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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刚解放那年，中央点名要找一个孩子。不是别的，是“四八烈士”博古的亲闺女，组织部文件发到无锡市委，说要落实革命遗属政策。结果一查——人不见了。

姨妈哭着说，早两年被重庆亲戚接走了。可谁也说不清，那亲戚叫什么，家在哪儿。组织怀疑“人贩子”，连夜调查，结果这孩子，真被拐了！

更荒唐的是，三年后，是她自己偷偷写信，把组织喊来的。这不是小说，是发生在秦摩亚身上的真事。一个烈士的女儿，从失踪、被骗，到教育家，这一生走得比谁都曲折。

1950年初春，刚刚全国解放。中央组织部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地方党委排查革命烈士遗属的生活现状。

各地党委如临大敌，逐项落实，不漏一人。无锡市委办公厅收到一份特别的名单，上面赫然写着——“秦邦宪之女，摩亚”。

这名字来头可不小。秦邦宪，就是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博古，是“四八烈士”之一。可这么一个高级干部的亲闺女，组织一查，竟然没人知道她在哪儿。

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无锡梁溪路，找到摩亚的姨妈刘素芝。刘家那会住在一间砖木平房里，姐夫早逝，家里光孩子就有七个。

摩亚从三岁起就寄养在这里，跟堂弟堂妹挤一张床。刘素芝放下锅铲，听完汇报，愣住了：“怎么？摩亚还没回北京吗？”

一句话，全屋安静。

刘素芝才说，两年前，一个“重庆亲戚”来家里，说是受摩亚母亲托付，要带她去四川相见。当时也没怀疑，孩子收拾了行李走了。可从那之后，杳无音讯，连封信都没收到。

问题来了，这亲戚谁都不认识，无身份证、无介绍信、无组织批准。眼看就成了“拐卖革命烈士子女”的大案。

无锡市委急了，派出三人小组专门调查，连夜挨家询问街坊邻里。有人说，那人会讲四川口音，有人说他来过两三次。但没有人知道，那孩子到底去了哪里。

直到半年后，重庆军管会收到一封信。署名“摩亚”，信上写得很清楚：“我被骗来做工，吃不饱穿不暖，请组织救我。”信纸旧，边角发黄，几个错别字夹杂其中，却一句句打在人心上。

这封信寄自重庆郊外一个叫“金刚坝”的小镇。解放军驻地干部立刻派人实地调查，找到那户住在老巷口的三口之家。男的是布匹小贩，女的是会做旗袍的裁缝。门一打开，眼前的女孩瘦得皮包骨，正蹲在院子里洗衣服。

“你是摩亚？”干部问。

她点头，眼圈红了。

事后调查才知，这对夫妻几次往无锡跑，说是“旧识”，骗得刘素芝一家信任。1947年，13岁的摩亚背着小包上车，来到重庆，却从此陷入三年苦役。

起初他们许诺“见母亲”，后来说“你妈在延安，等通知”。再后来，干脆不提了。摩亚每天早上5点起床，买菜、烧水、洗衣、做饭，晚上还得缝补布料。三年没进过课堂，一根铅笔都舍不得用。

她曾试图逃走，被关在屋里，还挨了一巴掌。直到1949年冬天，镇上来了部队，她趁换洗衣服的空隙，偷了张邮票，偷偷写信，地址写的是“无锡市委”。

干部们回忆，那天把她从屋里领出来时，她穿一件褪色蓝布衣，脚上是开口的布鞋，头发用绳子捆着。见到部队车时，她第一句话是：“我终于能回家了吗？”

重庆军管会立刻将人送到成都，转运回北京。文件备注：“中央干部子女，身份确认，妥善安置。”组织对这件事极为重视，甚至专门在党史文件中留下一句话：“此例今后应严查来源，建立未成年革命遗属登记制度。”

摩亚回到北京后，组织安排她与“张越霞同志”同住。张越霞是博古的遗孀，也是中共中央党校的一名工作人员。可大家不知道，她一人还养着秦邦宪留下的五个孩子，其中两个还是摩亚的亲弟弟。

五个孩子性格不同，有的爱看书，有的调皮捣蛋。最小的才七岁，大的十六，屋里只有一张八仙桌、三张小床和一堆被补丁缝得像地图的衣裳。

张越霞不光带孩子，还在印刷厂做校对，晚上打手电复习材料，白天带着老二去医院配药。摩亚进门第一天，喊她“阿姨”，她笑了笑：“以后叫妈妈。”

这一喊，就是几十年。

组织安排摩亚进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考入北师大中文系。她读书特别用功，成绩常常列前茅。1980年代调至北师大分校，后又至中国科技大学人文系任教，担任党支部书记、副教授，成为知名教育者。

她一生未婚，把全部精力献给学生与父母的文献整理。她曾在日记中写：“他们走得太早，我要把他们留下来。”2000年，她将整理出的40余万字手稿捐给地方党史办，用来编纂《中共无锡人物志》。

2017年，她因癌症病逝，遵遗嘱不办追悼会，骨灰撒入海中。

有老同事说：“她一生低调得像个影子，但她一出现，大家都觉得心里有了光。”

参考资料：

博古的两位夫人及其儿女.文史精华.2012年02期

秦邦宪长女秦摩亚去世，享年84岁.江南晚报.2017-12-16

来源：伩蕊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