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洗手间最后一个隔间里摆满了生活用品，褪色的工装外套挂在墙上，坑位上只有一个纸板盖住。

前段时间，一段拍摄于某卫生间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发震动——

洗手间最后一个隔间里摆满了生活用品，褪色的工装外套挂在墙上，坑位上只有一个纸板盖住。

我们上卫生间的地方，却是她们吃饭、休息的地方。

评论区里，有人想起自己的母亲：“她总说工作环境很好，可视频通话时永远只露出上半身，从不敢让我看身后”；

有人恍然大悟：“难怪厕所最后一个隔间总是锁着，我们抱怨被占用，却从没想过这是她们的休息室。”

更多人开始追问：“为何人们享受着卫生间的干净，而打扫它的人连个干净的、小小的休息室都不配拥有?”

01

城市缝隙里的“隐形人”

这些被折叠在都市缝隙里的生存图景，在互联网的聚光灯下显影。

负4层的地下车库，闷热、不透气，要和20多名同事挤在约20平方米的空间。

这是广州52层摩天大楼的保洁员李洁的休息室。

因条件实在不堪，她带着铺盖寻遍多个角落。

消防通道不太适合，因为被物业公司或其他人发现，要扣50元；

写字楼里空闲的两间办公室转角的过道，能铺报纸睡觉，但同样不适合，被发现会受到驱赶甚至罚款；

水井房是李洁的最终选择，尽管那里闷热、潮湿，几乎没有装修，但是至少，这里没什么人看见。

只不过，这样一间屋子，最终也被收走了。

图源：公众号@央视新闻

北京一个写字楼的保洁员，只能躲在布满管道的杂物间休息，每当抽水马桶轰鸣，耳塞也挡不住震耳欲聋的噪音。

长沙的某个商场里，保洁员重复着拖地、倒垃圾、擦马桶、洗抹布等步骤，到了午饭时间，连个坐处都没有，因为不能进入食堂，他们只能到地下停车场用餐。

“商场的椅子是给客人坐的，我们不能坐，厕所里的也不行。”

许多保洁员已经探索出了一套生存逻辑——越是被打扫干净的光鲜的地方，他们越要“隐形”。

当然，休息也不例外。

因为这是他们的岗位要求，不遵守工作规范的人员，就会面临裁撤。

去年，呼和浩特白塔机场的一名保洁人员因为没有专门休息室，因此使用了机场母婴室吃午饭，一位想要用母婴室喂奶的母亲将视频传上了网络，随后物业公司辞退了这名保洁人员。

某保洁公司为员工购置折叠床时，物业领导的第一反应是“不雅观”，勒令将所有私人物品塞进垃圾间。

休息空间，只是保洁人员所面临的表面困境，背后是他们只能见缝插针的休息时长，是他们难以想象的高强度劳动。

他们工作非常繁多，在北京某学校当保洁的何芳，仅她一个人就需要负责4层教学楼，要打扫近40间教室、16个洗手间以及教学楼附近的绿化区域和道路。

而某大学的一个保洁阿姨， 5点半就需要上班打卡， 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14个半小时，不停地工作，一天弯腰上千次。

北京太古里保洁员的招聘启事

此外，很多岗位对卫生要求格外严苛，某个商场里，保洁员虽然只需要负责一个卫生间，但主管会不定时前来巡逻，如果有不干净的地方，保洁员就要被投诉。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学生李天调研发现，保洁员并不像学生一样，上45分钟课就有10分钟休息时间，而是有活儿就得做。

每当一个客人用完洗手间，保洁员就要去打扫，反反复复，一整天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当他们被问到与休息有关的话题时，就会立刻脱口而出：“休息？我不休息的！”

保洁往往被视为一种底层劳动，这项工作招聘的人员似乎都是“被就业市场抛弃“的人，他们年龄大、学历低、也不计较，因此，这项工作的强度越来越大，但收获的报酬却零星无几。

图源：小红书@小壮

过度劳动已普遍存在，更不用说劳动权益的保障。

休息权是宪法赋予每一位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符合安全卫生要求的劳动条件。

但在实际执行中，保洁服务常被外包，湖南某写字楼保洁经理坦言：“第三方公司承包能拿到的费用更低，又如何考虑保洁员的休息室呢？”

而一些普通劳动者，尤其是那些在苦脏累岗位上的劳动者，也和保洁员一样，缺乏友善的工作环境和休息环境。

他们可能多为外包公司的员工，劳动者权益保障就很容易被架空；

他们多为临时聘用，流动性大，而“休息空间”的界定标准或许模糊不清，也让很多公司变得不重视。

而这些劳动者们话语权弱，即使权益受损，也往往无力发声争取。

所以，他们，连同他们的休息权益、劳动保障、职业尊严也无声无息地“隐形”了。

湖南地铁的保洁员向记者提出诉求，

却只是希望工作时间能短一些。

02

被折叠的尊严

社会学家埃亚勒在著作《脏活》中写道：

“现代社会将某些群体默认为可牺牲阶层，让他们承担维持生存所必需的肮脏工作，却拒绝给予相匹配的尊严。”

而这些劳动者只能承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力。

武汉某家医院的保洁员，甚至需要仔细计算护士换班的时间才能坐下休息；湖南某地铁的保洁员，工作十二个小时需要打卡24次，漏签一次都要被罚款……这些细节暴露出一个残酷现实：

劳动者的尊严边界越来越模糊，他们的职业认同越降越低，雇主默认他们无需休息空间，社会也同样默认他们可以忍受尊严的磨损。

在集体失语的境况下，这群在城市缝隙中谋生的群体，陷入了某种“负向的循环”。

这样的困境不仅存在于保洁群体——

“身上这么脏，怎么坐？”

图源：小红书@焦糖舒芙蕾蕾

泥瓦工齐建军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走入地铁，却因为身上太脏而陷入了坐与不坐的两难——坐，弄脏了地铁座位，身边的乘客会嫌弃；不坐，自己劳累一天，疲惫不堪。

齐建军思来想去，找了地铁的一个角落，席地而坐。

据数据显示，82% 的农民工下班后直接乘坐公共交通，其中65%的他们都曾因 “衣着脏”被指责或嫌弃。

更严峻的是，蹲坐地面存在安全隐患 —— 深圳地铁 2024 年统计，因乘客蹲坐导致的车门夹伤事故中，近一半发生在农民工身上。

或许，忍受旁人的“不舒服“的目光，比寻求解决办法更容易一些。

很多农民工也很无奈，自己不是不想干净，而是没地方清洗。几乎没有工地会给他们配备淋浴间，更多的农民工甚至还需要下班后找公共厕所擦身。

农民工、保洁员、垃圾清理员、厂工……他们用时间与汗水换取生计，却没有获得本应拥有尊严与理解。

劳动者能否得到普遍尊重，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

城市忙着车水马龙，社会不间断地快速运转，在效率优先的法则下，缝隙里的“隐形人”，自然就被遗漏了。

随着网络上越来越多“为保洁员建休息室”的声援，很多单位、企业开始响应，并为劳动者提供休息室。

但这些改善其中，也未能触达像保洁员这样的劳动者的真正需求。

比如上海某个大学，在接到同学们支持开设保洁休息室的建议后，不到半个月，就立刻安排好了。

但这间休息室并未受到劳动者的欢迎，他们仍然更愿意待在楼梯角落或隔间里。

有同学发现，或许是因为休息室的名字——

“我们不会说保安室是给保安的‘爱心暖屋’，也不会说宿管小屋是给宿管阿姨的‘爱心暖屋’。”

“就叫保洁休息室就好了，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东西。一个正常的职业就需要一个这样的休息空间，这是一个劳动者基本的权利。”

问题的根源在于，将权益当成“馈赠”，这不仅让这些劳动者们难堪，也会对他们的尊严造成磨损。

这样“馈赠式”的补偿，又怎能弥补城市空间以及社会对这些边缘的劳动者们的忽视呢？

03

看见，再看见；改变，再改变

从今年妇女节一直到现在，这场以“保洁阿姨”为主角的声援，持续了近3个月。

年轻一代人，成为了这场声援的主力军，他们有的是高校学生，有的是新晋上班族。

一张张照片、一次次发帖，最终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关注，成为多次央视新闻专题报道。

在医院工作的网友@小坨背不驼为保洁员发声

事实上，这样的“看见”其实很早就开始了。

几年前，张小满在《我的母亲做保洁》中便揭开过保洁群体的生存困境；

保洁员王瑛写的《清洁女工笔记》里，听得到她们为自己权益而斗争的声音。

一直到今天，互联网上许许多多的博主、网民都开始关注身边那些劳动者。

一次又一次的看见，促成了这些改变——

武汉地铁给站内保洁工作人员配备了单独的休息室，里面还陈设了日常的储物柜、桌椅、洗刷台一应俱全，比起“爱心暖屋”，这里没有多好，但却更有隐私和尊严。

图源：小红书@离李理

评论区里有人写下：“原来只需要一扇门，就能让尊严落地生根。”

更多的改变正在发生——

杭州的262座城管驿站，为环卫、市政等城管职工和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一线户外工作者提供休息空间、热水、和防暑用品，惠及人数超200万人次。

上海工会建设改善1050间工间休息室，让货车司机、工地施工人员、菜市场巡场人员等劳动者都有了就近休息的场所。

深圳某互联网大厂为保洁员单独开设了储物间，湖南、贵州等城市将环卫职工休息室写进了工作条例中……

这些星火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解决了很多问题，更在于在每个人心中都树立起一种理念——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今天，当00后们举起手机记录厕所隔间里的保温饭盒，他们接过的不仅是维权的话筒，更是一支文明的火炬。正如约翰·多恩在四百年前写下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消损。”

那些被折叠在缝隙里的身影，可能是别人的母亲，也可能是未来的自己。

图源：来自网络

当我们开始对保洁员说一声“辛苦”，当地铁上的乘客主动收拾座椅上的垃圾，这些瞬间都在重构社会的肌理。

我们终将理解：所谓文明，不是大理石地砖映出的浮华倒影，而是让社会中的每一个劳动者，都能找到安心落座的地方。

参考资料：

1.vista氢商业：“坐在马桶上午睡，吃饭挨着拖把”，为什么保洁阿姨没有休息室？

2.澎湃人物：坐地铁的工人：泥尘满身，何以安坐？

3.中国青年网：给保洁员找个地方休息，难吗？

4.南方人物周刊：保洁员缺的，不只是休息室

来源：新东方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