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第二法院“法护莞苗”，织密未成年人保护“湾区屏障”

摘要：未成年人是社会的幼苗，守护他们的健康成长就是守护社会发展的未来根基。为全面贯彻未成年人保护理念，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立足司法职能，延伸社会治理触角，多措并举构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湾区屏障”。

未成年人是社会的幼苗，守护他们的健康成长就是守护社会发展的未来根基。为全面贯彻未成年人保护理念，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立足司法职能，延伸社会治理触角，多措并举构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湾区屏障”。

深耕少年审判

以司法人文关怀护“未”成长

“我爸妈早就不管我了，他们不会来的，也没有请律师。”

面对法官询问庭审时哪个监护人出庭，尚未成年的小祝眼神黯淡，显得十分迷茫。

回到办公室后，除了制作材料发送到司法局为小祝指定辩护律师以外，法官还拨通了一个电话。

“敏姐，我们这边有个小孩开庭时父母来不了，他就拜托你了。相关的参与案件通知书稍后书记员会拿给你。”

敏姐是常驻在东莞第二法院刑庭的专职社工，针对无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出庭的情况，由她作为合适成年人参与庭审履行“临时家长”职责。

由于庭前充分了解了小祝的个人、家庭情况，庭审中敏姐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安抚了小祝紧张不安的情绪，充分保障了小祝的诉讼权利，更在庭后与法官、检察官分别对小祝进行了法庭教育，希望小祝不断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努力学习一技之长，将来能独立立足于社会。

“我知道错了，特别后悔交友不慎，参与了违法犯罪。”经过庭审及庭后的教育，小祝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今后不再重蹈覆辙。

这个案件是东莞第二法院适用“合适成年人”制度的一个生动案例。“合适成年人”作为未成年被告人的“代言人”，既要在未成年人与司法机关沟通时起到桥梁作用，也要有效监督司法活动，在刑事诉讼中实现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自2022年以来，共有127宗案件适用了“合适成年人”制度，通过对未成年人进行抚慰、教育等工作，在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实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教育、感化及挽救未成年被告人，东莞第二法院联合市司法局精选熟知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特点的陪审员约50余人形成专门的涉未成年人陪审员库，库内陪审员职业涵盖了教师、心理辅导师等，用专业背景帮助理解未成年人行为动机，促进有效沟通，减少未成年人心理压力。

同时，东莞第二法院积极探索判后回访帮教机制，联合社矫机构探索建立“法官+社工+学校”判后回访帮教机制，对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定期回访，引导他们正确看待过去。对已辍学的未成年被害人，督促其父母及时教育、引导未成年被害人复学，进一步突出心理矫治与情感修复并重，预防再犯。

从“心”出发

以专业评估守护成长根基

“我们对离婚以及财产分割都没有异议，唯一的分歧点是我们两个都想要抚养小超。”

这是一起涉及到抚养权归属的离婚案件，孩子小超才3岁。父母双方无论在物质上亦或是陪伴时间上条件较为接近，都能给孩子一定的保障。

为更加科学评判抚养权归属，一番深思熟虑后，经过陈某、肖某同意，承办法官徐珍决定邀请心理咨询师组织双方与孩子“玩一次游戏”。陈某和肖某分别引导蒙着眼睛的小超越过障碍物、与小超相处期间短暂离开，期间心理咨询师及法官一直在旁边观察父母的表现以及孩子的反应。

原来，这是东莞第二法院进行的亲子关系评估。案件承办法官对于满足启动条件的案件，邀请专业人员进行亲子关系评估并出具《亲子关系评估报告》，这份报告用作承办法官判断抚养权归属的参考。

“有些涉及到亲子关系心理层面的深层次问题，我们作为法官通过开庭和调查是无法发现的”，徐珍回忆案件细节，这个案件中，小超看到母亲肖某离开房间后立马大哭，一直哭了十几分钟，我们按常理都认为这是孩子特别依恋母亲的表现，但是评估人员敏锐地发现孩子哭的时候虽然听起来撕心裂肺但没有一滴眼泪、还时不时偷看母亲有没有回来。评估人员告诉法官，这其实是小超对母亲的裹挟、母亲只能不断以顺从来应对小超的哭闹。评估人员指出孩子有控制父母的天性，母亲肖某对孩子的百依百顺并不利于孩子社会化的成长。

现场评估后，评估人员出具了《亲子关系评估报告》，客观描述了小超在父亲、母亲面前的表现以及父亲、母亲和孩子的相处模式、引导方式。法官根据评估报告反映的内容进行对比，发现小超更加适合跟随父亲生活。

据此，徐珍法官和父亲陈某、母亲肖某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母亲肖某意识到孩子裹挟可能对其成长带来不利因素。通过法官全面分析抚养利弊和协商沟通，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小超由父亲陈某抚养，母亲肖某也享有较多的探视时间。调解结案不仅赋予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最优环境，且父母双方在沟通过程中意识到了双方共同参与孩子成长、塑造性格的重要性，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不仅要解决法律争议，更要站在‘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去思考。从实践效果上看，评估因为独立第三方的参与，提供了不同于法律规定的特别视角，让法官的判断更全面；评估过程中父母能感知孩子和其互动的效果，尤其是评估中父母情绪的暴露、亲子关系淡漠的展现等，父母双方对评估结果已有一定预判、更能接受判决结果。评估结果为法官调解提供了非常充分的依据，也能触动父母反思自身的教育方式，推动双方理性协商，最终实现法律效果与孩子长远利益的平衡。”作为亲子关系评估机制设立的主要推动者，说起该机制与案件办理的关系时，徐珍法官这样介绍道。

自亲子关系评估机制实施以来，有约20宗案件适用了该机制，无论当时父母双方对抚养权的争议多么激烈，经过评估的案件均无一上诉，服判息诉率达100%，取得了非常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未”来可期

多形式普法播撒法治火种

“老师，这是您自己办的案件吗？真实的案件吗？太厉害了！”孩子们把陈佩君法官团团围住，充满童真而稚嫩的声音此起彼伏。

这一幕发生在陈佩君在某某小学的普法课堂上。

▲ 民一庭陈佩君法官普法现场

为提高孩子们的警惕性和关注度，她采用了别出心裁的授课形式，提供自身亲自审理的案例并将部分证据隐去隐私信息后进行展示，以“基本案情--证据展示--法规罗列”为前提，引导孩子们以裁判者的视角分析案情并作出自身判断，大大增加了学法讲座的趣味性。课程内容也跟孩子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陈佩君特意选取了当前社会中未成年人容易遇到的法律问题，从法律规范、违法后果、预防方法等角度阐释，讲述了未成年人骑行共享单车风险、未成年人交通事故风险、未成年人追星欠款风险等问题，让孩子们深入了解目前社会的风险和防范措施。课堂上，孩子们表现十分踊跃，教室里冒出了一个个有潜力的小法官。

另一边，在某某中学，刑庭选派了6名法官精选了30多个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黄赌毒、校园霸凌案例和基本法律概念，采取法治选修课的方式，为中学生开展系统性普法教育，并联合学校开展模拟法庭活动，用“看得见、听得懂、能参与”的法治实践，将法条转化为鲜活案例，让法治信仰在学生心中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