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佛教，源于印度，大概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在古代中国，要问谁主沉浮，那唯有皇帝。所以，自从传入中国，佛教就与形形色色的皇帝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谓兴也皇帝，废也皇帝，反正，啥啥都是皇帝。
佛教，源于印度，大概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在古代中国，要问谁主沉浮，那唯有皇帝。所以，自从传入中国，佛教就与形形色色的皇帝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谓兴也皇帝，废也皇帝，反正，啥啥都是皇帝。
西汉时期，儒学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作为一个自印度的宗教，与儒学找不到契合点。在中国人看来，它就像巫蛊方术，非常边缘化。直到五胡乱华，许多非中华文化背景出身的人登上皇位，佛教在中华才迎来了发展的重要契机。
后赵皇帝石虎，极力壮大僧众队伍
胡人，主要都来自游牧地区，自身都信仰着一些理性之外的神灵，与儒学也是格格不入。他们本来的信仰，在汉地百姓看来，都是无稽之谈，很难接受。所以，一般情况下，在他们入主中原，当了皇上后，就会采取汉化政策，接受儒家思想，但也有特殊的，想要保持民族特色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的第二位皇帝石虎，就是这样一位极力要保持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皇帝。
石虎，来自一个早已消失的民族——羯族，原为匈奴别部。许多学者认为，羯族本为中亚人种。故而，石虎一族在长相上，跟汉人差异较大。后赵政权是石虎的叔叔石勒建立的，石虎是篡位上台的。
石虎文化水平不高，不喜欢汉文化，而他排斥汉化的工具，就是借用外来的和尚——佛图澄，推广佛教。佛图澄，据说是个西域人，估计也长得高鼻梁、深眼窝，让石虎有亲切感。其实，佛图澄先取得了石虎的叔叔石勒的信任，后又赢得了石虎的重用。石勒也喜欢佛教，但还努力接受汉文化；石虎则是大力发展佛教，极力遏制汉文化。
佛图澄对付石虎这种没文化的，很有两把刷子，少讲道理，多显神通，不但会未卜先知、念咒，还能经常把自己的肠子拿出清洗，还会大变活人之类的戏法。石虎封佛图澄为国师，推崇佛教为国教。
据说，佛图澄劝诫石虎，不要杀戮。我觉得，即使真有其事，也是走过程。在历史上，要论滥杀无辜的君主，石虎能名列前茅。他杀人如麻，还时不时地吃顿人肉，对自己的儿子也施以极刑，手段之残忍，亘古未有。
石虎借佛教排斥汉文化，佛图澄借石虎发展佛教。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曾经，剃度出家是外国人的事。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因为本地没和尚。直到三国时期，魏政权统治下，才诞生了汉人出家第一人朱士行。但之后，一般百姓还是不被允许出家的，直到石虎做了皇帝，才放开了这个口子。
那石虎为啥允许一般百姓出家呢？因为，出家就不成家生子了，汉人就会越来越少。那百姓为啥愿意舍弃头发，抛家舍业地做和尚呢？因为，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和尚不但不用当兵打仗，不事生产、不用纳税，还能按时有钱拿。这等于说，剃头，就进体制内，任何门槛都没有。咱们用脚想，都能想象得出这对挣扎在温饱线的黎民百姓多有吸引力。
这种畸形的发展方式，在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在后赵统治期间，佛寺遍地开花，僧众大批量产生。自石虎之后，佛教在北地开始迅猛发展。
后秦皇帝姚兴，让佛教成了一门学问
西域，是东西方交流的桥头堡，也是佛教思想与中华文化交流的窗口。在4世纪中叶，西域的龟兹国诞生了一位高僧，名叫鸠摩罗什。他身世传奇、声名远播。
他的父亲来自当时的天竺，也就是佛教的发源地，母亲是龟兹国公主。据说，他不到一岁就会说话，三岁识字、五岁就博览群书，七岁就随母出家，十二三岁就成为西域有名的童僧。当时，在汉地，鸠摩罗什代表了更正宗的佛教。
曾经，有很多皇帝都想得到鸠摩罗什。比如前秦皇帝苻坚，但因早死一步，没得到。最后，鸠摩罗什落到了后秦皇帝姚兴手里。
姚兴，虽出身羌族，但却热爱汉文化，精通儒学。他是文化人，对佛教的热爱，不止于广建寺庙、发展僧众，更在于对佛学理论的贡献。他拿出大量的资金，组建庞大的队伍，支持鸠摩罗什翻译佛经。《金刚经》、《心经》、《妙法莲华经》……许多佛教重要典籍，都是在姚兴的支持下，由鸠摩罗什主导翻译出来的。
在此之前，翻译的佛经，往往因为翻译者本身文化背景的局限，不但意义有偏差，还晦涩难懂。鸠摩罗什既懂梵文、又懂汉语，既通佛教典籍，也通儒家经典，具有两种文化背景。经他翻译的佛经不但意思精准，且文辞优美。但他再擅长翻译，没有姚兴的支持，也无法让佛教智慧的种子在中华文化的土壤里落地开花。
姚兴不但支持佛经翻译，还出版了自己的佛学著作《通三世论》。所以，他被很多人认为不但是个佛教徒，还是个佛学家。那姚兴对佛教的推广，真的是出于热爱吗？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自东汉，门阀就是能左右政局的一股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流水的皇帝，铁打的门阀，而这些门阀往往以儒家经学为旗帜。要想把皇位坐安稳，对门阀，姚兴既要安抚，也要不断打击。但作为一个外族，他学问再好，也难以获得门阀大佬的认可。于是，他就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化赛道，就是佛教。
所以，佛教就是姚兴手里的统治工具，无所谓信仰不信仰。如果真的信仰，他不会硬塞给鸠摩罗什10位美女。名义上是要留下大师智慧的种子，实际上是对一代高僧的折辱。
不过，姚兴以佛教打击儒学的行为，客观上把佛教提高到了文化的高度。佛教在上流社会风靡一时；后秦的都城长安，也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另外，姚兴开凿了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
梁武帝，让和尚开始吃素
佛教在北方的传播，是请来了外来的和尚，取来了真经；而在南方，佛教则与老庄思想衍生出的玄学密切结合，生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而相应地，南方的和尚们，也都必须要有文化，才能打入上流社交圈。反正，当时，在南方，不是名士的学者，就不是个好和尚，比如东晋时期的支道林。
中国的佛教发展，爆发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究其原因，一般认为，当是时，时局动荡，人民困苦，遂寄希望于虚妄。但实际上，佛教作为思想文化的一种，属于形而上领域，不是劳苦大众能够触及的，而能够普及开来，主要源于上层人士的引领。
在北方，外族皇帝们崇尚佛教，多半是为了打击汉文化。那在南方，汉人皇帝又为啥崇尚佛教呢？在门阀把持政权、阶层固化的形势下，佛教不寻求社会变革、只追求人世解脱的思想，非常有利于社会稳定。皇帝们都看中了这一点，大肆发展佛教，教化所有人都刀刃向内、从自身找原因，不要抱负社会。从东晋到南朝，推崇佛教的皇帝很多，但做到极致的当属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是南梁的开国皇帝，博学多才，几乎是历代皇帝之最，出过许多本学术著作，可谓著作等身；军事上也是一把好手，凭实力取得的皇位。但他的文治武功，都被信仰佛教的典型事迹掩盖了。
在信仰佛教上，除了建寺、发展僧众、搞佛学著作，梁武帝还独出心裁，搞出了新花样——舍身出家。他曾先后三次舍身同泰寺，都是被大臣们斥巨资赎出来的。
虽有外号“菩萨皇帝”，但梁武帝对佛法也不是单纯地痴迷。他信佛，是有用意的。在执政后期，他对皇族的纵容，以及对贵族门阀的宽容，使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面对这样复杂的局势，梁武帝不思解决之道，只寄希望于搞好思想工作：宣传佛道思想，教育民众点背不能怨社会，不求今生求来世，寻求自我解脱才是正道。
但靠思想宣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矛盾只会愈演愈烈。在政治腐败加剧、贫富悬殊加大的形势下，侯景之乱爆发。最终，梁武帝被活活饿死在台城，儿子们也都争权夺利、自相残杀。
佛祖没能拯救梁武帝，但梁武帝却给中华的佛门子弟留下了一条影响深远的规定：佛门子弟不得吃肉。
其实，佛教原本教义里，并未禁止僧尼吃肉，只是有所限制，就是要吃所谓的”三净肉“，即不为杀——不是为了你杀的；不闻杀——你没有听见或看见；不所杀——不是你杀的。但梁武帝根据儒家道德标准，即在守孝、祭祀时为寄托哀思、表示敬畏，必要斋戒的要求，要求佛门僧侣不吃肉、不饮酒、不食荤腥。为此，他曾撰写《断酒肉文》，并举行法会，要求全国僧侣过素食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藏传佛教僧侣或外国和尚吃肉，不要觉得不可思议。汉传佛教僧侣禁食肉类，是因梁武帝开始的。
隋炀帝，为中国佛教开宗立派立下汗马功劳
经过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蓬勃发展，佛教彻底在中国扎下了根，到隋唐时，真正兴盛起来。
据说，隋文帝杨坚与佛教有不解之缘。在他出生时，天降异象，而尼姑智仙预言：此子非凡人，不可养于俗人之家。于是，这位神神叨叨的尼姑送给杨坚一个名字，叫那罗延。名字的意思好像是“金刚不坏”，听起来离成佛都不远了。有佛缘的杨坚，做了皇帝后，也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不过，这段出生就结下的佛缘，很可能是编造的，只是为了让篡位上台的杨坚有个天命不凡的遮羞布。
隋炀帝杨广，倒没编出“佛缘”一类的传说，但他能给自己创造“佛缘”。隋朝，脱胎于北周，统治基础主要在北方，在南方有些薄弱。杨广，当皇子时，曾参与平陈之战，后又曾坐镇江南。当时，为了收服江南民心，杨广就利用起了佛教在江南的影响力。他请到了在江南有广泛影响力的智顗大师，为自己受菩萨戒。智顗为杨广取法名“总持菩萨”，戒名为“孝”；杨广则为智顗上尊号“智者大师”。
杨广始终对智者大师，执弟子礼，并支持大师创建了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同时，杨广也为另一佛教宗派三论宗的创立提供便利条件。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有两大宗派的创立，都与杨广有关。
不过，杨广在做了皇帝之后，却开始限制僧尼的数量增长，下令让无德僧尼还俗。僧尼的数量减少了，纳税人就多了，财政收入就增加了，这可能才是隋炀帝的目的。
可见，隋炀帝信不信佛，发不发展佛教，全在于自己的统治集权需要。
武则天，立地成佛了
李唐皇室自称是老子李聃的后代，以道教为国教，但武则天建立武周后，却将佛教定为国教，还大力兴建寺庙，扩大译经规模。最了不得的是，她一直致力于“成佛”。
公元672年，龙门石窟唐代最大的石窟——奉先寺开凿，正逢武则天以天后身份临朝听政。据说，武则天捐赠了“脂粉钱两万贯”，才有了龙门石窟中的旗舰作品“卢舍那大佛”。卢舍那大佛，面容丰腴饱满、眉若新月、目含柔情，俯视苍生、微微带笑。
卢舍那大佛，是以武则天的样貌为原型塑造而成的，虽然这是个传说，但的确可以看出，大佛呈现出的是女相。在佛教中，卢舍那佛是报身佛，梵语为“毗卢遮那”，汉译为“大日如来”，应该是男身，而在武则天时期，呈现出女相，再联系武则天的传奇经历，让人们不得不多想。
还有，在武则天称帝前夕，曾有一部意为解释《方等大云经》的《大云经疏》问世。《方等大云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净光天女在佛祖前听过《大涅槃经》后，开始崇尚佛法，而经过几世轮回后，净光天女转世为女王，而《大云经疏》把这个女王转世到了东方。
武则天以女主登基为帝，不合儒家道德规范。虽然有实力，就有魅力，但还是要有一个宣传噱头。终于在佛家，她拐弯抹角地找到了一个理论依据，自然要大肆宣扬。她令两京（长安、洛阳）、各州都建一座大云寺，珍藏《大云经》，并派遣千名僧人，到各地讲解《大云经》。
为《大云经疏》问世，立下汗马功劳的和尚叫薛怀义。此人原名冯小宝，本是坊间一货郎，因身强力壮、体貌魁梧被武则天看中，做了面首。为了让他方便出入宫闱，武则天令他削发为僧，改名薛怀义。
薛怀义曾任白马寺主持，却不守法度，整日不是惦记向武则天献媚，就是飞扬跋扈为非作歹。把男宠放在佛门，这是把佛门当成了什么？在和谐社会里，我们都不好意思说。武则天文化水平很高，在文学、书法方面均有造诣，也通佛教经典。但说她笃信佛教，却是瞎扯，佛教只是她手里的工具。
三武一宗，发起灭佛
三武一宗，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这四位皇帝全发起过灭佛运动。
皇帝们崇佛的原因，各有不同，但灭佛的主要原因却非常相同。
成为佛教徒，之所以叫出家，就有些方外之士的意思：不赡养老人、不抚育儿女，不当兵、不纳税。可这些啥义务都不尽的“方外之士”，却往往能利用特权阶层对佛教的扶持和民间对佛教的信仰，占有大量的土地，享受奢侈的生活，甚至欺男霸女，为非作歹，有的还会干预政事。僧尼数量的增长，会导致纳税人口和兵源的减少，进而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战斗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僧尼中个别不安分的，还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三武一宗”四位皇帝，有的偏爱道教，有的钟爱儒学、有的就不喜欢和尚。但不管还有啥原因，让他们灭佛的主要原因，就是僧尼的数量增长影响了王朝的统治。据记载，北周武帝发起灭佛前夕，朝廷对佛教的扶持已占财政开支的三分之一；唐武宗发起灭佛前夕，“十分天下财，而佛有其七八”。
四位皇帝灭佛采取的措施大同小异，主要有强令僧尼还俗、没收僧尼财产、拆毁寺庙等。北魏太武帝最为血腥，曾下令诛杀僧人。杀人当然是过分了，但在强权的威慑下，好多信徒不信佛了，还能信别的；好多僧尼还俗了，也一样能娶妻生子，喝酒吃肉。而且，在灭佛的威慑下，许多打着信佛旗号进行的类似烧臂炼指、咒语幻术等残害身体、旁门左道的东西都销声匿迹了。
四次灭佛运动都给予了佛教以沉重的打击，但都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物极必反，当一种信仰发展到风靡的程度，并且不容质疑，就弊大于利了。正因为有了这几次灭佛运动，才使得佛教彻底实现了中国化，与儒、道结合，并彻底拜倒在皇权之下。
皇权虽然不好，但在当时，还是进步的，总好过神权。大家看看解放前，西藏的政教合一，及藏传佛教的所做所为，就不难明白。
看了皇帝与佛不得不说的二三事，就会明白：千万别相信皇帝能有什么虔诚的信仰，皇帝唯一的信仰就是维护自己的独裁与专制统治！
来源：辇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