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了中国。1860 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腐朽的清政府在列强的武力威逼下节节败退，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被增开为通商口岸 。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借此照会直隶总督恒福，强令划出英租界。就这样，天津

天津，这座有着独特历史韵味的城市，在近代史上，其租界的存在是一段无法忽视的沉重过往。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了中国。1860 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腐朽的清政府在列强的武力威逼下节节败退，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被增开为通商口岸 。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借此照会直隶总督恒福，强令划出英租界。就这样，天津英租界于 1860 年 12 月 17 日开辟，初始面积约 460 亩，位置选定在海河西岸的紫竹林村一带。

紫竹林村虽处于河滩低洼处，土地不算肥沃，却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海河作为天津重要的水运通道，河面宽阔、水流相对稳定，为船只停靠和货物装卸提供了便利，英国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以便开展贸易活动，将中国的资源和商品运往海外，同时输入英国的工业制成品。而且，紫竹林村靠近天津城，却又保持了一定距离，既能接触到天津城的商业资源和人口，又能与清政府管理机构保持适当缓冲，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着极大便利性 。此外，其周边地势开阔，便于进行城市建设和规划，满足英国人建设租界、设立领事馆、洋行、码头等设施的需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的野心愈发膨胀，英租界不断扩张。1897 年 3 月 31 日，英租界以 “洋行日多，侨民日众，租界不敷应用” 为由，向西扩展到墙子河，扩充界达 1630 亩 。1902 年 10 月 23 日，面积 131 亩的天津美租界并入，成为南扩充界 。1903 年 1 月 14 日，英租界再度向墙子河以西扩展 3928 亩，称为推广界 。通过这三次扩张，英租界总计占地 6149 亩，在天津外国租界中占地面积最广，每亩每年仅向中国政府交纳钱粮一千五百文，这无疑是对中国主权和经济利益的极大损害。

在英租界发展过程中，其内部建设也逐渐完善。界内建成了一批洋行，英国、普鲁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的领事馆也纷纷设立，还修建了台球房、篮球场、俱乐部等娱乐设施。1883 年，天津地方官府用租界码头的码头捐捐款，建成自租界码头至天津城的沿河石路，大大便利了城区与租界的交通，天津原来的航运中心三岔河口漕运码头逐步衰落，英租界成为天津的贸易、航运中心。此后，天津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18 世纪 70 年代初期，天津的对外贸易总值为 1000 多万海关两，1889 年增至 3124 万海关两，1894 年又增至 4427 万海关两，天津一跃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重要通商口岸，天津英租界也成为所有英国专管租界中最繁荣的一个 。界内高楼大厦成排林立，维多利亚道等交通干道建成，作为工部局所在地的巨型公共建筑戈登堂也拔地而起。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迅速吞并中国，实现其在东亚的霸权野心。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强国之一，在华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与英国的贸易和商业活动紧密相连 。日本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英国在华利益，英国在华的商业贸易受到极大冲击，其在华企业的经营面临重重困难，市场份额被日本企业大肆挤压。

同时，英国出于道义和国际秩序的考虑，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谴责，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抗战。英国通过贷款、物资援助等方式，为中国提供了一些帮助，这使得日本对英国极为不满 。日本认为英国的行为是对其侵略计划的干涉，是在阻碍日本实现所谓的 “东亚新秩序”。

在天津，英租界的存在犹如一根刺，扎在日本侵略者的心中。天津英租界是英国在华重要的租界之一，这里商业繁荣，是天津的贸易、航运中心，也是英国在华北地区的重要据点 。日本占领天津后，妄图掌控整个天津，将其作为华北物资基地，进一步推进侵略战争。而英租界的独立性和英国对租界的控制权，成为日本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日本占领当局认为英租界内存在抗日分子，这些抗日力量从英租界出发，对日本的统治构成了威胁 。同时，英租界内的商人囤积投机、操纵物价等行为，也被日本视为影响天津商业和社会秩序的因素，这成为日本对英租界发难的借口。英日两国在天津租界问题上的矛盾逐渐加深，一场危机悄然酝酿。

1939 年 4 月 9 日晚，对于天津英租界来说，这本应是一个普通的周末夜晚，大光明影院内座无虚席，人们沉浸在电影的世界里。然而，一场惊心动魄的刺杀行动，打破了这份平静，也点燃了英日之间矛盾的导火索。

程锡庚，这个名字在当时的天津汉奸圈中可谓 “如雷贯耳” 。他毕业于南京江南高等学校，后赴英、法、美留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本有着令人瞩目的学识和前途。但在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他却在日本人的利诱下，丧失了民族气节，加入伪政府，成为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第一任经理，后又兼任伪天津海关监督 。他积极为日寇效力，在华北地区疯狂推行伪 “联银券”，打压爱国实业家、金融界人士，对那些拒不执行的人进行残酷弹压，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成为人人痛恨的大汉奸。

抗日杀奸团，一群由耀华学校、南开中学等校爱国学生组成的热血青年团体，他们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寇、汉奸的痛恨，活跃在天津英、法租界，以刺杀汉奸、破坏日军设施为己任。得知程锡庚的种种恶行后，抗日杀奸团将其列入暗杀名单。4 月 9 日这天，经过长时间的跟踪和策划，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程锡庚带着家人来到大光明影院观看电影《贡格丁大血战》 。祝宗梁、袁汉俊等抗团成员早早得到消息，携带枪支进入影院。他们在昏暗的影院中，凭借着对程锡庚车辆和外貌特征的了解，艰难地寻找着目标。

电影放映中途，祝宗梁灵机一动，他找到放映员，以找人为由，在玻璃上写下 “程经理外找” 五个字，并让放映员将其映放在屏幕上。正在观影的程锡庚看到这几个字后，下意识地想要起身，却被身旁的妻子一把按下，妻子还说着姓程的不止他一个，可能是找别人。但这细微的动作，却被抗团成员刘友深紧紧盯着，他确定此人就是程锡庚。祝宗梁得到刘友深的暗示后，不动声色地走到程锡庚身后，在电影播放到激烈枪杀环节时，周围的音效掩盖了他的脚步声。他迅速掏出手枪，对准程锡庚的脑袋，连开四枪。程锡庚当场毙命，影院内顿时大乱，观众们惊慌失措，四处逃窜。祝宗梁和刘友深在混乱中，试图撤离现场，却遭遇了阻拦。一名苏联人曼舒罗夫和瑞士人格拉萨试图捕捉枪手，祝宗梁在挣扎中，又开枪打伤了曼舒罗夫，射死了格拉萨 。最终，祝宗梁和袁汉俊等人趁乱成功逃脱。

次日，程锡庚被刺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重庆《大公报》以 “津除一巨奸” 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百姓们拍手称快，而伪天津特别公署代理市长温世珍却如坐针毡，他立即致函英总领事，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英领事下令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方限期严缉引渡暗杀案犯，还要求 “天津公署警察局” 官警随时可进入英租界，与工部局警方共同搜查凶手，妄图借此向抗日力量施压 。日本占领军一方也趁机私下说服英租界当局，表示日本宪兵队愿意提供 “帮助”，双方共同搜捕暗杀案犯。11 日，英租界方面竟以书面形式同意接受日本 “协力”，共同搜捕案犯。天津英总领事 12 日在回复伪天津市特别公署照会时，也表示接受日本方面的协助，努力缉拿、引渡案犯。

随后，日本宪兵队与英工部局警察局于 4 月 15 日在天津英租界内开始第一次协力大搜索，17 日第二次搜索检查中，逮捕了持有毛瑟手枪的王文科，经审问得知其为八路军系列人员 。22 日第三次搜索检查时，又检举逮捕了 4 名中国男性嫌疑犯，扣押在租界警方。英驻天津领事在日本宪兵队的强烈要求下，且在英国驻中国大使卡尔不在的情况下，独断同意将 4 名嫌疑犯暂时借给日本宪兵队审问，原本要求日方在 24 小时内返还，后在日本宪兵队的坚持下，同意给 5 天时间审问 。日本宪兵队对这 4 人用尽酷刑，终于得到了口供。但当他们将这 4 人交还英方准备正式提起引渡时，4 人却在租界内翻供，英方也以此为由拒绝引渡。这一拒绝，彻底激怒了日本，成为日本封锁天津英租界的直接导火索，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降临。

1939 年 6 月 14 日清晨，天津城的天空还未完全明亮，整个城市仿佛还在沉睡之中，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却悄然降临。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突然调集了五千多名士兵，如潮水般迅速包围了天津英租界 。他们在英租界的周边迅速行动起来，设置了一道道铁丝网，堆砌起一座座沙包工事，这些障碍物就像一道道冰冷的枷锁，将英租界与外界隔绝开来。

日军仅留下七个主要出入口，分别是今解放桥、今和平路与锦州道交口、今解放路与开封道交口、今锦州道海河边、今河北路与锦州道交口、马场道佟楼桥、今香港路与马场道交口 。在这些出入口处，日军设置了严密的路障和检查所，从上午 8 点到晚上 20 点允许通行，但每一个过往的行人、车辆都要接受严格的检查。日本士兵荷枪实弹，神情凶狠，对行人进行搜身，仔细检查车辆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连行李中的物品都要一一查看 。

随着封锁的持续，租界内的物资供应逐渐陷入困境。粮食、煤炭、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的运输通道被切断，库存不断减少 。面包店前，人们排起了长队，只为能买到一点面包，而面包的价格却在不断上涨。医院里，药品短缺，许多病人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病情加重 。工厂因为缺乏煤炭等燃料，不得不减产甚至停产，机器的轰鸣声渐渐沉寂，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工人们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

租界内的居民们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孩子们不能自由地在街道上玩耍，大人们每天都为生活物资发愁，人们的脸上充满了焦虑和恐惧 。夜晚，租界内灯火昏暗，不再有往日的繁华和热闹，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人们在黑暗中默默祈祷，希望这场危机能够早日结束 。

面对日军对天津英租界的封锁，英国国内一片哗然，但此时的英国正面临着欧洲局势的巨大压力 。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扩张野心日益膨胀，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不断吞并周边国家，英国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和军事资源投入到欧洲战场的防御和准备中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决定与日本进行谈判。

1939 年 7 月 15 日，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举行谈判 。谈判过程中，日本态度强硬，要求英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成果，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并与日本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合作 。英国为了尽快解除天津英租界的危机，减少自身在远东地区的麻烦，选择了妥协。7 月 24 日，双方签订了《有田 — 克莱琪协定》 。

协定中，英国 “完全承认” 日本造成的 “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 “特殊之要求”，允诺 “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 “均无意加以赞助” 。这一协定实际上是英国在东方放任侵略，纵容掠夺战争的丑行，是 “东方慕尼黑” 阴谋活动的重要步骤，是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让步的政策 。它意味着英国放弃了对中国抗战的部分支持，承认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合法性，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

不仅如此，英国还做出了一系列妥协行为。10 月初，英军五六百人撤离天津 。此前，英国在华北的驻军一直是其维护在华利益和显示影响力的重要力量，此次撤军无疑是对日本的又一次示弱。英国在华的商业活动也受到了日本的诸多限制，英国企业不得不按照日本的要求调整经营策略，甚至一些英国企业被迫关闭或转让，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 。

“天津英租界危机” 对中国、英国和日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后世带来了诸多重要的历史启示。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事件无疑是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英国在危机中的妥协行为，让中国看清了西方列强在自身利益面前，随时可能牺牲中国的现实，也让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依靠外部力量来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是不现实的，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一心，坚持抗战，才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唯一道路 。然而，这一事件也激发了中国人民更强烈的民族觉醒和爱国热情，进一步凝聚了全民族的抗战意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群众基础 。

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其在危机中的妥协虽然暂时缓解了与日本的冲突，解除了天津英租界的封锁，但却损害了自身在华的威望和利益 。这种妥协行为被国际社会视为绥靖政策的又一体现，不仅让英国在国际道义上受到谴责，也让其他国家对英国的实力和决心产生怀疑，削弱了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 。此后，英国在远东的地位逐渐衰落，难以再像以往那样对中国事务施加重要影响 。

对日本来说，封锁天津英租界并迫使英国妥协，使其在短期内看似达到了目的，增强了其在华北地区的统治和影响力 。但从长远看，这种行为加剧了其与国际社会的矛盾，让更多国家看清了日本的侵略本质，进一步孤立了日本 。同时，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激发了中国人民更顽强的抵抗，使其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为其最终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

这一事件也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历史启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至上是各国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但这种利益的追求不应以牺牲他国利益和国际公义为代价 。任何企图通过侵略和压迫来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最终都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历史的审判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 。只有坚决捍卫国家主权，才能维护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福祉 。而民族的觉醒和团结是国家强大的重要基础，当面临外部侵略和挑战时，全民族的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是战胜困难、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关键力量 。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