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保罗·霍尔巴赫（Paul-Henri Thiry, Baron d'Holbach）以其激进的唯物主义和对宗教与专制政府的批判而闻名。他在《自然政治论》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国家稳定不是政府高度贤明的标志”，这一观点颠覆了人们对政治稳定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保罗·霍尔巴赫（Paul-Henri Thiry, Baron d'Holbach）以其激进的唯物主义和对宗教与专制政府的批判而闻名。他在《自然政治论》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国家稳定不是政府高度贤明的标志”，这一观点颠覆了人们对政治稳定与政府贤明的传统认知。

霍尔巴赫的这段论述指出，政府的长久存续并不等同于其有益性或贤明性，亚洲某些专制国家虽维持了千年的“稳定”，却建立在对人民的压迫和无知之上，例如印度、日本和奥斯曼帝国等。

那么，稳定为什么不能意味着进步？政府贤明的标志究竟是什么？

霍尔巴赫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深受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他的哲学体系强调自然规律、理性思考和人类福祉，反对一切形式的迷信、宗教压迫和政治专制。在《自然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等著作中，他主张社会秩序应以理性为基础，而非依赖传统、权威或神权。

在霍尔巴赫看来，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促进人民的幸福与自由，而非仅仅维持秩序或稳定。他批判那些以“安定”为名，实则压迫人民的专制政权，认为这种“安定”不过是奴役的延续。他的这段话直指亚洲某些专制国家，指出它们在“无理性的专制压迫”下维持了表面上的稳定，但这种稳定并非基于人民的福祉，而是源于无知、迷信和麻木不仁。这种观点反映了他对政治合法性的深刻思考：一个政府的价值不应以其存续时间长短来衡量，而应以其是否促进了人民的理性、自由和幸福来判断。

霍尔巴赫指出，某些国家“几千年来一直在无理性的专制压迫下呻吟”，尽管“政权频繁易手”，但专制制度却始终如一。这种现象表明，稳定并不必然意味着进步。表面上的稳定可能是压迫的结果，而非社会发展的体现。例如，古代中国的封建王朝虽然在某些时期维持了长期的统治，但这种稳定往往依赖于严苛的等级制度、思想控制和对异见的压制，清朝所谓“康乾盛世”时期，持续了一百多年的稳定就是如此。霍尔巴赫认为，这种“安定”实际上是人民在无知和迷信中对压迫的“习以为常”，而不是政府治理能力的体现。稳定若以牺牲自由和理性为代价，实际上是对社会进步的阻碍。

进步的衡量标准应超越表面的社会秩序，而应关注人民的生活质量、思想自由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霍尔巴赫的启蒙思想强调，理性和知识是社会进步的基石。一个真正进步的社会，应当鼓励个体思考、质疑权威，并通过公共参与推动社会改良。而专制制度下的“稳定”，往往通过压制理性、强化迷信来实现，这与进步的本质背道而驰。

例如，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正是在思想解放和科学进步的推动下，逐渐摆脱了封建压迫，迎来了现代化的曙光。相比之下，霍尔巴赫提到的亚洲专制国家，尽管在某些时期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却因缺乏思想自由和制度创新而停滞不前。这种对比凸显了稳定与进步之间的本质差异。

霍尔巴赫认为，一个贤明的政府应当以人民的幸福和自由为目标，而非仅仅追求统治的稳固。他批判那些依靠“无知和懒惰”以及“迷信”来维持统治的政府，认为这种统治方式不仅无益于人民，反而是对人性的背叛。在他看来，贤明政府的标志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霍尔巴赫的论述揭示了贤明与稳定之间的张力。一个表面稳定的政府可能通过高压手段压制异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贤明。相反，一个致力于自由和理性的政府可能在短期内面临动荡，因为思想解放和制度改革往往伴随着冲突。例如，法国大革命虽然带来了短期的混乱，但其推动的自由和平等理念为现代民主奠定了基础。

在现代语境中，这一问题同样值得深思。一些民主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可能面临社会分歧和动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政府不贤明。相反，那些通过压制异见来维持“稳定”的政权，可能在长期内因缺乏活力和适应性而走向衰落。

霍尔巴赫的观点——“国家安定不是政府高度贤明的标志”——深刻揭示了稳定与贤明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个政府的存续时间或表面秩序并不能证明其优越性，真正的贤明在于它是否促进了人民的理性、自由和幸福。他的批判不仅针对18世纪的专制政权，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反思政府合法性和社会进步的框架。

稳定并不必然意味着进步。一个依赖压迫、无知和迷信的“稳定”社会，可能在表面平静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危机。而贤明的政府应当以人民的福祉为导向，通过促进教育、保障自由和鼓励参与来推动社会的长期发展。

来源：读书广记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