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发展趋势之一，即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结合。比较文学界对文化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且在文学研究中引进了文化比较的视角，寻求具有跨文化意义的普遍规律。这也是比较文学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必然体现。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演进有其自身的演绎逻辑。长
当今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发展趋势之一，即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结合。比较文学界对文化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且在文学研究中引进了文化比较的视角，寻求具有跨文化意义的普遍规律。这也是比较文学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必然体现。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演进有其自身的演绎逻辑。长期以来，比较文学明显地受到“欧洲中心论”的支配，随着东方比较文学的兴起，“欧洲中心论”已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新兴的文化理论，如解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多元发展的理论依据。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一律平等，只有在各种文化相互补充、平等对话的前提下，比较文学才可能获得新的发展，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如果比较文学定位于‘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它就居于文化沟通的最前锋。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文化沟通，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以至武装冲突，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这种二十一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正是未来比较文学的灵魂”。
如何实现有效的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呢？按照巴赫金的说法，对话不仅是一种言语行为，而且与构成话语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很大关系。他认为，对话的含义取决于下列三个因素：一是对话者共同的空间；二是对话者的共识和对情景的理解；三是两者对情景的共同评价。这三个因素不仅指具体的日常交往中所发生的对话现象，而且也可以笺释跨文化对话的问题。作为对话前提的共见、共识与共同评价等共同语境，基本上就是一种文化语境或者说是构成话语的社会文化因素。真正的对话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前提，是承认多元文化与多元话语共存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最根本的原则是平等对话，努力建立各种话语之间的平等关系，取消任何一种独断的话语霸权主宰一切的优先权。当然，平等对话并不是取消差异性而追求一律，相反，它甚至意味着承认文化选择、文化传播中的误读与过度阐释，以及对话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变形。
应该说，钱锺书的比较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化研究是融为一体、须臾不可分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话语交错、互动与融合，本身就构成了钱锺书话语空间的显著特点。钱锺书在对具体文本的研究与阐释中，总是既从文本自身出发而又超越于文本自身的局限，上升到文本所处身其中的文化语境，使文本自身的意义与文本外的文化语境始终处于相互运动又相互制约的动态过程之中。同时，又总是将中国传统文化话语与西方文化话语捉置一处，展开对话，在对话中互证互识互释互补，从而寻找能够解释同异但又超越于同异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话语，实现跨文化的创造与建构。可以说，文化视角是钱锺书学术生涯中一以贯之的突出表征。早在一九三七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钱锺书在以西方诗学的移情说理论来阐释中国传统文评特色的同时，就明确提出了在中西文化比较中考察中国文评特点的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其实也可以视作是对文化特点的考察，显示了他对文化问题的独特思考。钱锺书认为，对中国文评特点或一种文化特点的考察与概括，必须满足四个方面：一是普遍性，必须为某一文化中的各宗各派各时代所共同运用过，而又隐伏于人们的意识与著作中，以至于普遍到令人习而相忘；二是独特性，在另一种文化系统中找不到它的“匹偶”；三是与负载它的语言文字结构无关，在另一种文化系统中也可能微茫倏忽地存在它的影子；四是在应用上“能具普遍性和世界性”，从而可以推广到另一种文化系统。钱锺书指出，“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中西对象不同，理论因而差异，我们不该冒失便认为特点；因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以根据着同一原则”。如果把这四个条件也视作考察文化特点的条件，那么钱锺书的这种见解对当今中外文化比较依然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一九四一年春，钱锺书为徐燕谋诗稿作有一序。这篇序言一度以为遗失，后来却在郑朝宗的早年笔记本中发现。它使人惊奇地发现，钱锺书全部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外文化比较视角，早已在这篇序中阐述得清清楚楚。可以说，它已经集中体现了钱锺书从早年短文到《谈艺录》再到《管锥编》一以贯之的真精神。我们不妨抄录如下：
余尝谓海通以还，天涯邻比亦五十许年，而大邑上庠尚有鲰生曲儒未老先朽，于外域之舟车器物乐用而不厌，独至行文论学，则西来之要言妙道绝之惟恐不甚，假信而好古之名，以抱残守阙自安于井蛙裈虱，是何重货利而轻义理哉！盖未读李斯《谏逐客书》也。而其欲推陈言以出新意者，则又鲁莽灭裂，才若黄公度，只解铺比欧故，以炫乡里，于西方文学之兴象意境概乎未闻，此皆眼中之金屑，非水中之盐味，所谓为者败之者是也。譬若啖鱼肉，正当融为津液，使异物与我同体，生肌补气，殊功合效，岂可横梗胸中，哇而出之，药转而暴下焉，以夸示己之未尝蔬食乎哉！故必深造熟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及夫因情生文，应物而付，不设范以自规，不划界以自封，意得手随，洋洋乎只知写吾胸中之所有，沛然觉肺肝所流出，曰新曰古，盖脱然两忘之矣。姜白石诗集序所谓与古不得不合，不能不异云云，昔尝以自勖，亦愿标而出之，以为吾党告。若学究辈墟拘隅守，比于余气寄生，于兹事之江河万古本无预也。
文中所论及的李斯《谏逐客书》，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再加论述，认为“此书历来传诵，至其命意为后世张本开宗，则似未有道者。二西之学入华，儒者辟佛与夫守旧者斥新知，诃为异端，亦以其来自异域耳。为二学作护法者，立论每与李斯之谏逐客似响之应而符之契，其为暗合耶？其为阴承耶？”，并且指出“‘衣服食用之具’，皆形而下，所谓‘文明事物’；‘文、学、言、论’，则形而上，所谓‘文化事物’：前者见异易迁，后者积重难革，盖事之常也”。文化交流不仅仅只是文明事物层面往来，更重要的是所谓文化事物层面的融会。只有达到文化事物层面的融会，才能达到真正的文化的对话。这种真正的文化对话最终所达到的境界，应该是古今中外町畦尽泯，脱然两忘，彼此皆化为水中之盐味，而非眼中之金屑。
正是始终秉持着这种比较文化与文化对话的原则，钱锺书才总是坚持“异域语可参”，旁征博引、汇通中西，在中外文化的对读中寻求跨文化的共同规律。钱锺书还更多地用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来阐发中国的文学文本与文化现象，以形成于一种文化系统中的话语来分析处理形成于另一文化系统中的话语，或者结合传统的理论与现象，展开双向或者多向的阐发，以便使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文化话语回过头来另眼相看。这种另眼相看总是让人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无论钱锺书征引的西方文化现象多么丰富，西方话语多么玄奥，最后总是为了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话语产生一种新的认同。钱锺书在《说“回家”》中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道家和禅宗，每逢思辩得到结论，心灵的追求达到目的，就把‘回家’作为比喻”。西方也有相似的比喻。中西比喻的相同，表示出人类思想和推理时一种实在的境界，“回是历程，家是对象。历程是回复以求安息；对象是在一个不陌生的，识旧的，原有的地方从容安息。我想，我们追思而有结果，解疑而生信仰，那些时的心理状况常是这样”。同样，对于西方文化传统与文化话语来说，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也完全可以使之产生新的认同与“回家”的感觉，这正是文化对话中双方互为主观的结果，它体现了文化对话与交流中的理性精神。换言之，文化对话不仅是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也是一种有益于现代生活与现代社会的新的理性精神的表达。
在一个多元文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杂交已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基本特色，一种纯对本真的文化认同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不同文化的对话与杂交中，找到对自我文化的“回家”的感觉，才有可能在多元文化时代找到自己合适的文化身份认同，从而更好地参与到空前频繁的文化对话与文化交流之中。这或许就是钱锺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现代意义之所在。
*本文摘自季进《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5年版
钱锺书与现代西学
作者：季进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内容简介：
《钱锺书与现代西学》以钱锺书学术思想与西方理论的深层对话为核心，通过阐释学、解构主义、形式批评、比较文学、心理学、新历史主义六大维度，系统剖析了钱锺书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汇处构建独特的话语空间。全书以《管锥编》《谈艺录》等经典著作为基础，揭示钱锺书突破学科藩篱、融通古今的学术路径：他既以中国传统诗话的“擘肌分理”为根基，又借镜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现象学式观照，在“阐释的循环”中深入剖析中西诗学的共通文心。
书中特别强调钱锺书对诗史互证、通感、翻译的化境等命题的创造性阐发，展现其以“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广阔视野，将禅宗妙悟与解构思维、形式批评与心理分析熔铸一炉，形成独特的学术气象。全书不仅追溯了钱锺书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还通过双向互动的学术史视角，揭示其如何以现象学范式重构离散的文化碎片，最终形成超越逻辑体系的互文性阐释场域。
钱锺书对“和而不同”对话原则的实践，不仅为当代人文研究提供了跨文化阐释的典范，更为全球学术界贡献了独特的中国视角，其学术思想在中西文化的深度对话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启示。
作者简介：
季进，江苏如皋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1949-2019）”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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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民说iHu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