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就没有那么幸运，他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年轻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在“文革”中被斥为“历史反革命”，受到无穷尽的折磨。钱骥在1965年曾经主持提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的报告，此时也被打入“牛棚”，罪名是“特务”！

作者：叶永烈

“武力保护”钱学森

由于钱学森是著名科学家，而且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文革”中造反派们对钱学森多少还有点顾忌，不敢冲击钱学森。

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就没有那么幸运，他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年轻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在“文革”中被斥为“历史反革命”，受到无穷尽的折磨。钱骥在1965年曾经主持提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的报告，此时也被打入“牛棚”，罪名是“特务”！

赵九章留学德国的时候，就结识乔冠华。在他受到造反派的日夜拷问时，想起打电话给乔冠华求救，因为当时乔冠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跟周恩来总理过往密切，会把他的苦难处境向周恩来反映。无奈他被抄家的时候，通讯录被抄走，他找不到乔冠华的电话号码。

据目击者称，赵九章遭到造反派的残酷批斗，头上被戴上“反革命”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特务”的铁牌子，每天被押着四处游行。

1968年10月11日凌晨二时，赵九章服用过量安眠药，离开了人世。中国研制人造地球卫星工作失去了一位挂帅的著名科学家。周恩来总理得知赵九章自杀的噩耗，热泪盈眶。

其实，就在十多天前，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请柬在国庆节的前三天已经发到了中国科学院，邀请赵九章出席国庆观礼。但是造反派扣压了这封请柬。倘若赵九章收到这封请柬，也许不会走上绝路。

钱学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点名保护。不然，钱学森光是曾经担任“美军上校”，在“文革”中就够他呛！

1966年国庆节，周恩来亲自安排60名科学家代表上天安门观礼，其中就有钱学森。翌日，这60名科学家的名单见报，这是对钱学森等科学家的一种特殊保护。

在1969年8月9日，周恩来甚至说要“武力保护”钱学森！

那是当天下午1时至4时45分，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时，批准应保护的几百人名单，并提出必要时“可以用武力保护”。

周恩来在会上宣布：“部里由钱学森同志挂帅，杨国宇同志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国宇）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学森）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

周恩来对杨国宇说：“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当然不一定都要专门派卫兵，主要是从政治空气上保护他们，不许别人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

由于钱学森受到保护，在“文革”中曾经多次参加外事活动，他的名字见诸于《人民日报》——这在“文革”中是十分重要的。

据1971年8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8月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会见并宴请了杨振宁博士，“参加会见的有郭沫若、傅作义、吴有训、竺可桢、刘西尧、丁江、钱学森、朱光亚、周培源、华罗庚、王竹溪、张文裕、王承书、邓稼先、黄昆、黄宛、钱伟长以及杜聿明夫妇和杨振宁博士的弟妹等”。

据1973年10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10月4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吴有训会见并宴请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家莱纳斯·波林（引者注：又译为鲍林）教授和夫人，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参加会见和宴请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科学工作者有周培源、钱学森、王立芬、王蒂溦、柳大纲、冯因复、唐有琪等”。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保护，钱学森在“文革”中仍继续从事“两弹一星”工作。后来，钱学森在《周总理让我搞导弹》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军管的。军管会每星期都要向总理汇报一次。总理下了一个命令，要搞一个科学家的名单。名单送上去后，总理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杨国宇知道这件事，他是军管会的副主任，主管科技的，和我们接触很多，他说起这些事来，生动极了。

虑事如水银泻地的周恩来总理，不仅对钱学森关心备至，而且还亲自过问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追悼会。

钱均夫在1969年8月23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7岁。

周恩来总理得知后，于8月30日指示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丁江：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先生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骨灰存于八宝山。请你同文史馆同志研究一下，可否由文史馆为钱开一小型告别会，由党外民主人士，如章士钊馆长主持，党外约若干位民主人士，党内亦可约国防工业方面如粟裕、李如洪、陈华堂、张翼翔、王秉璋、罗舜初、杨国宇等同志参加。如可行，再与钱学森同志酌商。当日，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丁江关于为钱均夫举行告别会安排的报告。

1969年9月2日，中央文史研究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钱均夫举行了小型的告别会。

钱均夫老先生在上海愚园路岐山村住所

钱均夫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教育和文史事业。钱均夫著有《伦理学》、《逻辑学》、《地学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史》等。

值得提到的是，由于“文革”，从1966年起中央文史研究馆就不发工资了。所以，钱均夫老先生在去世前三年未领到一分钱工资。到了1978年落实政策时，中央文史研究馆给钱均夫补发了3000多元的工资。然而，钱老先生已经过世，钱学森作为钱均夫唯一的儿子，中央文史研究馆就把这笔钱给了钱学森。钱学森说，父亲已经过世，他不能收这笔钱。中央文史研究馆说，这是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你应当收。钱学森最后把这笔钱交了党费。

钱均夫三年的工资为3000多元人民币，由此可以推算出他每月的工资大约100元人民币，这在当年应当是不错的了，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两倍。周恩来亲自安排钱均夫（当时已经74岁）进入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使钱均夫从1956年至1966年（虽说1966年之后因“文革”被停发工资）这10年中有了稳定的收入，虽说钱学森对父亲的照顾很周到，但是钱均夫自己有了工资收入，而且又有了公费医疗，毕竟使他的晚年生活更加无忧无虑。

中国卫星终于飞上太空

孙家栋确实如钱学森所说的“敢干事，会干事”，在他担任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之后，仔细研究了当时的“卫星形势”：苏联在1957年、美国在1958年发射了各自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摘取了金牌和银牌。法国也在1965年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摘取了铜牌。日本则在1966年成为第四名。毛泽东主席虽然早在1958年就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无奈中国的政治运动不断，冲击着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再不抓紧，中国恐怕连第五名都挨不上。

孙家栋大胆地提出，简化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要那么多的探测仪器，先放一颗“政治卫星”，把那个鸭蛋打破。这样，可以大大加快中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进度。

当时对这颗“政治卫星”的设想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

所谓“上得去”，就是发射成功。所谓“抓得住”，就是准确入轨。对于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来说，“上得去、抓得住”是最起码的要求。

所谓“看得见”，是指在地球上用肉眼看得见。

所谓“听得到”，是指从卫星上发射讯号，在地球上可以用收音机听得到。

“看得见”不大好办，因为当时设计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直径只有一米，何况表面也不够亮，在地球上很难用肉眼看得见。如果加大卫星，超过了运载火箭的承载力，又不行。

孙家栋想出妙计，把脑筋动到三级火箭上面：当卫星进入太空之后，卫星在前面飞，三级火箭在后面飞，这个三级火箭比卫星大得多，只是表面灰暗，不反光。

孙家栋设法在三级火箭外面套上一个球形的气套。进入太空之后，卫星弹出去了，这个气套也通过充气，成了直径3米的大气球。他又想出办法，把气套表面镀上银白色的金属，变成了银光程亮的大气球，在地球上用肉眼就能看得见。

至于“听得到”，孙家栋回忆说：“那个时候老百姓只有收音机，这个频率短波听不见。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

但是听什么呢？光听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是什么。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就碰出个火花：放《东方红》乐曲，都说可以。向钱学森汇报，钱学森也支持。

但这是个大事情，钱学森又叫人写了一个报告，给了聂荣臻元帅。聂帅也同意了，报给中央，中央最后批了。

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大家热情很高，但中央批了以后，就等于说是中央下了这个任务，那就得把这个事办好。这一来就感觉压力大了。第一次搞这种仪器，如果上天以后又变调了，这在当时‘文革’期间是绝对不可以的，那压力可真大。后来做得很好，搞设备的同志可是立了功了。”

令孙家栋左右为难的是，当时参加研制人造卫星的单位，送来许许多多毛泽东像章，说是要把毛泽东像章送上太空，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这许许多多毛泽东像章都是金属的，增加了人造卫星的重量，这怎么行呢？

1969年10月，卫星初样完成，钱学森带着孙家栋等人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孙家栋提出了毛泽东像章问题。

周恩来不愧为一个充满政治智慧而讲话又滴水不漏的人。他并没有正面回答放还是不放毛泽东像章，而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然无限热爱、崇拜毛主席。你看看人民大会堂——政治上这么重要的地方，有的大厅挂了主席的像，有的会议室挂了主席写的字。但是挂在什么地方，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必须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来考虑什么地方合适挂，什么地方不合适挂，你看咱们这个会议室就没有挂。你们回去也要好好考虑一下……”

孙家栋会心地一笑。那一大堆毛泽东像章，就凭周恩来的这几句话，没有装进卫星。

在发射卫星之前，必须对运载火箭“长征-1号”进行试验。

1969年11月16日下午6时，首枚用“长征-1号”火箭推进的中远程导弹准时点火起飞，飞行到18秒时，突然间发生故障，不知去向！

本来，只要弹头一进入落区上空，落区的观测人员凭肉眼也能立即发现目标。在弹头着地后几分钟，就能把落点位置找出来。然而，这一回过了40多分钟了，没有一个观测人员发现目标！

当时最大的担心是导弹飞出国境，落到苏联领土上。中苏关系正处于最紧张的时刻，发生这样的事件将给中国带来极大的麻烦。周恩来总理接连三次从北京打来电话，询问火箭到底落到什么地方了？

于是，空军出动飞机进行搜索。在第三天，终于在新疆某地发现了火箭残骸。经过调查，查明火箭飞行失败是由于一个程序配电器发生了故障，导致二级火箭未能点火而自毁坠落。

经过两个多月的检查、研究、改进，1970年1月30日，作为卫星运载火箭的“长征-1号”火箭终于试射成功。

1970年3月21日，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完成总装任务。

1970年4月1日，载着两颗“东方红-1号”卫星（其中一颗备用）和一枚“长征-1号”运载火箭的专列，秘密运抵酒泉卫星发射场。

1970年4月2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卫星和运载火箭情况的专门汇报。他指出：“这是我们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意义很大。不仅要把卫星送入轨道，还要对我国卫星飞经各国首都上空的时间，如乌干达、赞比亚、也门、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等国家作好预报，鼓舞第三世界人民。”

1970年4月14日晚7时，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从酒泉发射基地专程赴京的钱学森等人的汇报。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进入倒计时。1970年4月20日，周恩来再次打电话给酒泉发射基地，强调“绝不能带任何一个疑点上天”。

1970年4月24日20时整，“东方红-1号”卫星的发射进入发射前的“一小时准备”。在对卫星和运载火箭进行最后检查时，发现严重问题：“东方红-1号”应答机对地面触发信号失去反应！

酒泉发射基地当即向中央专委报告，建议推迟发射。

在21时，终于查明故障是地面触发信号源性能下降，功率太低，造成触发不良。紧急排除故障。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1号”火箭终于点火。

1970年4月25日18点，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宣布：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东方红-1号”卫星真的可以用肉眼“看得到”（虽然看到的是充气的三级火箭，而当时并没有点穿这一点），而且可以“听得到”东方红乐曲，达到了“政治卫星”的宣传效果。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在进行检测

这时，距离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句话，已经过去12个年头。“东方红1号”卫星达到了毛泽东所说的“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抛”的要求：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83.6千克，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8.22千克，法国为38千克，日本为9.4千克，而中国的“东方红-1号”重达173千克。

“东方红-1号”的发射成功，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添上那颗宝贵的“星”。

遗憾的是，曾经为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出了大力的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先生没有看到“东方红-1号”遨游太空。而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钱骥则是在“牛棚”里谛听从宇宙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

197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戚发轫等参加第一颗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

1970年6月12日，钱学森调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担任副主任。

《人民日报》套红报道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1971年3月3日，“长征-1号”火箭把“实践-1号”科学探测试验卫星成功送上太空。这颗卫星的外形与“东方红-1号”卫星相似，为72面球形多面体，总质量223千克。

这是一颗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卫星，主要任务是试验太阳能电源系统、遥测设备、温度控制系统及无线电线路在空间环境下的长期工作性能，测量高空磁场、X射线、宇宙射线等空间环境数据。“实践-1号”在太空运行8年，大大超过了它的设计寿命，直到1979年6月11日才坠落陨毁。

从此，中国一颗又一颗功能各异的人造地球卫星飞上太空，为发展中国的国民经济和加强国防力量，作出巨大的贡献。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