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戊戌变法的传统叙事（主要是康有为、梁启超视角）中，荣禄被塑造成“后党、守旧势力”的典型代表。这一形象最鲜明的佐证，当属袁世凯那句广为流传的“杀荣禄如杀一狗耳”（源自康有为《我史》，真实性存疑）。
在戊戌变法的传统叙事（主要是康有为、梁启超视角）中，荣禄被塑造成“后党、守旧势力”的典型代表。这一形象最鲜明的佐证，当属袁世凯那句广为流传的“杀荣禄如杀一狗耳”（源自康有为《我史》，真实性存疑）。
据传，袁世凯先假意应允康、梁“围园杀后”之谋，却在转身后“阴险”地向荣禄告密，最终导致“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
这个故事使袁世凯留下“背信小人”的历史恶名，而荣禄则被定格为慈禧太后最忠实的“爪牙”。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
1、袁世凯并未当场允诺谭嗣同关于“围园杀后”的提议，但也并未立即告密，他是在政变正式爆发之后才选择向荣禄和盘托出；
2、政变后，帝后关系濒临决裂，荣禄火速入京稳定政局，他竭力弥合两宫裂痕，并成为阻止慈禧废黜光绪的关键人物；
3、当朝中“极端守旧派”欲借政变之机清洗政敌时，荣禄力谏慈禧缩小诛连范围，最终保全了大批趋新官员......
历史现场中的荣禄，既非食古不化的“守旧派”，亦非见风使舵的“投机者”，他更像一位在即将倾覆的巨轮上竭力修补漏洞的老练船长，他以维系清廷统治为最高准则，明知难挽狂澜既倒，却仍执着地试图延缓其沉没的时间。
一、“满门忠烈”的瓜尔佳氏
荣禄出身满洲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瓜尔佳氏，祖父塔斯哈官至喀什噶尔帮办大臣，最终战死于平定张格尔之乱的新疆战场；父亲长寿曾任甘肃凉州镇总兵，咸丰元年入京陛见后，奉旨急赴广西镇压太平军。
然而，就在次年的二月，长寿与其兄长瑞在围攻永安洲城时遭遇暴雨，因山险路滑又遭太平军伏击，双双殉国。
兄弟二人的惨烈捐躯让咸丰皇帝的内心深受触动，特降恩旨：“...今该镇兄弟复能为国捐躯，实属忠贞世笃，著俟军务告竣，即于殉节地方建立专祠，同时阵亡各员一并附祀，以慰忠魂...”
除建立专祠之外，咸丰帝还令福建布政使拨银抚恤，并派员护送遗属返京。与年仅十六岁的荣禄一起返京的，除了他的祖母外，还有继母颜扎氏（副都统佛逊之女），而他的亲生母亲乌札氏早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已病逝。
“忠烈之后”成为荣禄的亮眼光环，却也让他过早体味了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随军漂泊的动荡岁月与痛失至亲的孤苦境遇，让小小年纪的他有着超越年龄的清醒与稳重，这也成为他日后在官海中游刃有余的性格底色。
二、制衡汉人督抚的重要棋子
返京之后，荣禄立即开启了他的仕途生涯。1852年，他从六品的工部主事干起，到1878年，年仅四十出头的荣禄已身兼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及步军统领三大要职。
飞速晋升的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父辈“忠烈之后”的政治遗产、精心构建的姻亲网络（先后与副都统熙拉布、武英殿大学士灵桂联姻）、多位朝中重臣（文祥、李鸿藻、醇亲王奕譞等人）的鼎力提携。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远超其他八旗子弟的军事才能。
1860年，荣禄经文祥举荐入职神机营，并采用西法编练“威远马队”，同治四年（1865年），他亲自率队于喜峰口俘获三千马匪、同治七年（1868年）他在七个月之内迅速平定了流窜至直隶的西捻军之乱。
赫赫战功再加上醇亲王奕譞的举荐，使得荣禄一跃成为神机营的管理大臣，“威远马队”更成为其日后政坛晋升重要的“政治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湘军（曾国藩）、淮军（李鸿章）等汉人军事集团崛起、八旗军力衰微的背景下，荣禄卓越的军事才干恰好填补了自僧格林沁死后满洲军事贵族的权力空白——尤其是在甲午战后，慈禧太后亟需重建中央军事权威的关键时刻，荣禄成为清廷用来制衡汉族督抚的重要棋子。
三、军事现代化与武科改革
作为文祥一手提拔的满洲将领，荣禄的军事改革思想也延续了奕訢、文祥在“洋务运动”中的现代化主张。无论是早期神机营的西法操练，还是甲午后支持袁世凯编练新军，都证实了荣禄是满洲贵族中“开眼看世界”的典型代表。
也正因如此，当胶州湾事件发生后，肩负国防重任的荣禄立即提出了一整套军事改革设想，他认为，要自强，必须自己多练兵，建议扩大新军练兵规模（以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等军为主体，组建新式陆军），并提出向德国学习练兵制度的想法。除此之外，他还请求改革武举，以近代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
荣禄的提议获得了光绪帝的认可，戊戌年二月，清廷发布上谕称“...著照该大臣等所议...自下届为始，一律改试枪炮。其默写《武经》一场，著即行裁去...”
尽管该方案因戊戌政变的爆发并未能彻底实施，但它不仅属于光绪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后来“清末新政”中的军事改革提供了指引。
四、举荐改革人才与天津阅兵
戊戌年四月，清廷进行了一系列人事变动，帝师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王文韶入京接替其职，王原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则由荣禄继任。
此番布局是慈禧深思熟虑之后的统筹安排，直隶总督不仅位列疆臣之首，更掌管京畿防务与北洋军权。
戊戌年五月，履新之后的荣禄向光绪呈递保荐人才折，系统阐述其改革人才观：“非得贯通中外匡时济变之才不足以宏干济，非得能耐盘错折冲谕侮之士不足以寄干城。”他既强调改革人才需要对中外时局的全局把握，更注重他们处理复杂政务的实战能力。
奏折中，他一次性举荐了包括鹿传霖（四川总督）、刘树堂（河南巡抚）、陈宝箴（湖南巡抚、湖南新政主导者）、张百熙（内阁学士）、瞿鸿禨（内阁学士）、袁世凯（直隶按察使）等在内的一大批兼具实干精神与战略眼光的官员。
事后证明，除陈宝箴因政变牵连去职外，其余诸人均在晚清政坛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举荐改革人才，荣禄还响应光绪帝号召，积极推行直隶新政（筹办新式学堂等）。当然，他最重视的事情，还是筹备天津阅兵。
天津阅兵也属于光绪新政的范畴。在光绪颁发“明定国是”，举国上下决议学习西方的背景下，两宫前往天津阅兵，不仅是对荣禄练兵的一次检阅，也是对新式军事改革的一种支持。
荣禄于七月初四上折汇报准备情形时说：“...原有大小房屋三百余间，恭备皇太后、皇上行宫尚为合用。奴才督率司道等详细筹议，饬传工匠勘估，应将行宫殿座装修酌改...奴才详加复勘，尚属周妥...”
接待两宫的行宫勘察等工作都由荣禄亲自筹备，足见他对此事的重视与用心程度。
五、风雨来临之前
综上，戊戌政变前的荣禄，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刚三个月，他的政治重心主要放在巩固军权与建立政绩上。对于光绪帝频繁颁布的变法举措，他虽然内心并不十分赞同，但至少在明面上，他始终保持着应有的尊重。
那么，政变前的荣禄对“康党”是何态度呢？
政变之前，荣禄与康有为有过两次会面，第一次会面时，荣禄提前离席；第二次会面时，荣禄在现场“架子十足”，面对康有为的侃侃而谈，他表现得“唯唯诺诺、不置可否”（据张元济日记记载）。
站在荣禄角度来看，他有这种态度不足为奇，毕竟他作为手握军政大权的顶级权贵，与刚上任不久的六品主事康有为相比，双方实力地位过于悬殊。再加上康有为之前还曾指使御史宋伯鲁上折“攻击”过礼部尚书许应骙（荣禄的密友），这可能让他对康更加没什么好感。
在荣禄看来，“康党”不过是一群政治幼稚、难成气候的“投机者”罢了。
某种意义上说，政变前慈禧对待变法的态度，跟荣禄是一样的。
戊戌年六月，张之洞侄子张权曾在家书中称：“...今上变法甚急，慈圣（慈禧太后）颇不以为然。每日谕旨，慈圣俱不看，但云：随他闹去。”
慈禧与荣禄同为历经过腥风血雨的老辣政治家，他们看“维新派”，就像老船长看刚上船的年轻水手一样——虽然默许水手在一定范围内尝试新航路，却始终将罗盘紧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旦发现船只即将触礁，便毫不手软的收回指挥权，在风暴来临前及时将航向拨回“正轨”。
六、戊戌政变
光绪帝急于求成的心态，促使他在百天之内频繁颁布了百余条新政措施，而其中很多措施都远超系统承受的能力，导致朝局在短时间内乱成一团。
于是，京城很多利益受损的官员迅速集结起来，形成了一股呼吁慈禧训政，终止变法的风潮。
戊戌年七月，光绪帝在罢黜礼部六堂官后，“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哭诉皇上之无道，复又相率往天津就谋于荣禄...”（据梁启超记载）。
荣禄此时觉得“时机到了”。他迅速联合身在京城的庆亲王奕劻，以御史杨崇伊作为联络人和执行者，由杨于八月初三上奏请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杨在奏折中主要强调两点：
1、斥责康有为“变更祖制，排除异己”；
2、警告伊藤博文“将专政柄”——后者直击慈禧最敏感的政治神经。
据茅海建教授考证，慈禧在收到杨崇伊奏折的当晚（八点半到九点之间）紧急决定从颐和园回宫。这也证明：无论光绪之前在体制内怎么“胡闹”都可以，可一旦牵涉外国势力干政，就必须现在、立刻、马上扼杀。
事情发展到这，对“久经沙场”的荣禄来说，其实并非一场复杂的政治事件，真正让此事“血腥升级”的，源于一场“围园杀后”的密谋。
七、“围园杀后”
“百日维新”后不久，翁同龢被罢黜、张荫桓被排挤，光绪帝因开懋勤殿等事受到慈禧的严厉斥责，28岁的年轻皇帝陷入“孤立无援”的无助境地，“慌不择路”的他选择给“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发了一封密诏，说“朕位且不保”，让杨锐等“诸同志”协商一个既能推进变法，又不违背慈禧意愿的办法。
此时，政治经验尚浅的光绪帝并未意识到，缺乏中枢重臣、地方督抚支持的变法此时已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凭他提拔的那几个小小的军机章京，很难扭转大局。
更危险的是，光绪心中的“诸同志”（戊戌六君子等人）其实并非“铁板一块”的小团体，相反，大家政见多有不合。杨锐背后是主张稳健变革的张之洞，他本人对康、梁的激进变法主张也非常不认可。所以杨锐在收到密诏之后，并没有告知谭嗣同、林旭等“康党”成员。
当光绪帝在八月二号召见另一位军机章京林旭时，林才得知这封密诏的存在，他立即从杨锐那里抄了一份，并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议处理办法。
协商之后，“康党”决定铤而走险：篡改“密诏”，以皇帝的名义，说服袁世凯一起“围园杀后”。
“策反”袁世凯的人，是湖北巡抚谭继洵家的公子——谭嗣同，他从一开始就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深信不疑，年轻又激进的他，在圆滑世故的袁世凯面前很快露出了“破绽”，但精明的袁世凯并未当场拆穿，也并没有立即知会荣禄（袁的直属上司），因为他并不确定皇帝牵扯进去了多少，他四处打探消息，静观事态走向。
八月初四，慈禧忽然从颐和园回宫，“康党”已无园可围，康有为迅速出逃。
袁世凯在八月初五返回天津后，将此事向荣禄和盘托出。两人筹谋良久：立即将“康党”绳之以法毋庸置疑，难的是如何将光绪帝从这件事情中解脱出来，尽快稳住政局。
八、调和两宫、稳定大局
八月初七，得知“围园杀后”密谋的慈禧震怒异常，她立即下令展开秘密逮捕。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等人相继被捕，光绪帝也遭到慈禧的严厉训斥。
八月初十，荣禄收到电旨“著即刻来京，有面询事件”，他于八月十一日正式返京，次日即蒙慈禧召见，十三日便擢升为军机大臣。就在同一天，慈禧下令将杨锐、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不审而诛。
很明显，这是慈禧与荣禄深入商议后的结果。
在此之前的八月初九，林旭就供出康有为篡改皇帝“密诏”、并胁迫袁世凯“围园杀后”的密谋，使得光绪帝并无“谋逆之心”、而是被“康党”所裹挟的事实得以澄清。
但是，此时如果继续追查，势必牵连出光绪亲笔写下的“密诏”——倘若“密诏”原件中有任何不利于慈禧或光绪的言辞，或审讯中有人不慎提及相关敏感内容，那两宫的关系将彻底破裂、无法弥合，朝局也将永无宁日。
因此，最好的选择就是无视“密诏”的存在，迅速处理相关人士，以“杀人灭口”的方式强行结案。晚清重臣陈夔龙对此极为肯定，曾发出过“过后思之，宁非至幸”的感叹。
有人推测，慈禧让荣禄提前执掌北洋是为政变预作准备。但实际上，对付手无寸铁的“康党”，仅凭步军统领崇礼便已足够，根本无需调动北洋军队。荣禄入京的关键作用，在于迅速稳定政局，并在两宫之间斡旋调和。
九月二十一，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写给工科给事中冯锡仁（刘安排在京城的耳目）的信中说：“现在两宫慈孝相孚，诚为宗社苍生之福，而其枢纽全在荣相，内则设法调停，外则勉力撑持。宁国即以保家。”
刘坤一对荣禄在缓和两宫关系上发挥的“枢纽”作用十分肯定。
甚至当时很多外国人也认为“荣禄是在使用他权利以内的一切力量来缓和慈禧太后对维新党的震怒。”（据《字林西报周报》消息）
九、减少牵连、安定人心
“围园”密谋爆发后，举荐康有为的张荫桓首先下狱，“保守派”大臣徐桐坚决要求处死张，并称“不杀荫桓，此举为无名。”在英、日公使干预，以及荣禄的求情下，张被革职发配新疆。
同样，在处置翁同龢、陈宝箴的过程中，荣禄也曾暗中默默回护，最终使得两人都得以从轻发落。
陈夔龙回忆说：“...康梁获罪，刚相（刚毅）时在枢府，首先奏言翁同龢曾经面保康有为，谓其才胜臣百倍，此而不严惩，何以服牵连获咎诸臣？...幸荣文忠（荣禄）造膝婉陈，谓康梁如此横决，恐非翁同龢所能逆料。同龢世受国恩，两朝师傅，乞援议贵之典，罪疑惟轻。上恻然，仅传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政变之后，不少在保国会期间与康、梁有来往的京官也都深恐受此牵连，为了安定人心，荣禄向慈禧建议朝廷不能禁止官员与应试举人（康是举人身份）来往，只需区分是否一党，现在“康党”都已经惩办，再拿其他人恐怕会滋扰连累。
于是清廷明发上谕，声称概不株连。后来，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康有为原籍查抄时，发现康与朝中多人秘密往来的信件，也被清廷下令全部烧毁，以示不予追究。
历史学家马忠文先生认为：在政变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荣禄在安定人心、平复事态等方面发挥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
十、结语：旧地图无法找到新大陆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回忆其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时说“那拉后（慈禧）所信任者为荣禄，荣禄素重先祖（陈宝箴），又闻曾保举先君...先祖之意欲通过荣禄，劝引那拉后亦赞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为那拉后所喜之张南皮入军机。”
由此可见，荣禄与张之洞一样，本质上都是“体制内的稳健改革者”。
相较于康、梁笔下脸谱化的“顽固守旧派”形象，真实的荣禄展现出更为复杂的政治形象——他并非反对戊戌变法本身，他反对的是康、梁这种激进的变法方式。
他在政变后曾明确提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最终，荣禄竭力保留了京师大学堂、招商局等具有战略价值的改革成果。
荣禄对戊戌遗产的“选择性继承”，也反映出传统官僚在体制框架内推动变革的典型路径——剥离改革中的政治风险，仅保留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工具。他剔除了威胁皇权的制度设计（如开懋勤殿、架空军机处的变法方案），系统性吸纳了军事、教育、经济等领域的强国之策。
只是，这种“中体西用”、“改良式变革”终究无法解决晚清面临的根本性制度危机。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