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JEBO官网显示，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胡志安、北京大学的黄炜、暨南大学的罗唯、中国人民大学的游五岳、浙江大学的张川川，合作撰写的论文“The educational and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teenage exposu
据JEBO官网显示，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胡志安、北京大学的黄炜、暨南大学的罗唯、中国人民大学的游五岳、浙江大学的张川川，合作撰写的论文“The educational and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teenage exposure to rural land de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在国际行为组织经济学顶刊《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线上正式发表。
Title: The educational and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teenage exposure to rural land de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中国青少年经历农村土地去集体化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方面产生的影响
作者简介
胡志安
中央财经大学
黄炜
北京大学
罗唯
暨南大学
游五岳
中国人民大学
张川川
浙江大学
摘要
China's land decollectivization reform implemented around 1980 expanded the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in rural areas and thereby increased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schooling for teenagers. Combining the staggered adoption of the reform across regions with individual life history data, we show that teenagers substituted out of school and into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ural work following the reform. Using population census data, we further show that teenage exposure to the reform reduced the probability of completing high school by 2.0–2.2 percentage points, the probab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by 1.5–1.6 percentage points, and income by 3.6–4.7 percent.中国在 1980 年左右实施的土地去集体化改革扩大了农村地区的农业及非农业部门规模，进而增加了青少年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成本。将各地区不同步开展的这一改革与个体生活史数据相结合后，作者发现，改革之后，青少年纷纷辍学，转而投身农业及非农业工作。利用人口普查数据，作者进一步发现，青少年经历这一改革使得他们完成高中学业的概率降低了 2.0 至 2.2 个百分点，从事非农业工作的概率降低了 1.5 至 1.6 个百分点，收入减少了 3.6% 至 4.7%。
介绍
在发展中国家，土地是主要资产，也是决定贫困人口生计的首要因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众多国家都以土地确权、土地去集体化或土地权利整合等形式推行土地改革以减少贫困。以往的文献已在多种背景下提供了证据，表明此类改革在强化投资激励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成功。
在本文中，作者分析土地改革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从理论上讲，个体的教育决策会如何应对土地改革的实施，这一点并不明确。土地保障的改善可能会通过提高土地生产率和缓解流动性约束来提升教育程度，但也可能因提高教育的机会成本而导致辍学现象出现。鉴于人力资本在长期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中起着关键作用，估算这种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对于理解全球土地改革的后果尤为重要。然而，能让作者了解这一问题的因果证据有限，而且现有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是喜忧参半。作者通过分析中国的土地去集体化改革（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土地改革之一）及其对个体教育程度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来探讨这一问题。
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土地集体化之后，中国政府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在农村地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下简称 “联产承包制”），旨在促进农业生产。联产承包制并未直接将土地所有权转移给农民，但它赋予了农民永久的耕种权，并允许农户留存超出一定征购配额的粮食。这项改革成功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结果在随后的几年里农业产量大幅增加（樊纲, 1991；林毅夫, 1988, 1991, 1992；McMillan et al., 1989；温铁军, 1993)。由于农民有了更多的农业剩余，并且在经济决策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这项改革也为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创造了空间。然而，农业及非农业部门的扩张增加了上学的机会成本。正如以往文献所记载的那样，在改革期间，许多学龄个体辍学，转而投身农业和非农工作以满足劳动力需求的增长 (林毅夫, 1993；赵耀辉, 1997)。这一现象在图 1 中可以进一步观察到，作者在图中按出生队列描绘了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可以看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人群中，高中完成率大幅下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本该在土地改革期间上高中。
图 1. 1950 年至 1970 年间出生的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注：数据来源于 1990 年人口普查。获得大学学位的农村人口占比近乎为零。在土地改革时期（1978 年 —1984 年）需要做出高中阶段学业决策的青少年是那些出生于 1962 年至 1969 年之间的人群。
为了提供土地改革对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的因果证据，作者从县志中收集了各县推行联产承包制的数据。改革的不同步实施使作者能够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和事件研究法来确定其产生的后果。作者首先研究联产承包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将推行数据与从农业农村部获取的粮食产量数据集相结合，作者发现推行联产承包制使年粮食产量显著提高了 5.7% - 6.2%。这一估算结果与McMillan et al.（1989 ）、樊纲（1991 ）以及林毅夫（1992 ）之前的研究发现相符，他们的研究大多依赖省级层面的分析。
接着，作者从劳动力供给和入学情况方面分析个体对土地改革实施的反应。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以下简称 “CHARLS”）的生活史调查为本文提供了有关个体教育及工作经历的回顾性信息。通过事件研究法，作者发现青少年（例如，年龄在 13 - 17 岁）和青年（例如，年龄在 20 - 24 岁）在土地改革实施后参与农业和非农业工作的比例有所增加。相应地，青少年的入学比例显著下降。作者并未观察到土地改革对青年的入学情况有类似影响，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改革时已经完成了学业。此外，对于年龄太小还不能工作的儿童（例如，年龄在 6 - 10 岁）来说，土地改革后他们的工作状况或入学情况并没有显著变化。这表明土地改革对入学决策的收入效应可能不大。
受 CHARLS 数据研究结果的启发，作者转而估算青少年经历土地改革对个体教育程度和长期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利用人口普查中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大型数据集，作者发现，与联产承包制开始实施时年龄在 20 岁及以上的人群相比，青少年时期经历改革使个体的高中完成率降低了约两个百分点，相当于样本均值的 2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更适宜种植劳动密集型作物的地区、工业部门就业份额较大的地区以及教育回报率较低的地区，教育程度的下降更为明显。由于教育程度的缺失，作者发现从长期来看，青少年经历土地改革使他们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可能性降低了 1.5 - 1.6 个百分点，收入减少了 3.6% - 4.7%。
这种暴露效应是通过队列双重差分设定来估算的，该设定控制了县固定效应、出生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县特定的线性趋势。因此，这一设定消除了可能与改革实施相关且会平稳影响不同队列结果的遗漏变量所带来的混杂效应。尽管如此，作者还是进行了两项检验以证明双重差分策略的有效性。首先，作者运用事件研究法按队列估算联产承包制的影响。结果表明，在 20 岁以上经历改革的各队列之间存在平行的前期趋势。其次，由于联产承包制是在农村地区实施的，作者通过估算其对城市人口的影响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得到的结果并不显著，从而排除了同时影响城乡人口的混杂因素。
本文的结果在额外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首先，虽然作者在主要分析中将 13 - 17 岁的青少年与 20 - 24 岁的青年进行对比，但结果在以其他年龄区间来定义青少年和青年时并未改变。其次，本文证明了作者的估算不太可能因选择性迁移而存在偏差。再次，本文的结果在对联产承包制推行的决定因素以及在联产承包制同一时期出现的潜在混杂政策增加控制变量后依然稳健。
来源：学术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