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来源：Oussema Othmeni, “Exceptional secularism: The religion-politics nexus in America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s,”For
“政教分离”的美国，为何越来越不世俗？
作 者：Oussema Othmeni，突尼斯苏塞大学助教、美国研究博士，研究方向为美国宗教与政治关系、美国国内外政策。
来源：Oussema Othmeni, “Exceptional secularism: The religion-politics nexus in America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s,”Foreign Affairs, 2024, Vol.34 No.6, pp.66-75.
导读
在美国，宪法写着“政教分离”，但总统演讲里却总有“上帝使命”；一边声称世俗中立，一边又在外交中频繁动用“正义对邪恶”的宗教叙事——这种悖论背后，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模式，被称为“例外世俗主义”。它意味着美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而是一种制度上中立、实践中深度宗教化的“后世俗”国家。
本文从“世俗主义”“后世俗主义”与“美国例外主义”三个理论维度出发，系统梳理了宗教如何在美国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中长期扮演核心角色。作者指出，从清教徒“山巅之城”的建国叙事，到小布什用《圣经》为反恐正名，再到拜登强调“为自由而战”的道德使命，美国政治始终通过宗教语言构建其全球角色和国家身份。
美国的“例外世俗主义”不仅体现在法理与实践的割裂上，更深刻塑造了公共政策的逻辑：国内政治因宗教分野而陷入道德化对立，外交决策则被“善恶二元”的神学框架所引导。这使得民主协商空间被宗教信仰挤压，国际干预更容易获得“正义”外衣，哪怕背后是地缘利益的现实博弈。
面对民粹主义崛起与宗教复兴趋势，重新认识美国这种“后世俗治理范式”十分必要。它不仅挑战了传统的世俗化理论，也提示我们警惕：当宗教话语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资源，理性与多元将被压缩至边缘。“例外的世俗主义”，或许正是理解当代美国内外政策逻辑的关键密码。
理论框架：美国世俗主义的悖论
解决美国政治中的宗教影响需置于“世俗主义”“后世俗主义”与“美国例外主义”三重视角下审视。世俗主义理论上要求国家与宗教机构分离，但美国政府不设立国教却默许宗教价值观介入公共领域，这实际上更接近“国家中立”的表现。后世俗主义则揭示现代社会宗教并未消退，反而在公共话语中重新活跃——美国政治中频繁引用的“上帝使命”“道德十字军”等说辞印证了这一趋势。美国例外主义进一步将宗教与民族优越性绑定，塑造了“天选之国”的集体认同。三者交织形成独特的治理范式：法律上保障宗教自由，实践中却以基督教伦理为隐性意识形态。
宪法文本与政治现实的割裂是这一范式的核心矛盾。《联邦党人文集》第57篇明确反对宗教测试担任公职，第一修正案禁止国会立法确立国教，但历任总统的演说却充斥宗教隐喻。
历史溯源
美国宗教政治的根源可追溯至殖民时期的清教传统。1630年，温斯罗普在《基督教慈善的典范》布道中将北美殖民地喻为“山巅之城”，奠定了宗教使命与民族命运的联结。建国后，尽管宪法避免直接提及上帝，但“天佑美国”的概念被亚当斯等开国元勋反复强调，将国家成功归因于神圣干预。19世纪“昭昭天命”论更将领土扩张神化为履行上帝旨意，宗教修辞成为合理化帝国主义的关键工具。
20世纪以来，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呈现新特征。冷战时期，里根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将意识形态对抗升华为“光明与黑暗的终极对决”。“9·11”事件后，小布什以《圣经》经文为反恐战争背书，称伊拉克行动是“终结暴政的神圣召唤”。这些案例表明，宗教叙事不仅是动员工具，更构成美国外交的认知框架。
美国世俗主义当代实践：国内和外交政策取向
宗教对美国国内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可以通过三个主要主题来解决：美国政治中的宗教话语，将美国政治光谱限制在宗教范式中，以及最后是理性政治思维的边缘化。
（一）国内政策取向
首先，美国国内政治实践中的宗教话语代表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了世俗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差距。一方面，宗教保守主义通常与共和党联系在一起，它强调以对宗教文本的正统解释为基础的传统价值观和信仰。它通常与保守的基督教有关，更准确地说是福音派的普罗特派、保守的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团体有关优先考虑道德和社会教义。宗教深刻塑造美国社会议题的讨论方式，最高法院2022年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直接反映福音派与世俗群体的价值观冲突。研究显示，73%的白人福音派支持限制堕胎，而86%的无宗教信仰者主张合法化，公共辩论被简化为“生命权”与“选择权”的绝对对立。同性婚姻、移民政策等议题同样陷入宗教道德化叙事，这些都导致政策制定偏离理性协商，转向意识形态站队。另一方面，宗教自由主义与民主党和更中间派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关，因为它强调对宗教文本的更灵活和进步的解释。两党政治进一步强化宗教分野。共和党依托“福音派-天主教联盟”，将传统价值观作为核心议程。特朗普的“信徒支持特朗普”计划通过教会动员选民，民主党则倾向于进步神学，但两者均无法摆脱宗教话语的裹挟。盖洛普数据显示，56%的共和党人自称新教徒，仅11%无宗教信仰；民主党虽世俗化程度更高，仍有74%自认有宗教信仰。这种结构迫使政治精英持续迎合宗教群体，挤压世俗理性空间。宗教主题对美国公共和国内事务的影响会显着影响美国民主的效率和良好运作。这种方法造成了对宗教对有限社会问题的解释的依赖，而牺牲了从公民角度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性讨论。美国的宗教-政治关系继续将公共辩论局限于有限的道德和二分法分析的宗教范式。
（二）外交政策取向
其次，美国的宗教与政治关系在塑造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策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宗教价值观对外交政策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两个主要主题来解决：美国对主权政策的宗教话语和美国例外论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在这方面，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宗教话语代表了一个先验的主题，这种世界观的运作方式是二分法。美国倾向于认同“善”的力量，这些力量被“召唤”来保卫世界免受“邪恶”力量的侵害。从威尔逊的“拯救世界”到拜登的“民主灯塔论”，历任总统将美国角色神圣化，为其干预主义提供道德合法性。特朗普宣称对伊朗强硬是“对抗预言中的末世之恶”，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强调“美国归来”以捍卫普世价值，均延续了“例外使命”的叙事传统。在美国外交政策背景下的这种宗教话语通过强调美国例外论的理念，使政策制定过程合法化。美国对美德和道德优越感的强调为美国例外论提供了前提，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加了美国使命的理念。在这种家长式的世界观中，宗教运动提供了一种道德自信和神性，使对外交政策决策的怀疑和批评被边缘化。在这种框架下，外交决策常受神学思维影响。例如，特朗普内阁的“白宫圣经学习小组”为移民分离政策提供宗教辩护，新保守主义者则将中东冲突解读为《圣经》预言的实现。宗教与地缘利益的交织模糊了战略理性，例如小布什对伊拉克战争的“神圣化”包装，最终使军事行动脱离现实评估。
后世俗时代的民主挑战
尽管国家在理论上试图避免采用官方宗教或以牺牲其他宗教为代价来推广某种特定的宗教意识形态，但传统的政治实践严重依赖宗教主题来制定和证明国内和外交政策决策的合理性。这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现状，即该国在理论和立法上都是世俗的，但它确实在其传统政治文化中依赖于宗教意识形态——美国模式：非凡的世俗主义。美国的世俗主义更多地基于国家对宗教性质问题保持中立的理念，而不是促进非宗教或反宗教的决策。政教分离是一个务实的决定，因为美国1787年宪法试图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宗教冲突并相应地避免社会两极分化、政治摩擦和宗教迫害来维护联邦，但是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在政府政策的制定继续引用宗教范式，导致中立原则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损害。美国模式的理论和立法中立性包含在政策制定和公共话语中对宗教影响的实际开放性。它坚持后世俗国家概念，将宗教框架纳入民主和多元化治理。尽管这种整合突出了美国政治实践的特殊性质，它也描述了与民主治理有关的许多挑战，并对国内外政策决策过程背后的动机和意图的明确性提出了质疑。
结论
美国的宗教与政治关系在决定和实施国内和外交事务时产生了宗教干预。这种观点挑战了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世俗主义的理论支柱，并反映了与传统的世俗主义概念本身相比，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些差距。这篇论文强调了美国宗教政治的一个核心悖论：一个在法律上世俗的国家，在实践中却深嵌宗教基因。这个悖论如何揭示了一种特殊的后世俗美国模式。它通过评估美国例外主义如何使对世俗治理的传统理解复杂化，进一步为现有的文献做出了贡献，因为尽管有世俗宪法规定，但美国的政治实践与宗教例外主义无缝交织在一起，这使我们在分析美国政治实践时考虑后世俗主义框架。对美国宗教与政治互动的进一步研究的前景可能包括分析宗教动机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特别是在中东或乌克兰现代冲突的背景下，或在无神论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政策制定方法中。
译者评述
本文以“例外世俗主义”为核心框架，系统解构了美国宪法文本与政治实践的深层悖论。尽管美国通过《第一修正案》确立政教分离原则，但自清教“山巅之城”神话至当代特朗普的“信徒政治”，宗教始终作为隐性操作系统，为国内外政策提供道德合法性。文章创新性地引入“后世俗主义”理论，揭示美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法律上承诺国家中立，实践中却依赖宗教叙事构建共识。方法上，作者采用跨学科路径，结合宪法文本分析、总统演说及民意调查数据，展现宗教如何通过“善恶二元论”框架塑造政策逻辑。本文的价值在于警示：当宗教话语凌驾于公共理性时，民主程序可能沦为“神圣化”权力的傀儡。然而，文章虽批判“美国例外主义”的排他性，却未触及少数族裔宗教对主流叙事的挑战。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追踪网络空间诸如TikTok上青年群体如何进行宗教政治动员，或比较不同国家“后世俗”治理模式的差异。
译者：李卓珊，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校对丨丁伟航
审核丨丁伟航
排版 | 程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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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