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策划丨系统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摘要：心理健康作为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石，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将心理健康纳入国家战略层面。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

【作者简介】陈祉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

心理健康作为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石，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将心理健康纳入国家战略层面。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民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隐忧。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人口老龄化加速、城乡区域发展差异显著、社会竞争压力加剧等多重因素交织，使得心理健康问题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特征。青少年抑郁风险攀升、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心理健康服务资源分布不均等现实挑战，折射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与人民群众迫切需求之间的差距。与此同时，国民心理健康素养不足、专业人才短缺、服务机制碎片化等问题，进一步制约了心理健康服务的普惠性和有效性。

一、当前我国国民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引发全社会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较为严重且被忽视。近年来，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引发广泛关注。据《心理健康蓝皮书》中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对我国29省（自治区、直辖市）3万余名小学高年级学生和初中生的调查显示，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由于心理健康问题呈现随年龄和年级升高而增多的规律，高中生的抑郁风险更为严重。2021年发表在英国《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杂志上的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16岁在校学生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2025年在《柳叶刀》子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综合分析了1990—2021年的研究数据，发现我国儿童青少年群体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较为严重且受到的重视不足。抑郁、焦虑及社会性孤独等问题不仅降低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更直接推高自杀风险。2019年我国70岁以上老年人自杀率为10万分之34.8，显著高于全球平均值（10万分之24.5）。其中，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约为城市老年人自杀率的两倍。随着老龄化加剧，更需要加强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防治。

心理健康问题地区及城乡差异显著。我国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教育资源丰富、医疗条件较好，其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优于其他地区。根据《心理健康蓝皮书》中的《2020年国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现状、趋势与服务需求》，以抑郁调查结果为例，东部地区成年人群的抑郁高风险检出率为13.4%，东北地区的检出率为12.4%，中部地区的检出率为20.6%，西部地区的检出率为20.1%。城市户籍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优于农村户籍人口，后者抑郁检出率为16.5%，显著高于前者。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呈现同样的地区差异，特别是农村欠发达地区问题更为突出。《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显示，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多发，抑郁风险、焦虑风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留守儿童存在更高的心理健康问题风险。

心理健康意识显著提升，但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不足。近年来，我国国民的心理健康意识显著提升。在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心理援助与危机干预逐渐成为各类灾害、事故后应对方案中的常见工作内容，主流媒体、自媒体的心理健康内容大幅度增加，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分享自己的患病经历，推动了社会对心理问题的关注和理解。医院、高校及社会机构的心理咨询门诊需求增加，甚至一号难求，反映出人们对心理问题的觉察和求助意愿增高。

但与此同时，我国国民心理健康素养仍然偏低。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是健康中国行动中“心理健康促进行动”的第一项结果指标。虽然我国大多数省份都开展了心理健康素养监测，但科普宣传不足，我国居民心理健康素养达标率仍然偏低。研究报告显示，抑郁症识别率在教师中不足30%，在青少年中仅为12.3%，公众心理健康知识存在大量盲区误区。

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激增，但求治阻碍仍然严重。随着全社会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激增，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也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近年来，国民心理健康服务便利性和满意度显著提高。以心理咨询服务为例，2020年到2022年，便利性从38%提升到58%，满意度从64%提升到80%。但服务使用中仍存在诸多问题。《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指出，51.2%的家长表示孩子曾经主动要求就诊，但41.8%的家长是在孩子主动求助3次及以上才会带孩子就医，求治延误普遍存在。这与服务便利性不足、心理健康素养偏低等因素相关。

全球心理健康服务普遍面临一个难题：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个体往往最贫穷、受教育程度最低，同时缺乏时间、金钱和认知去主动寻求心理健康服务。如何针对这类人群提高服务可及性和心理健康素养，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规划引导，主动开展社会心理服务。

二、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虽取得阶段性进展，但仍面临不均衡、不充分、不协同的挑战，制约了心理健康服务的普惠性和有效性。

政策体系保障不足制约服务深化。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已初步形成政策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颁布和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公共卫生体系等举措，标志着国家层面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但需看到，现有政策体系在系统性协同与执行效能上仍存在提升空间。现有法律规范滞后于实践需求，精神卫生法侧重精神障碍诊疗，对预防性服务、常态化危机干预等新兴领域的界定尚不清晰，导致基层服务创新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困扰。同时，在多部门协作机制的探索中，卫健、教育、民政等系统的协作和整合仍存在许多困难，需要政策体系的引领和保障。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下一阶段，需通过专项立法细化权责、建立动态监测评估机制，将政策优势转化为更深层次的服务效能。

链条断层制约服务网络效能。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数据贯通与服务协同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在数据贯通方面，重复监测与标准混乱导致资源内耗：不同系统的心理服务平台数据无法对接，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缺失。在服务协同方面，服务网络的纵向层级与横向部门间，因职能定位模糊与标准体系缺位，存在“各自为政”现象。“筛查—处置—跟踪”链条的断裂，制约服务效能，导致服务碎片化、应急化，甚至存在“重监测报表、轻实质干预”的倾向。

资源分布失衡制约服务可及性。我国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心理健康服务资源分布，均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历年《心理健康蓝皮书》调查均呈现两大地区差异：第一，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教育资源丰富、医疗条件较好，其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第二，城市地区显著优于农村地区。以儿童为例，农村儿童抑郁风险为城市儿童的1.5～2倍。以老年人为例，我国60—85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约为城市老年人自杀率的两倍。在全国范围内，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更迫切，但资源却更匮乏。往往这些地区的精神卫生与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基本的服务需求。当前存在“需求越迫切，资源越短缺”的现象—越是心理健康问题多发的地区，越是在专业服务资源上匮乏，这一服务与需求之间的错位亟须解决。

专业人才供给不足制约服务专业化。专业人才匮乏是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瓶颈。当前，我国心理健康专业人才队伍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合格从业者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培养体系滞后等问题交织，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服务需求。供需矛盾催生出“贵”“抢”“排”三大现象：市场化心理咨询价格高昂，公立机构服务“一号难求”，高校心理咨询平均排队周期长达数周，折射出人才短缺的现实困境。

人才供给既有总量不足，又有结构性缺乏。例如，《2020年中国精神卫生资源状况分析》显示，西部地区单位土地面积上精神科开放床位、医师和护士数量较中部相差4倍左右、较东部相差7～11倍。在细分领域，儿童精神科医生严重不足，老年心理服务、创伤干预等专长人才相对稀缺。另一方面，我国心理健康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滞后，长期面临“低门槛准入”与“高专业要求”的冲突。2017年取消原人社部心理咨询师资格认证后，新的人才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导致行业陷入“标准真空期”。

污名化、边缘化与形式化制约效能转化。社会心理服务应成为预防社会风险、促进全民福祉的关键防线，然而当前在实践中却遭遇污名化认知、边缘化定位与形式化执行的三重困境，严重削弱了心理健康工作的实际效能。首先，污名化仍是全球性顽疾。2022年《结束精神健康问题污名化和歧视重大报告》指出，污名化和歧视比疾病本身更可怕。污名化阻碍患者获得所需的支持，影响患者与亲友之间的关系，导致患者被社会排斥。其次，心理健康服务长期游离于社会治理主干体系。例如，中小学逐步普及配备心理教师，但专职心理教师边缘化、大量承担行政杂务的情况十分普遍。许多地区信访投诉系统缺乏心理疏导机制，使多次举报无果的个体负面情绪持续累积，最终诱发极端事件。最后，部分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存在形式化、表面化的问题。例如，“重硬件轻实效”—注重空间建设，对人员的组织、培训不专业不系统，缺乏开展实质服务的能力，甚至工作流于形式化、“数字化”（仅仅作为统计数字而存在）。

本土化实证研究薄弱制约创新支撑。西方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根植于个体主义与商业驱动的社会结构，加剧了心理健康问题的困境。我国绝不能简单移植西方路径，而需立足制度自信与文化根基，构建符合国情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然而，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科研工作滞后于需求和实践。一方面，国内研究多停留于西方理论引介或量表汉化，缺乏对社会文化、制度环境与群体特征的深度挖掘，导致政策制定缺乏科学支撑；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蕴藏的书画养心、太极正念等智慧宝库—这些与现代正念疗法、表达性艺术治疗高度契合的千年积淀，因缺乏实证转化研究而难以激活现代服务效能。双重困境折射出结构性短板：学术界的本土问题意识薄弱，一线工作者科研能力不足，导致理论与实践断层。破解困局亟须构建以中国问题为核心的跨学科研究体系，通过数据驱动挖掘国人特有的情绪调节策略（如成语、诗词中的心理应对智慧），系统转化传统文化疗愈资源，同时警惕对西方模式的路径依赖。唯有构建以中国问题为核心、以跨学科为方法、以数据为支撑的研究体系，才能使心理健康服务真正融入社会治理主脉，为“健康中国”筑牢科学根基。

三、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系统性建设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不仅关乎个体福祉，更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国民健康幸福的内在要求。面对新形势，亟须通过政策引领、资源整合、机制创新，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从“问题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型，从“局部试点”向“全域覆盖”深化。

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强化顶层制度设计。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体现，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大实践。唯有通过国家的全面引领和主动介入，积极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方能破解困境人群难以获得心理服务的困境，促进健康中国、平安中国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立足国家治理高度，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强化制度性框架设计。加快修订精神卫生法，推进心理健康与社会心理服务专项立法，构建法律政策体系；将“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纳入“十五五”规划核心目标，明确量化任务与部门权责。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纵向压实中央到基层的责任链条，横向整合多部门资源，建立多领域联动政策工具箱。同步制定行业标准与技术规范，推动服务模式与中国特色文化深度融合，通过顶层制度创新破解资源错位、职责模糊等结构性矛盾，为体系建设提供系统性支撑。

优化服务网络架构，推进多层次覆盖。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构建覆盖全域、贯通上下、精准适配的多层次服务网络，通过差异化布局实现服务资源的高效配置与人群需求的精准对接，形成“预防—干预—支持”全周期闭环。多层次服务网络的核心在于“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资源下沉与精准触达。通过基层阵地筑牢防线、数字技术突破壁垒、社会协同扩大覆盖，真正实现社会心理服务的普惠性与可持续性。在多层次服务网络中，较高层次可突出统筹的优势，便于资源整合与标准统一。例如，通过省级以上平台统筹规划，可避免基层重复建设，例如统一心理健康数据接口标准，实现跨区域服务信息互联互通。同时，高层次统筹可突破行政壁垒，例如协调卫健、教育、民政，联合建立“心理危机转介机制”，实现服务无缝衔接。更低层次则具有针对性服务的优势，更可做到需求精准响应，服务敏捷迭代。二者协同形成“宏观有框架、中观有枢纽、微观有触点”的立体网络，既确保国家政策的刚性落地，又保留基层创新的弹性空间，最终实现社会心理服务从“标准化供给”向“精准化响应”的范式升级。

健全社会支持体系，构建日常运作机制。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将主动开展的心理健康工作与各部门、各系统的主要工作结合起来，将心理健康专业技术融入日常工作。如，社区心理健康工作要和日常社区活动场所、内容结合并延伸，便利服务一老一小；学校心理健康工作要和学生学业适应结合起来，提升学生的学业适应能力；医疗系统的心理健康工作要和促进患者疗效结合起来；特别需要优先加强的是司法、信访部门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在工作全程中加入心理评估和疏导，防范心态失衡者出现极端行为。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专业融合实践。在国家规划引领下，培养有梯队、能合作、具有交叉能力的心理健康服务队伍。建议培育“高度专业+深度融合”并举的心理健康服务队伍。一方面，培育一支高度专业的人才队伍：建议由卫健系统牵头，联合有关部门，借鉴欧美模式，对拥有心理健康相关领域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在学历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一年以上的实践训练和督导实习。由高校和行业学会共同制定培养方案，按照专业技术人才的标准进行培训和管理。另一方面，大力开展“深度融合”的人才培育：鼓励各系统根据自身特点，开展本系统心理工作者的培训认证。培养能够适应教育、医疗、社区、机关、企业等具体应用场景的心理健康工作者，主动开展包括科普宣传、预防、干预、康复等全流程多角色的心理健康工作。这些工作者不应采取被动等待的方式，而应具备主动开展工作的能力，不应成为脱离系统游离在外的边缘化人员，而应成为深度嵌入系统中，为各系统主责主业发挥重要作用的支撑人员。

提高心理健康素养，首抓枢纽职业人群。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心理健康促进行动的背景下，加强全国各省市心理健康素养的监测与提升工作考核。将居民心理健康素养达标率与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引导全国加强领导干部、枢纽职业人群（教育工作者、媒体工作者、医疗卫生工作者、心理工作者等）与普通人群的心理健康素养提升工作。多部门联合开展抑郁症去污名化专项行动，宣传自杀可有效预防的科学观念，开展主题宣传周，引导媒体、平台、学校、精神卫生机构、心理学机构等创作发布以科学预防自杀及去污名化为主题的科普作品，组织评奖并促进优秀作品广泛传播。

注重科学方法研究，完善效果评估机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科学方法的支撑与效果评估的闭环管理。需构建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质量控制机制，确保服务精准有效。首先，建立标准化评估体系，明确服务效果的核心指标，如心理健康素养提升率、危机干预响应时效、服务覆盖率、服务对象满意度等，制定《社会心理服务效果评估指南》，统一量化工具与方法，形成多维评估框架。其次，强化数据赋能决策，建设心理健康数据平台，整合医疗、教育、社区等多源信息，运用人工智能分析区域风险热图与人群需求分层，实现服务资源的动态调配。通过追踪干预前后数据变化，验证服务模式的有效性。建立第三方独立评估制度，委托高校、智库等机构开展随机抽样调查与长期追踪研究。通过科学方法与效果评估的双轮驱动，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从“经验主导”转向“证据优先”，真正实现服务可衡量、可改进、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