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庆典观礼车上，一位精神矍铄的白发老人手举乌兰夫的照片向大家挥手致意，他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上将乌兰夫之子——乌可力。
乌可力和女儿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庆典观礼车上，一位精神矍铄的白发老人手举乌兰夫的照片向大家挥手致意，他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上将乌兰夫之子——乌可力。
在新三师度过的童年时光
1933年11月，乌可力出生于土默特旗塔布子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赛乡塔布赛村。乌可力是乌兰夫同志的二儿子。
乌可力出生时，父亲在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旧土默特学校当老师，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革命工作。1936年初，乌兰夫积极策动百灵庙抗日武暴动，建立了第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蒙旗独立旅”。随后，乌兰夫离开土默特学校，进入蒙旗独立旅参加抗日。当时，家属不能随军，乌可力和姐姐云曙碧哥哥云曙光布赫还有刚满一岁的弟弟乌杰，一起跟随母亲回到了家乡塔布子村。
乌可力的家乡是蒙汉杂居的村子，母亲云亭塔拉的娘家在塔布子村东南方向大约30多里的台基村。母亲的一生先后生育6个子女:女儿云曙碧、儿子布赫云曙光，一对双胞胎男孩，出生一个多月后，一个因病夭折，另一个就是乌可力，第五个孩子是乌杰。1941年春天在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新三师期间还生了个男婴，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归绥城。蒙旗独立旅渡过黄河，撤到伊克昭地区坚持抗战。后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简称新三师。白海风任中将师长。乌兰夫化名云时雨，担任新三师政治部代理主任和中共地下党委书记。新三师在伊克昭盟地区坚持抗战。母亲云亭也在家乡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她们家成为中共地下党和新三师人员、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
1939年，绥远地区党组织为了培养革命骨干，先后护送一批又一批蒙汉青年前往延安学习。乌兰夫委托奎壁给家里捎信，动员全家人离开塔布子村去延安乌可力的二舅云生格、姑姑云清、大姐云曙碧、大哥布赫、堂姐云曙芬都在其中。6岁的乌可力和4岁的弟弟乌杰年龄尚小就随母亲云亭留在家里。由于村里经常受到日本宪兵和伪军的骚扰，乌兰夫不久派人捎来信，让妻子云亭带着儿子乌可力和乌杰前往新三师。
1940年9月的一天，乌兰夫派一位地下工作者来塔布子村接母子三人。当晚，乌可力和母亲把准备携带的物品收拾完，第二天凌晨就起床，把行李和一些随身物品搬上马车，准备出发。那天是个阴天，秋天早晨清凉清凉的，母亲和弟弟乌杰坐在马车中间，乌可力比弟弟大几岁，上下车也比较利索，他坐在了马车的后面，赶车的就是派来的地下工作者，有四五十岁了。出发时，爷爷跟马车走了大约三四十米远，他的母亲云亭对乌可力说:“爷爷送咱们，你下去陪着爷爷走吧。”乌可力跳下马车同爷爷一起跟着马车往前赶路。当年他的爷爷已经55岁了，腿脚还算利索，他们爷孙俩跟在马车后面一直走出村子五六里路。乌可力看着前面的马车越来越远，他对爷爷说:“爷爷你回去吧，都走了这么远，快回吧!”爷爷怀着不舍的心情又送了一会儿，才决定返回。乌可力知道这是真的要分别了，就在爷爷面前跪下，在地上磕了三个头，他抬起头来看到爷爷眼里闪着泪花，湿了眼，见到爷爷这样，乌可力也鼻子一酸，眼中含满泪水。云亭见状，赶忙跑过来劝爷爷返回。这时爷爷也感到累了，就坐在地上，同他们说:“好的，你们走吧!”就这样，爷爷挥着手一直目送他们的马车远去。
第二天，他们一行终于到了黄河边，坐船渡过了黄河。他们换了辆马车，一路颠簸走了两天，终于到了新三师驻地附近一个叫察洛图沟的地方，一家人终于在这里团聚了。住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土木结构的房子，全家人只能睡在个长方形的土炕上，白天炕上铺着一张大席子，晚上在席子上铺上被褥。院里有间正房，还有几间放杂物的房子。距离20米的地方有一间房子，住着炊事员和警卫员。住的地方距离新三师有七八里的路程，乌兰夫同警卫员一起骑马上下班。新的环境虽然不如自己家，但能和父母在起，乌可力还是非常高兴的。当时他们的三姑云清也在新
三师那里暂住，有时也来家中住上一晚，享受一下家人在一起的快乐。乌可力的母亲每天也十分忙碌，除了家务工作，还要掩护地下革命工作。在乌兰夫和中共地下党委的努力下，新三师虽是国民党部队番号，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一支蒙古族抗日军队。
五马奋蹄奔赴延安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高潮达到了极点。这时，胡宗南突然给白海风发来一封密电，命令他秘密处决乌兰夫，若有违抗，将以军法论处。白海风早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期间，按照校方要求和党组织许可，跨党加入国民党，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时结识了乌兰夫。1928年7月，白海风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是唯一的内蒙古代表，也是唯一的蒙古族代表，乌兰夫是六大翻译组成员，两个人早就认识，彼此心照不宣。所以，白海风将胡宗南密电的内容告诉了乌兰夫。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乌兰夫立刻发电，向中共中央请示，并打算率领部队起义投奔延安。中共中央回电指示新三师党委要保证部队开赴甘肃整训，不能来延安，以免给国民党当局破坏国共合作局面的口实。同时指示新三师，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撤回延安，还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继续留在新三师，停止组织活动，隐蔽起来，保存实力，长期潜伏，等待时机。乌可力记得一天白海风的夫人多淑秀到家里看望他的母亲云亭，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云亭对乌可力兄弟俩说:“我们大人说个话，你们出去玩吧。”大约半个多小时兄弟俩就看见母亲云亭出来送白夫人。过了两天，母亲云亭去找白海风给乌兰夫请假，理由是乌兰夫的父亲病重，需要回去照顾，两个孩子还小，自己又刚生完孩子，身体十分虚弱，路上需要乌兰夫护送。等了十来天，白海风师长同意了。云亭也把衣服洗好，带上些简单的东西，早上天还没亮，他们一行人就骑马出发了。乌可力和父亲、母亲和弟弟乌杰还有警卫员，出发了。乌可力和父亲、母亲和弟弟乌杰还有警卫员，到了黄河边住在一个老乡的家里。乌兰夫让地下党的人给他的老父亲捎信，到这里相会。等了有二十来天也没等到老人，乌兰夫十分着急，觉得形势紧追不能再等了，一家人就向延安出发了。后来得知，走的第二天，他的爷爷赶到了，面对汹涌翻滚的黄河，可怜的爷爷大哭了一场，又独自折返回了家乡。乌可力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爷爷。
在过黄河时，他们把马和随身带的东西已放到一个很大的船上。正要准备开船时，上来四个当兵的，来人问:“谁是云泽?”当时乌兰夫正穿着军衔是上校的军装，应道:“我是。”“我们司令员让你去一趟”，乌兰夫下了船跟着那几个当兵的走了。乌可力娘三和警卫员在船上等着乌兰夫，这时云亭机智地说:“大猫乌可力把布袋打开，把里面你爸的书扔进河里。”乌可力说:“我爸还有用呢!”母亲说:“别管那么多赶快扔下去。”于是乌可力把布袋迅速打开，也分不清是什么文字的外文书，就一本一本地投进河里，随着黄河水远去。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乌兰夫才从岸边的山坡上下来，后面仍跟着那几个当兵的，在船上的家人也是很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看到乌兰夫走上船的时候，大家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上船后，船就开走了。这时乌可力对父亲说:“爸，我把你带的书都扔到河水里了。”乌兰夫却说:“扔吧，刚才上岸，驻防司令刚好是蒙藏学校的同学，要不就危险了。”当船靠岸时，黄河边来接乌兰夫的是莫斯科上学时候的同学甘泗淇，他是奉毛泽东指示和中央指示来迎接乌兰夫的。他们这一路都是夜里行路，白天休息，昼伏夜行。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躲避了国民党数次前堵后追。不畏艰辛，长途颠簸。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一大家子人最终在延安团聚了，延安也成了他们的新家。乌可力常常追忆起这段难忘的日子，每每感慨不已“五马奋蹄奔延安”。而全国解放后，乌可力在北京的家中刚好也遇到过白海风夫妇来拜访乌兰夫。才知道当年母亲去请假也是白海风夫妇的主意，当胡宗南发电质问白海风为什么不执行处决乌兰夫的命令，白海风回电说:“乌兰夫送家眷回家乡了。”
革命的摇篮保小我的家
1941年秋，乌可力跟随父母躲过国民党的追捕到了延安。正好赶上学校新学期开学，不久乌可力被两年前就来到延安的二舅云生格骑马送去距离延安30里地远的延安保小十八集团军抗日军属小学，到达保小时天色已经很晚了，临时把他安排在一个窑洞的宿舍里，进入窑洞，炕上睡了六七个人，已经睡不下了，只好让乌可力睡在一个水瓮上放着门板架起来的床上。半夜两点多钟，阿姨叫所有小孩起来小便怕小孩子尿床。乌可力迷迷糊糊地刚一坐起来就失去了平衡，门板翻了，水瓮倒了，水也洒了一地，人也翻到在地被褥都湿了。阿姨赶忙把瓮扶起来，门板重新放好，找来了干的被子，让他慢慢爬上去继续睡。
第二天早上，学校阿姨发了一个碗一双筷子，他喝了豆浆，吃了一个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做的馒头。吃起来黏黏的，一边吃早饭，一边同一起来的奎元庆奎壁的儿子商量:“你来过这里，还是比较知道来这里的路，这里实在是没法睡觉呀!走吧，睡在瓮上太可怕了。”奎元庆说:“我来过两次了，咱们一块走吧。顺水走就到了，大概60多里路，咱们连跑带逛也就回去了。”然后他们假装上厕所，到了厕所，顺着庄稼地向着延安方向奔去。就这样两个人偷偷地离开了学校。当他们走进安塞县城时，乌可力在路边看见二舅送他们来时骑的那匹马，他们知道路走对了。他经过一天的“急行军”，走到大概下午四五点钟他们看到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几个字，乌可力说“没错，我们家就住在这里。”进了家门，乌可力一见到母亲就说:“妈，我饿了。”母亲云亭问“你二舅还没回来，你怎么回来了?”乌可力说:“我们是偷跑回来的。”云亭惊讶地问:“怎么回事?”乌可力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云亭耐心地说:“那你为什么不问问阿姨。”乌可力说:“谁也不认识。”就这样，初次去学校，就发生了偷跑的事件。到了晚上六七点，二舅才骑着马回到他姐云亭家里，一进门吓了一跳，骑着马还没有两个孩子腿跑的快。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学校通信员也找到家里，看孩子是否已回家在确定安全了通信员就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乌可力的父亲乌兰夫和奎元庆的父亲奎壁听到这件事都来了。奎壁对他们说:“你们还得走，不念书是不行的，这辈子你们就是要念书，来延安就是为了要读书。”乌兰夫更是生气地上去踢了乌可力一脚，这一脚不轻，几乎是从门里踢到了门外。大声说:“明天就走，叫云生格骑上那匹马带着他们两个送回学校。”第二天早上，二舅云生格用那匹马把两个孩子重新送回了保小，老师及阿姨见到两个孩子回来了，都很高兴，也没责备，都说以后有事要同阿姨讲，会解决好问题的。这件事在学校里一下子传开了，这两个小蒙古胆子太大了。这还是学校第一次发生这种偷跑的事，也是乌可力这一生中父亲唯一次打他。
不久，乌可力的母亲云亭也到保小当保育员阿姨她和孩子们住在一个大窑洞里，日夜陪护，把那些孩子当成自己孩子一样细心照料。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孩子们亲切地称呼她“云妈妈”。1942年，中共中央为了粉碎国民党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陕甘宁边区造成的经济困难，号召全体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男人开荒种地、女人纺线织布。乌可力的母亲云亭成为延安地区的纺线能手和生产标兵。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笔为她题写了“纺织起家”的光荣奖状，毛主席亲自为云亭颁发劳动模范证书。
乌可力在延安保小是个调皮、胆大、好动的孩子，他的同桌是女同学朱湘梅朱香梅，谁也没想到，这个胆子小、眼晴大的漂亮女生日后却成为了乌可力的妻子。刚来延安保小上学时，乌可力从家乡穿来一双皮靴子，当时学校的孩子们还没几个见过这种皮靴子，每当下课时，总会有几个同学排着队，这时乌可力就脱下靴子，看着同学们每人穿上靴子，走一圈，再换下一个走上一?…延安保小在及其简陋的条件下，却成为传授知识和真理的园圃，培养民族未来人才的基地，造就国家栋梁的熔炉。这里不单有汉族，还有蒙古族、回族、朝鲜族的同学一起学习，保小是一个团结和睦的民族大家庭。
1943年延安保小搞了小学语文比赛，教他们语文的是谢永老师。谢永老师的儿子程海也同乌可力一个班，乌可力本想写一篇作文“我的老师——谢永”，程海觉得不好意思，乌可力就换了首短诗，名叫《保小我的家》:“保小啊保小，你是我的家，管吃又管住，上课又玩耍早晨洗脸去，延河边上走，小草儿绿绿，流水儿清清多美啊!延河，多好啊!保小我的家”——这是乌可力10岁时上小学二年级写的获奖的短诗。
飞奔在战火硝烟中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乌兰夫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前夕，中央任命乌兰夫担任绥蒙政府主席，领导内蒙古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为了筹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夫先去了张家口。1946年2月，乌可力同哥哥布赫、弟弟乌杰、任斌奎璧夫人李芳和儿子奎元庆等人离开延安，来到内蒙古现在的丰镇住了一个多月。当时贺龙的部队正在攻打归绥城（今呼和浩特），第一次没攻下来，一行人就坐火车去了张家口。到了张家口，组织部把他们领到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办公地住了一晚上。第二天组织部的领导找乌可力谈话，问他多大了，乌可力回答“十四岁”。这位干部接着说:“岁数还小，把你送到内蒙古军政学院中学部学习一年行不行?”乌可力答:“行”。这样，他去张家口内蒙古军政学院中学部学习了一年多。
解放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大举进攻张家口，云亭带着乌可力和乌杰，跟随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干部和乌可力的叔叔云浦、堂姐云曙芬等人坐着马车向锡林郭勒盟转移。一路上风餐露宿，躲避敌机骚扰，历经磨难，终于到达锡林郭勒盟的贝子庙，到达不久，他的叔叔云浦叫乌可力去见一下他的父亲乌兰夫。当时，有些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蒙古或苏联躲避。乌可力见到父亲后，父亲却对他说:“这可能是最后的战争了，你应该留下来，在战争中锻炼。云浦当时担任锡盟财政处处长，云曙芬是书记。乌力做了财政处副保管员和通信员，乌兰夫特意送了匹好马给乌可力，锡盟政府给乌可力配发了一支枪。骑兵通讯员和保管员成为他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份工作。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他练就了良好的革命意志和坚定的信念。
1947年秋，他陪同他的父亲乌兰夫及在电台的同志一共六七个人一起从王爷庙今乌兰浩特经阿尔山去外蒙，返回王爷庙在党委电台工作，当译电员，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后来组织又让他继续读书把他送到哈尔滨第二中学初中部学习。在那里，他又遇到了延安保小的同学朱湘梅。1949年北平（今北京）和平解放，乌可力才离开学校去了北京。在北京，年龄小的继续学习，为新中国建设培养和储备人才，他在北京101中学当时称北师大附中二部初中二年级继续学习，直至高中毕业。高中期间还获得了北京市中学生游泳侧泳比赛第一名。1954年7月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兵器科，报到时，首长告诉他，他是全国俄文前五名。乌可力问:“那是第几?”首长说:“不告诉你，怕你骄傲，因此俄文免修，可以报第二外语。”乌可力说:“报德文。”首长说:“为什么?”他回答:“德国科技水平高。”
火线入党的青年才俊
1956年夏天，哈尔滨连发两次大水，他们学院参加了抗洪抢险，乌可力是敢死队队员，敢死队就是大堤发现了管涌后，就得赶快抱着沙袋跳下去填，很危险，乌可力跳下去填了两次，第三次正要抢沙包的时候，队长叫他:“乌可力你过来一下”他说:“什么事?”当时他穿着裤衩浑身上下都是泥水，队长说:“给你个表，填一下。”乌可力说:“什么表?”队长说:“吸收你入党，同不同意?”乌可力说:“好，同意。”他找个干净的地方，洗了洗手上的泥，就填了表。这在当时就叫火线入党，抗洪完成后，乌可力立了个三等功。
1958年9月，乌可力由哈尔滨工程学院转入中国科技大学现代力学系空气动力学专业学习。当年中国科技大学第一任校长是郭沫若，他们系系主任就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给他们上课的老师也都是著名的科学家，数学老师是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固体力学课是郭怀永，物理课是严济慈。乌可力在中国科技大学校办工厂担任技术组组长，负责固体火箭发动机和研制高温隔热涂料。造火箭的一个难关是，火箭要飞得高就要推力大、装药多。火箭升到3000米以上的高空，发动机内的固体燃料就产生1800多度的高温，但发动机的金属外，受热1600度便会融化，解决这个矛盾就得用涂料隔热。经过他们无数次的试验，终于研发了可使火箭打上8000米?12000米高空的火箭，而一般的人工降雨火箭打到3000米?6000米就可以了。在科技大学举行校庆一周年大会上，当学生们向天空连发三枚火箭，“轰!轰!轰!”向大会献礼时，校长郭沫若、系主任钱学森满意地笑了，并热烈地向他们鼓掌祝贺，校长郭沫若在校庆大会上给予乌可力负责的技术小组“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称号。乌可力率小分队到甘肃、宁夏、四川、辽宁等地试验，都获得成功。
人工降雨在今天已经被广泛应用，但在当时还是首创，并且填补了当时中国的技术空白，很少有人知晓这项技术是来自一群在校的大学生。1964年1月，乌可力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分配到第三机械工业部601研究所任技术员，工程组组长，参与了中国空军的歼-7、歼-8战斗机风洞试验。
乌可力和夫人朱湘梅
1960年春节，乌可力同延安保小的同学朱湘梅结婚。当时朱湘梅的父亲朱子修因“高饶反党集团”被打成反革命，已离世。一些曾经跟朱子修共过事的战友和同事的后代，怕受影响，都不敢与朱子修的女儿朱湘梅交往，望而却步甚至装作不认识。乌可力婚前去向他的父亲乌兰夫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征求意见，乌可力说:“我的女朋友是延安的老同学，她的父亲叫朱子修，因高饶事件受牵连已离世。”乌兰夫当即回答:“我认识他，是个老实人，1941年我到延安以后，她是我中央党校的同学，陕北问题很复杂将来在历史上未必能站住脚，你们不用管，就算她爸有问题，咱们也不能同他的子女过不去，我相信中央日后会好好处理陕北问题的。”接着乌兰夫问儿子:“朱子修这个女儿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呢?”“她在沈阳一个军工厂当工程师呢。”乌可力回答。乌兰夫听高兴地说:“好啊!好啊!我们家终于有个当工程师的媳妇儿了。”就这样，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艰难岁月中的坚定信念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北京前门饭店会议上，乌兰夫遭到诬陷迫害，被停止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接着，内蒙古各族群众都经历了一场浩劫，乌兰夫家族更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文革”期间，乌兰夫被关到什么地方，乌可力都不知道，乌兰夫其他子女也无人知晓。由于受到乌兰夫的影响，乌可力的大姐云曙碧、姐夫石光华在通辽被关进了监狱，大哥布赫、大嫂珠兰琪琪格、弟弟乌杰也被关进呼和浩特的监狱，乌可力一样也没有幸免。
1967年9月初，乌可力失去了父亲的消息，他从沈阳借大串联的机会，坐火车回到北京。当时他们单位属于军队编制，都是军人，都穿军装，行动比较方便。乌可力到了北京以后，才知道父亲已经被关起来了。他回到家里，发现只有秘书等少数工作人员还在，但他们也不知道父亲关在哪里。大街小巷各种大字报满天飞，关于乌兰夫的大字报，他特别留意看过。都说乌兰夫是“反党集团”、“宫廷政变”、“民族分裂”、“反党叛国”。乌兰夫曾留学苏联，当时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曾与苏联有过关系的老同志，也就戴上了“间谍”“特务”的帽子，乌可力也很想当面问父亲这些真相。乌可力问秘书:“首长呢?”秘书说他也不知道在哪里。但有时会来电话。乌可力于是就坐在办公室等电话，恰巧电话响了，乌可力拿起话筒，原来正是父亲!通过电话得知乌兰夫此刻正在总参第五招待所。
乌可力骑着自行车找到总参五所，幸好当时可力穿着军装，到了五所，他就直接进去了，门口的战士还给他敬了个礼:“首长，你找谁?”乌可力说:“王自立乌兰夫的化名首长在哪儿?”战士告诉他在三楼。乌可力就上去了，到三楼后，他一眼就认出了父亲那熟悉的背影，乌兰夫正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在这个特殊的地方，父子二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这不是普通的家长里短，更不是一般生活上的嘘寒问暖，而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和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关于革命和未来的内心交流。在“软禁”乌兰夫的办公室里，乌可力问父亲“大字报说你反党，是真的假的?兰夫说:“都是造谣，没有这回事，如果我反党，如果我是叛徒特务，我也不会走到现在。”乌可力说:“这次党内斗争怎么这么残酷呀?”乌兰夫深有感触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他顿了顿又说:“但是你们要相信党，要活下来，会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乌可力以为父亲会讲一些政治原则或什么应对方法，没想到父亲却说:“你们要注意身体，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健康比赛，能活下去，就能说明真相。”望着不解的儿子，乌兰夫特意叮嘱:“回去一定要把我的话告诉内蒙的常委，让他们注意保重身体，把这场健康比赛坚持到最后。”乌可力在父亲那吃了午饭，就准备去火车站，临出门前父亲也反复叮嘱他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下午，乌可力坐上火车回到呼和浩特，后半夜火车到了，这个时间可力也不敢回家，在邮局门口坐到凌晨，吃了点东西。就返回母亲家了，把父亲的情况也告诉了母亲。然后借了一辆自行车直奔内蒙古医院，在路上见到了乌兰夫的警卫秘书高锐，高锐见到乌可力大吃一惊，跟他说:“现在内蒙正在抓你们家的人呢，你怎么还敢回来。”可力说:“你没看到我穿着军装呢。”他进了医院，见到吉雅泰，赶忙转达了父亲的话，说乌兰夫不是叛徒，历史上也没问题，并让他保重身体。匆忙告别了吉雅泰，乌可力还找到奎壁、朝洛蒙、任斌、云照光等，分别向他们转达了乌兰夫的叮嘱。当时，他的大哥布赫、大嫂珠兰琪琪格早已被内蒙古歌舞团隔离，无法见面，直到1973年过年后才得以相见
乌兰夫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政治阅历的领导人，用了一句简单的“健康比赛”，及时地提醒和帮助了许多老干部度过那段颠倒黑白的艰难岁月，事实证明了兰夫的确有先见之明。然而，乌兰夫没想到的是儿子乌可力正是因为这件事被人揭发，说他是传达乌兰夫的黑指示。
乌可力回到沈阳，一下火车就被逮捕了，受到父亲牵连，他和妻子都成了专政对象。被挂上大牌子站在卡车上游街，在长达4年8个月的监狱和劳动改造期间，乌可力两次被带到了刑场，观看处决反革命分子。当从监狱出来时，他饿的连走路都需要扶着墙在那段最艰苦的岁月里，乌可力在劳动改造期间，竟然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全身心投入到他为之执着奋斗的科研工作。把自己当年研制的高温隔热涂料进行重新调配，提高改进，进而服务民用。经过上百次试验，1974年最终成功地研究出高温无机防火涂料。当时，这个高温无机防火涂料填补了两项国内空白，它可以应用于民用防火的各个方面和各种物资的运输、储藏、大型建筑等方方面面。这项专利，乌可力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并在全国推广。
1977年5月，在沈阳工作了15年后，乌可力调入北京第八机械工业部参与战术武器导弹的规划和预研工作。历任处长、高级工程师。1978年，早已调入八机部工作的乌可力才接到沈阳市公安局给他的平反通知，对他挨批斗、坐监狱之事赔偿、道歉。
中国航天事业的奉献者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制定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并表彰知识界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奖励优秀科研成果。乌可力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并被全国科学大会授予了奖状。这个奖是要表彰科研人员对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要是现在，国家定会给予重大物质奖励，但是当年国家有困难，所以只有精神鼓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因为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所以在1979年，乌可力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和“五一”奖章获得者。可力和他的母亲云亭，成为不同时期的劳动模范，这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在这次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有一个令他难忘、也非常有趣的细节，他们五人一组上台领奖，乌可力当时穿着蒙古袍，台下伴着乐曲响起有节奏的掌声，前面的一个老教授因为激动走路时竟然是顺拐，后面的人竟然也都不自觉地顺拐起来。每当提起这件事儿，乌可力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在台上授奖的有邓小平、父亲乌兰夫、倪志福、陈永贵等中央领导人。父子俩已经有十多年没见面了，乌兰夫突然看见了他就问“你来干什么?”乌可力说:“我来领奖呀!”乌兰夫跟身边的邓小平说:“这是我家老二。”邓小平说:“我知道，我认识他。”给乌可力授奖的是陈永贵，陈永贵对乌可力说:“你父亲还没留胡子，你怎么留胡子呀?有意思!”因为后面还有人要领奖，乌可力也不好多说，就敬个礼下去了。
1982年，乌可力调入航天部工作，参与战略武器和各类卫星规划和预先研究工作。历任教授研究员预研局副局长，从火箭到导弹，再到发射卫星服务。乌可力从事的领域越来越宽广，成就也越来越大。尤其是为中国卫星发射服务走向国际市场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1985年，乌可力就任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常务副总裁，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是航天工业部对外的窗口企业。中国的运载火箭和卫星全部由航天部设计研发而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是承揽运载火箭发射服务及卫星业务的唯一机构。此前，乌可力同陈寿椿联名写信给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提出:“利用长征3号火箭搞商业发射，把中国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市场，我们认为完全可能。”宋健激动地批复:“我完全同意这个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航天部最大的举措就是让中国的航天技术走向了世界，因为这支百万大军全部靠国家的财力支撑，对国家来说压力很大。所以只有一条路，打出去，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在赚钱的基础上提高自己的实力和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1984年，为向国外提供卫星和运载火箭发射服务，航天工业部由乌可力等10人组成国际市场开拓小组，进行早期市场调查和组织工作，简称“航天开发10人小组”。乌可力由航天部副部长李绪愕授命组建“航天开发10人小组”。乌可力任组长陈寿椿任副组长，其他人选由乌可力定夺，直接由部里领导，小组有部机关局、一院、五院和长城总公司等单位。
乌可力的足迹遍及亚洲、欧洲、美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飞行时间长达7000多个小时，总飞行里程90多万公里。那时候坐飞机坐得都分不清白天黑夜，不停地转机、不停地倒时差，又疲惫又操心。有一次，他从巴黎飞到巴西，由于在飞机上时间太长，实在无事就喝了两瓶威士忌，空姐开玩笑说:“先生您坐飞机没吃亏呀。”
在几个大国垄断的航天市场里分得一杯羹，可就不是像喝酒那么容易了。1985年6月，国际航天航空展览在法国巴黎举行，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也是中国第一次将自己的火箭卫星等送到国际航展会上，而当时中国商业发射代表团的团长正是乌可力，他站在扬的国旗下，内心似乎有一股奔的热流在涌动。700年前，先祖成吉思汗曾率领铁骑横跨欧亚大陆，用武力将中国古代火箭传入欧洲。70年后，他这个成吉思汗的子孙，却在鲜花与笑脸中将中国现代的火箭带出了国门，让欧洲人再一次目睹中国火箭的风采。
开幕式结后的第二天，乌可力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来自世界各国200多名记者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当他大胆宣布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准备投入国际商业市场时，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发布会开了有3个多小时，乌可力共回答了记者100多次的提问。第二天傍晚，乌可力和王兴王若飞之子走进一家法籍华人开的饭馆吃饭，二人刚一落座，老板和服务生遍围过来指着乌可力问:“您就是乌先生吧?”乌可力有些莫名其妙，问道:“是啊，你怎么知道?”老板说:“现在你的照片都印在报纸上了，你们来巴黎宣传中国的火箭，我们都太高兴啦，过去，不仅外国人不知道我们有火箭，我们这些中国人也不知道中国有火箭，今天这顿饭算我请了!”说完，老板亲手做了几个菜，还拿出两瓶茅台酒，请他们喝了一顿。中国参加航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外国朋友看了中国展品后说:“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国有原子弹、氢弹，没想到中国还有长征系列火箭，而且还有像“长征3号这样世界一流的火箭!”可以这样说，巴黎航展拉开了中国空间技术走向世界的序幕。
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1986年4月18日，美国“大力神一340”火箭升空几秒后爆炸:1986年5月3日，美国“德尔塔”火箭升空91秒后被迫让地面指令炸毁:1986年5月31日，法国“阿里安”火箭又遭爆炸。美国连续三次失败，法国连续两次失败，苏联未打入国际市场，这对中国来说实在是机会难得。
1986年4月，以乌可力为团长的中国商业发射代表团一行人前往美国进行有关卫星发射的商业接触。当时，有的公司刚开始同中国专家打交道时，态度极为傲慢，根本看不起中国，还绘制了一幅漫画讥讽中国的火箭。在漫画里，中国长征三号火箭被画成几个啤酒瓶子支撑着一个啤酒瓶子，下面有根引线，一个孩子在旁边正在点燃引线，就像放炮仗一样。
中国代表团半个月的访美“游说”尝尽了辛酸苦辣，但仍可说是出师有利，战绩辉煌，先后与十几家宇航公司进行了接触，进行了24场长征二号捆绑火箭M2E及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宣讲，并与美国特雷公司、斯公司、西联公司、泛美空间公司、联邦快递公司签订了发射卫星的订座协议和代理协议。特别是与西联公司签订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西联6S卫星亚星一号的前身意向书，LM-2E运载火箭设计方案得到美国潜在用户和合作伙伴的热烈反响
1986年，中国的卫星发射代表团前往加拿大，同某卫星公司进行发射拟谈判。当对方知道他们入住的酒店时，一度把他们当成了骗子。因为当时国家还是很穷的，出国规定，每人每天费用只有40美元，这不可能住在四五星级酒店，代表团只能住进汽车旅馆 MOTEL这样的地方，由此引出的误会也是让乌可力他们笑不出来的。
空间技术、火箭发射是一个极为复杂、极为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技术无法计数，比如我国当时的长征三号火的研制，就得到了全国750个单位的支持，光科研协作单位就有1545个，你就可以想象其复杂程度。当年我国虽然在某几个方面也是数一数二的，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火箭技术较之美苏等国，还是落后的。我们的材料一直不过关，发动机推力也上不去。
1988年11月1日，长城总公司副总裁乌可力同体斯公司副总裁道夫曼在美国洛杉签订了长征二号捆绑式发射两颗奥赛特 -BAUSSAT卫星合同。合同规定，在澳星正式发射前需进行二号捆绑式火箭成功飞行试验。1990年7月16日，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把澳星B的模拟星和巴基斯坦的搭载卫星BDA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1992年8月14日，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发射澳星B圆满成功。1994年8月28日，发射澳星圆满成功。
1988年11月，在美国休斯公司门前，中、美、澳三方澳星项目代表谈判后合影。前排左二为长征二号捆绑火箭总设计师王德臣，左三休斯公司副总裁，左四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左五长城总公司副总裁乌可力，左六澳星公司首席代表、左七航天部一院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副总指挥于龙淮，第二排左三休斯公司火箭顾问Ted Smith，左四长城公司副总裁陈寿椿，第三排左二澳星公司首席代表
当时，体斯公司聘请的火箭顾问 Ted Smi th泰德·史密斯在中国调研时，不相信中国能在18个月内研制出长征二号捆火箭，却说:“你们中国人是抽了鸦片，进入梦幻，什麽都敢讲，我们美国都做不到。”所以在合同里写上了一条，“如果在1990年6月30号前澳星”第一发火箭不能立在发射台上，休斯公司有权撤销合同并罚款100万美元。”当我们的火箭总指挥王永志院长提前一天于6月29日把火箭立在发射台上时， Ted Smith顾问在发射现场对在场的中外所有人说:“我过去说过不相信你们中国人能力的话，我向你们道歉并通过你们向所有中国人民道歉。”
经过几年努力，中国火箭终于在1990年4月7日，成功地将“亚星”送入太空，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的实力，之后又是“澳星”发射成功。乌可力的团队从1985年至1995年共发射了5颗卫星，负责此事的人物在法国被尊为“民族英雄”。中国火箭走向国际用了5年时间，一颗也没有免费发射。而以乌可力为首的团队正是中国火箭发射服务走向世界的开拓者，他们是有功之臣。因此1992年获航天部授予的“航天大奖”，同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乌可力从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顾问的任上光荣离休。1996年，乌可力又出任了九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乌可力先生一直致力于推动国内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及全国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关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传承进步，关注内蒙古大学的建设发展。80年代内蒙古大学设立的第一个奖学金“光华奖学金”就是乌可力先生从台湾引进的，内蒙古大学成为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之后国内第三所设立奖学金的大学。后期光华奖学金在北京设立了光华基金总部，在乌可力先生担任光华基金总干事期间，为国内早期基金会运作及奖学金的管理使用等做出了突出贡献。所设立的“光华奖学金”遍及全国重点院校。如今，可力和老伴朱湘梅在北京安度晚年。离休后的乌可力长期坚持体育锻炼，身体依然硬朗强健。使他有更多的精力关心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在有生之年为内蒙古多做贡献。内蒙古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就是他的父亲乌兰夫，而乌可力现在是内蒙古大学终生顾问。为激励内蒙古大学教学科研工作中业绩突出的优秀青年教师和精于学业勇于创新的学生，乌可力于2015年在内蒙古大学设立了乌可力奖学金，2018年10月在赤峰蒙古族中学设立了乌可力教育基金会，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和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作为科研工作者，乌可力常常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培养一批精英和人才，如果没有，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摘自/中国《侨人物传记》，文/乌兰辽娜
来源：中国阴山作家宣传平台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