我特别感兴趣的，比如《失落的卫星》里写到的“咸海王”（在乌兹别克斯坦荒凉如月球的咸海边，一位中国山东商人为了采集卤虫卵，独自在咸海边驻扎七年）。他现在已经离开咸海，不在乌兹别克了，去到哈萨克的中部的另外一个湖巡场。他有抖音账号，就叫“咸海王”。还有其他人也有联系，因为我觉得也许再过30年，我会重新去这些地方，可以写他们的一生。这可能会让文本的延展性更长。
新京报：你通常会在一个城市待多久？
刘子超：待到感觉觉得差不多就走，没有必须的时间。中国都是体量巨大的城市，所以出国经常去哪都会觉得小。很多小国家的首都可能还没我们一个县城大。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地方呆几天，也没有遇到特别有意思的人，但也不影响最后写作。其实一个人有没有意思，也看你怎么挖掘他的经历。不是非要特别戏剧性的才算有意思。
新京报：你对青年的写作者有哪些建议？
刘子超：不要听任何建议，自己去写。我觉得我更年轻的时候也不太喜欢听别人的建议。人生也是旅程，这是你自己的旅行，听取别人的建议没有意义，最好自己独立去探索。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