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5.37%，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人口规模达4.4 亿，这一数据标志着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2024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5.37%，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人口规模达4.4 亿，这一数据标志着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从历史维度看，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比例从2010年的3.27%到2024年的15.37%，年均增幅从1.05个百分点提升至1.23个百分点，增速持续加快。

这一成就不仅提前完成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设定的目标，更使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从“较低水平”迈入“中等水平”行列，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在总量增长的同时，科学素质分布的结构性矛盾显著缓解。区域差距方面，东、中、西部地区公民科学素质比例差距首次缩小，2023年分别达到16.39%、13.12%和11.51%，中西部增速超过东部。

城乡差距方面，农村居民科学素质增速（15.08%）显著高于城镇（8.22%），城乡比例差距从2022年的8.34个百分点缩小至8.09个百分点。性别差距方面，女性科学素质比例提升1.55个百分点，增速是男性的1.74倍，性别差距缩小0.66个百分点。这些变化表明，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区域失衡”转向“均衡发展”。

然而，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老年群体科学素质水平偏低，2020年60-69岁公民科学素质比例仅为3.52%，虽经政策干预有所改善，但仍是突出短板。

农村地区科学素质绝对水平仍不足10%，与城镇存在显著差距。此外，科学素质建设还面临“知识掌握”与“能力应用”脱节的问题，仅有44.07%的公民能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实际问题解决。

一、提升动因：政策赋能与科技驱动的双重引擎

公民科学素质的快速提升，得益于国家战略的精准布局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赋能。

政策体系的系统性构建是核心驱动力。自2002年颁布《科学技术普及法》以来，我国逐步形成“法律-规划-政策”三位一体的科学素质建设框架。

2024年新修订的《科普法》首次将“科普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写入法律，明确要求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科普格局。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针对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五类人群实施精准提升行动，推动科普资源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例如，重庆通过科学传播专业职称评定，培养科普高级职称人才32人，每万人科普专兼职人员数量达20.41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科普供给侧改革释放发展活力。线下，全国科技馆体系覆盖所有地级市，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深入边远山区，重庆钢铁厂遗址等工业遗产被纳入科普教育体系。

线上，“院士领衔+专业机构+民间达人”的传播矩阵形成规模效应，85岁金涌院士在抖音讲解碳中和获赞千万，基层医生通过急救科普短视频挽救多起溺水事故。算法推荐技术重构科普传播生态，科普内容触达效率提升300%以上。

教育体系的深度变革奠定人才基础。我国每年培养超500万STEM毕业生，人工智能领域顶尖研究人员全球占比近50%，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位。

STEM教育从“学科融合”走向“场景创新”，南京通过209家科普教育基地开展“流动科学课”，青岛科技馆开发《航海梦想家》等10条研学路线，年服务学生超3.8万人次。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双轨并行”，中本贯通、中高职贯通等培养模式为技能人才提供上升通道，2025年上海中高职贯通专业点达210个，五年一贯制专业点75个。

二、人力资源强国：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质变

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提供了根本性支撑。

劳动力质量的系统性升级重塑产业竞争力。科学素质较高的劳动者更易掌握新技术、适应新岗位，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11.05年，技能劳动者总量超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占比30%，支撑了C919大飞机、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装置等重大科技工程的实施。

据测算，科学素质每提升1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可提高2.3%，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增加0.8个百分点。

创新人才的规模化涌现激活发展动能。科学素质建设扩大了创新人才基数，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超600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连续5年居全球首位。

量子计算领域，郭国平团队自主研发的“本源悟空”量子计算机实现整机交付，背后是年均培养17位相关领域博士的人才储备。

人工智能领域，我国企业数量超4400家，生成式AI采用率预计2035年达85%，这与高校培养的全球50%顶尖研究人员密切相关。

全民创新的生态化构建释放社会活力。科学素质的提升使创新不再局限于专业领域，普通民众参与技术革新的比例从2010年的3.7%提升至2024年的12.6%。

重庆“科普类社区社会组织百千万培育计划”培育38个示范组织，年开展科普活动1.6万场，推动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23%。这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三、创新国家建设：从跟跑追赶向领跑引领的跨越

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要条件。

创新土壤的培育为技术突破提供支撑。科学素质水平与创新生态呈正相关关系，具备科学素养的公众更易接受新技术、参与科技活动。

我国公民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的认知度从2018年的21%提升至2024年的47%，为自动驾驶、基因编辑等技术应用创造了社会基础。

上海技术交易所设立科普特色交易板块，2024年促成科普成果转化项目37个，交易额超2.1亿元，印证了科学素质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推动作用。

创新文化的塑造激发创造潜能。科学素质建设不仅是知识传播，更是科学精神的培育。我国公民对“科学方法”的理解率从2010年的8%提升至2024年的21%，理性质疑、勇于创新的思维方式逐步普及。

重庆举办的“公民科学素质网络联赛”吸引500万人次参与，青岛科技馆的“科学达人秀”科普剧互动满意度达98%，这些活动将科学精神融入公众生活，形成“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创新治理的优化提升决策效能。科学素质较高的公民能更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为科技创新政策提供民意支持。

在基因编辑、人工智能伦理等争议性领域，我国公众对技术风险的认知度从2018年的34%提升至2024年的58%，为相关立法提供了社会共识基础。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提升尤为显著，2024年其科学素质比例达28.7%，推动科技政策制定更具科学性与前瞻性。

四、未来路径：从15%到25%的跨越之道

站在15.37%的新起点，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需在以下方面持续发力：

精准补短板：针对老年人、农村居民等重点群体，通过老年科技大学、科技特派员等载体，提升其健康素养与数字技能。

深化体教融合：推动科普与教育深度融合，将科技馆、实验室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开发“做中学“创中学”课程。

强化法治保障：落实新修订的《科普法》，健全科普人员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等制度，吸引更多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

促进国际合作：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科学素质监测国际互认机制，参与全球科普规则制定。

当14亿人学会用科学之眼观察世界，用理性之脑思考未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必将实现。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文明的进步，它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

来源：史海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