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下面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下面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妈病了。 我哥不回。 二哥不接。 三哥关机。 我，是嫁出去的女儿。 三百公里，我连夜就回。 推开家门那一刻，我的天，塌了。

我叫姜婉秋，今年五十有二。说起我这一辈子，平平淡淡，没什么大风大浪。年轻时在镇上的纺织厂当女工，后来厂子效益不好，就嫁给了现在的丈夫程建民。建民是个老实本分的男人，在邻市一家国企当个小干部，我们俩的日子，就像温吞水，不热烈，但暖心。我们有个儿子，已经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工作，一年到头也难得回来几趟。

我的娘家，在三百公里外的青石镇。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也是我前半生所有记忆的根。我娘叫刘玉兰，是个苦了一辈子的女人。我爹走得早，她一个人拉扯我们兄妹四个长大，其中的艰辛，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我上面有三个哥哥。大哥姜卫国，二哥姜卫军，三哥姜卫强。我娘常说，她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生了三个儿子。在那个年代，儿子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家族的根。我呢？我是老幺，也是唯一的女儿。按理说，女儿该是爹娘的贴心小棉袄，可在我家，这件“小棉袄”似乎总是有点漏风。

我娘不是不疼我，只是她的爱，都更沉甸甸地压在了三个哥哥身上。家里有口好吃的，紧着哥哥们；做了新衣服，布料最好的那匹，肯定是给哥哥们的；就连读书的机会，我读到初中毕业，我娘就摸着我的头说：“婉秋啊，女孩子家，认得几个字就行了，别读傻了。把机会留给你三哥，他脑子活，将来肯定有大出息。”

我懂事，从来不争不抢。我知道娘不容易，也知道哥哥们是家里的希望。所以，十五岁那年，我就进了纺织厂，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下几块钱零用，其余的都上交给我娘。我娘再用这些钱，给大哥姜卫国娶媳妇，给二哥姜卫军盖新房，给三哥姜卫强交学费。

那时候，我看着哥哥们一个个成家立业，心里也替我娘高兴。我觉得，她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三个儿子，三根顶梁柱，以后我娘的晚年，一定是村里最体面的。

后来我嫁给了程建民，远嫁到了邻市。临走前，我娘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地说：“婉秋，嫁出去了，就是人家的人了，以后要孝顺公婆，好好过日子。家里……家里有你三个哥哥在，你就别操心了。”

那句话，像是一道无形的屏障，把我隔绝在了娘家“核心”之外。我成了“泼出去的水”，成了亲戚，成了客人。逢年过节，我带着建民和孩子回去，大包小包地提着，给娘买新衣服，给哥哥嫂子们带礼物。哥哥们总是客气又疏离地说：“婉秋，回来就回来，还带什么东西，太见外了。”

是啊，见外。这两个字，最是伤人。

可我从来没怪过我娘。我知道她的偏心，源于那个时代的局限，源于她一个寡妇全部的安全感。儿子，才是她养老的依靠。我这个女儿，终究是要依靠别人的。

日子就这么流水一样地过着。我娘的身体，也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天不如一天。前几年，她还能自己种种菜，养几只鸡。可从去年开始，她的腿脚就不利索了，高血压、心脏病，各种老年病都找上了门。

我们兄妹四个商量过怎么给我娘养老。大哥姜卫国家地方大，他说可以把娘接过去，但大嫂孙秀莲说她身体不好，照顾不了老人。二哥姜卫军在镇上做点小生意，他说手头紧，怕委屈了娘，二嫂王彩霞更是哭穷，说自家孩子上学还要花钱。三哥姜卫强，我娘最疼的那个，一直没个正经工作，自己还过得稀里糊涂，更别提照顾人了。

最后，他们商量出来的结果是：轮流照顾。一家一个月。轮到谁家，谁就负责娘的吃喝拉撒。至于医药费，四家平摊。

我当时就表态：“娘的医药费，我来出。照顾娘，我也算一份。”

可大哥姜卫国摆摆手，说：“婉秋，你嫁得远，来回跑不方便。再说了，哪有让出嫁的女儿养老的道理？传出去，我们三兄弟的脸往哪儿搁？钱的事，我们还能凑得出来。”

他们说得“义正言辞”，我竟无力反驳。是啊，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人情社会，养儿防老，天经地义。我一个出嫁的女儿，若是冲在前面，不仅外人会戳我三个哥哥的脊梁骨，恐怕连我自己，都会被唾沫星子淹死。

我只能妥协。每个月，我都会雷打不动地给我娘寄生活费，比跟哥哥们商量好的份额，只多不少。每次打电话回去，我娘总是在电话那头乐呵呵地说：“婉-秋-啊，娘挺好的，你哥哥嫂子们都孝顺，你别惦记，好好过你的日子。”

听着娘开朗的声音，我悬着的心，也放下了一半。我想，或许哥哥们只是嘴上计较，真到了要尽孝的时候，总不至于太差。

直到那天深夜，那个电话，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响。

那天晚上，我跟建民都已经睡下了。手机在床头柜上“嗡嗡”地震动，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我迷迷糊糊地摸过来一看，是个陌生的座机号码，归属地是青石镇。

我的心，瞬间就揪了起来。

“喂？您好？”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焦急又有些熟悉的声音：“喂？是婉秋吗？我是你家邻居张婶啊！”

“张婶？”我一下子坐了起来，睡意全无，“这么晚了，出什么事了？是我娘吗？”

张婶的声音带着哭腔：“婉秋啊！你快回来吧！你娘……你娘她不行了！我今天去看她，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我心里发慌，就喊了人把门撞开……你娘她躺在床上，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打了你大哥二哥的电话，一个说在外地回不来，一个干脆不接！你快回来看看吧！再晚，恐怕就见不着最后一面了！”

“轰”的一声，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身体里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

“张婶，张婶，您别急，您先帮我打120，求求您了！钱我来出，我马上就回去！马上！”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挂了电话，我的手抖得连手机都握不住。旁边的程建民也被惊醒了，他扶住我，急切地问：“怎么了婉秋？出什么事了？”

“建民……我娘……我娘她病危了……”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程建民没有一丝犹豫，立刻掀开被子下床：“别慌，别哭。我马上去开车，你赶紧穿衣服，带上银行卡和身份证。什么都别想，救人要紧。”

丈夫的冷静，给了我一丝力量。我胡乱地抹掉眼泪，手忙脚乱地穿衣服。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快一点，再快一点！我要见到我娘！

深夜的高速公路上，车辆稀少。程建民把车开得飞快，车窗外的路灯，像流星一样向后倒退。我坐在副驾驶，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指甲深深地嵌进了肉里，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

我的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一幕幕过往。

我想起小时候，我发高烧，娘背着我走了十几里山路去镇上的卫生院。她的后背那么瘦弱，却是我最温暖的港湾。

我想起我出嫁那天，娘偷偷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她攒了多年的几十块钱，皱皱巴巴，却承载着她对我未来生活最朴素的祝福。她说：“婉秋，娘没本事，给不了你什么。这些钱你拿着，到了婆家，别让人家看轻了。”

我还想起，前几年回家，我看见她把一只鸡腿，小心翼翼地夹到三哥姜卫强的碗里，嘴里还念叨着：“多吃点，在外面别亏了自己。”而我，只能在旁边笑着说：“娘，您也吃。”她却摆摆手：“我牙不好，啃不动。”

她总是这样，把最好的都给了儿子们，把委屈和辛劳都留给了自己。她以为，她倾尽所有浇灌的这三棵大树，能为她的晚年遮风挡雨。可如今，狂风暴雨来了，这三棵她最引以为傲的大树，却都躲得远远的，只留她一个人，在风雨中飘摇。

我拨通了大哥姜卫国的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喂？谁啊？大半夜的。”大哥的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显然是被吵醒了。

“哥！是我，婉秋！娘病危了，张婶打的120，现在人可能已经到医院了！你赶紧去看看啊！”我焦急地喊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大哥不耐烦的声音：“什么？病危？前两天不还好好的吗？婉秋，你是不是听错了？这个月……这个月不是轮到老二家照顾吗？你怎么给我打电话？”

我的心，像是被一把冰冷的钳子狠狠夹住。都什么时候了，他想的还是轮到谁家，而不是娘的死活！

“哥！现在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吗？娘快不行了！你赶紧去医院！”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大哥敷衍道，“我这……我这不是在外地出差嘛，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我让你大嫂去看看吧。你别急，老太太身体硬朗着呢，估计就是老毛病犯了，死不了。”

“啪嗒”一声，他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气得浑身发抖。出差？我大嫂孙秀莲前天才在朋友圈发了他俩在公园散步的照片！

我又拨通了二哥姜卫军的电话。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挂断了。再打，还是挂断。一连打了五六个，最后，直接提示我“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我知道，他把我拉黑了。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入谷底。

最后，是三哥姜卫强。我娘最疼，寄予厚望的儿子。电话拨过去，是冰冷的机械女声：“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多么完美的借口。

那一刻，我所有的愤怒、焦急和悲伤，都化作了一股彻骨的寒意。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眼泪无声地流淌。

程建民腾出一只手，紧紧握住我冰凉的手，沉声说：“婉秋，别指望他们了。从现在开始，娘，就是我们一个人的娘。有我呢，别怕。”

我转过头，看着丈夫坚毅的侧脸，点了点头。是啊，我不该再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疾驰，凌晨四点，我们终于赶到了青石镇人民医院。一下车，我就疯了似的往急诊室跑。

在急诊室的走廊里，我看到了满脸焦急的张婶。

“张婶！”我冲过去，抓住她的胳膊，“我娘呢？我娘怎么样了？”

张婶的眼圈红红的：“婉秋，你可算来了！你娘……在里面抢救呢。医生说是突发性脑溢血，幸亏送来得还算及时，不然……唉！”

我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程建民从后面一把扶住了我。

“医生怎么说？”建民冷静地问。

张婶叹了口气：“医生说，命是暂时保住了，但情况很不好，以后……以后恐怕就得在床上躺着了。婉秋啊，我给你哥他们打电话，没一个肯来的。这叫什么事啊！你娘真是白养了这几个儿子了！”

我扶着墙，心如刀绞。我顾不上再想那几个所谓的哥哥，我只想看看我娘。

抢救室的门开了，医生走了出来。我赶紧迎上去：“医生，我妈怎么样？”

医生摘下口罩，一脸疲惫地说：“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但是右半边身子完全偏瘫，也失去了语言能力。家属要做好长期护理的准备。你们谁是病人的儿子？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吧。”

我的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医生，我……我是她女儿。她儿子……他们……”我说不下去了。

医生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身后的建-民，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同情和了然。他没再多问，只是说：“那你去办吧。病人需要立刻住院观察。”

“好，好，我马上去！”建民应了一声，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在这里守着妈，我去办手续。”

我点了点头，隔着玻璃门，看着护士把我娘从抢救室里推了出来。她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脸上毫无血色，眼睛紧紧地闭着。那个曾经能为我们撑起一片天的女人，现在像一片凋零的落叶，脆弱得仿佛一碰就会碎。

我的心，疼得快要无法呼吸。

我跟着推车，一路到了病房。护士们手脚麻利地把我娘安置好，挂上吊瓶。我坐在病床边，轻轻地握住我娘没有输液的那只手。她的手，冰冷、干枯，皮肤松弛地耷拉着，像老树的皮。

我把她的手贴在我的脸上，滚烫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她的手背上。

“娘……”我哽咽着，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里，“娘，婉秋回来了……别怕，有我呢……”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听见。她的眼皮动了一下，但终究没有睁开。

办完住院手续的程建民回来了，他提着一袋子洗漱用品和一些吃的。

“婉秋，先吃点东西吧，你从昨晚到现在滴水未进。”他把一个热乎乎的包子递到我手里。

我摇了摇头，一点胃口都没有。

建民叹了口气，把包子放在一边，说：“我刚才又给你大哥他们打电话了。”

我猛地抬起头：“他们怎么说？”

建民的脸色很难看：“你大哥说，他马上‘订票’回来，让你大嫂先过来。你二哥电话通了，说他店里走不开，等忙完了就来。你三哥……还是关机。”

我冷笑一声。这套说辞，跟昨晚如出一辙。

“建民，别打了。没用的。”我疲惫地说，“在他们心里，娘，可能还不如一笔生意，一场牌局重要。”

果然，我们一直等到中午，别说哥哥们，就连一个嫂子的影子都没见到。倒是大嫂孙秀莲打来一个电话，不是关心我娘的病情，而是旁敲侧击地问医药费花了多少，以后护理的钱打算怎么分摊。

“婉秋啊，不是大嫂说你。你娘这病，就是个无底洞。我们家卫国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大啊。这钱……你看是不是得我们四家……”

没等她说完，我就打断了她：“大嫂，你放心。娘的医药费和护理费，一分钱都不用你们掏。我一个人全包了。”

电话那头，孙秀莲明显松了口气，语气都轻快了不少：“哎呀，婉秋，看你说的，我们也不是那个意思……你能这么想，那最好了。你最有孝心，我们都知道。那……那我们就放心了。”

我没再跟她废话，直接挂了电话。

我看着病床上昏睡的母亲，心里说不出的悲凉。娘啊娘，这就是你用一辈子心血浇灌出的“好儿子”，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顶梁柱”啊！

接下来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建民单位有事，待了两天就必须得回去了。临走前，他把身上所有的现金和一张存有我们大部分积蓄的银行卡都留给了我。

“婉秋，钱不够了就跟我说。照顾好妈，也照顾好你自己。”他红着眼圈叮嘱我。

我送他到医院门口，看着他的车消失在街角，才转身回去。从这一刻起，我就要一个人，扛起这一切了。

医院里的日子，是枯燥而磨人的。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给我娘喂流食、擦身、翻身、接屎接尿。她偏瘫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每隔两个小时，我就要给她翻一次身，防止长褥疮。她的身体很沉，每次翻身，我都得用尽全身的力气，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累得骨头都像是散了架。

因为脑溢血的后遗症，她的吞咽功能也受到了影响。喂她吃饭，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一小碗米糊，要用勺子一点一点地喂，常常一喂就是一个多-小-时。有时候她会呛咳，米糊从鼻子里喷出来，我得赶紧给她拍背，清理干净，然后再耐着性子继续喂。

最难的，是处理大小便。一开始，我真的很不适应。我毕竟是个女人，面对这些，心里总有些障碍。但当我看到我娘因为无法自控而流露出的那种羞愧和无助的眼神时，我所有的犹豫和不适都烟消云散了。

她是我的娘啊！是那个在我小时候，不厌其烦地为我洗尿布、擦屁股的娘啊！现在，她老了，病了，轮到我来照顾她，这不就是天经地义的吗？

我不再有任何心理负担。我每天为她擦洗身体，换上干净的衣物和床单。我不想让她因为生病，就变得邋遢，失去尊严。

病房里其他的病友和家属，都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这闺女，真是孝顺！现在这样的闺女可不多见了！”

“是啊，她那几个儿子呢？怎么一次都没见着？真是白养了！”

每当听到这些话，我只能报以苦涩的一笑。

半个月过去了。我的三个好哥哥，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

最先来的是二哥姜卫军和二嫂王彩霞。他们提着一小袋水果，脸上挂着虚伪的关心。

“婉秋啊，辛苦你了。”二哥姜卫军说，“我这店里实在是太忙了，这不，一有空就赶紧过来了。娘怎么样了？”

我没说话，只是指了指病床。

二嫂王彩霞探头看了一眼，立马夸张地捂住了鼻子：“哎哟，这病房里味儿怎么这么大啊？”

我冷冷地看着她：“二嫂要是闻不惯，可以出去。”

王彩霞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二哥姜卫军赶紧打圆场：“你二嫂没别的意思……婉秋啊，你看，娘这病，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住院费、护理费，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实在是……”

我打断他：“钱的事，不用你们操心。”

听到这话，姜卫军和王彩霞对视了一眼，都松了口气。他们待了不到十分钟，说了几句“你要好好照顾娘”、“有事给我们打电话”的客套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从头到尾，姜卫军甚至没有走近病床，去握一握娘的手。

他们走后没多久，大哥姜卫国和孙秀莲也来了。大哥手里提着一个果篮，看起来比二哥稍微“体面”一些。

“婉秋，我从外地刚回来，一下车就赶过来了。”姜卫国一脸“风尘仆仆”的疲惫。

我看着他脚上锃亮的皮鞋，心里一阵冷笑。

大嫂孙秀莲则直接得多，她拉着我的手，假惺惺地说：“婉秋啊，你看你，都累瘦了。你说你，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早点跟我们商量？我们又不是不管。”

我抽出自己的手，淡淡地说：“商量？怎么商量？商量谁来出钱，还是商量谁来伺候？”

我的话，让他们俩的脸色都有些挂不住。

姜卫国清了清嗓子，摆出长兄的架子：“婉秋，你怎么说话呢？我们当儿子的，能不管娘吗？只是大家都有难处。这样吧，你先照顾着，等我们把手头的事安排好了，就来替你。医药费呢，我们三家凑凑，肯定不能让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全担了。”

他说得冠冕堂皇，但我一个字都不信。

他们待的时间稍长一些，大概有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里，大哥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走廊打电话，说是在处理“紧急公务”。大嫂则坐在离病床最远的凳子上，不停地刷着手机，偶尔抬头看一眼，眼神里满是嫌弃。

最后出场的，是我那宝贝三哥，姜卫强。

他是一个星期后，在一个下午晃晃悠悠地出现的。他两手空空，头发乱糟糟的，身上还带着一股酒气。

“姐。”他含糊不清地喊了一声。

我正在给我娘按摩僵硬的腿，连头都懒得抬。

他凑到病床前，看了看昏睡的娘，咂了咂嘴：“唉，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他转向我，搓着手，一脸谄媚地笑：“姐，我……我最近手头有点紧，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钱周转一下？”

那一刻，我心里的最后一丝亲情，也彻底被他这副无赖的嘴脸给磨灭了。

我慢慢地站直身子，转过头，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钱？”我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姜卫强，你还有脸跟我提钱？”

我的声音不大，但充满了压抑的怒火。

“娘躺在这里，生死未卜，你十几天不见人影！你大哥二哥，好歹还知道提着水果来演演戏，你呢？你连演都懒得演了是吗？你一出现，就是为了钱！”

“在你心里，娘是什么？是你的提款机吗？她年轻的时候，用血汗钱供你读书，给你娶媳-妇-。现在她老了，病了，需要你了，你人在哪里？你对得起她叫了你几十年的‘心肝宝贝’吗？”

“滚！”我指着病房门，用尽全身力气吼了出来，“你给我滚出去！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弟！娘，也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姜卫强被我吼得愣住了，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他大概从没见过我发这么大的火。他支吾了半天，最后骂骂咧咧地甩门走了。

“不借就不借，吼什么吼！神 经 病！”

病房里，终于又恢复了安静。我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空了，靠着墙壁，慢慢地滑坐在地上，抱着膝盖，失声痛哭。

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想不通。娘这一辈子，勤劳、善良，从不亏待任何人。她把所有的爱和希望都给了儿子们，可到头来，换来的却是如此的冷漠和不堪。

那天晚上，我哭着哭着，就在床边睡着了。睡梦中，我感觉有人在轻轻地抚摸我的头发。

我猛地惊醒，一抬头，对上了一双浑浊却充满慈爱的眼睛。

是娘！她醒了！

“娘！您醒了！”我惊喜地叫道，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

她不能说话，嘴巴歪向一边。但她醒着，她在看着我。她那只还能动弹的左手，正颤颤巍巍地放在我的头上。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心疼，有愧疚，还有无尽的爱怜。她的嘴唇翕动着，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是在努力地想说什么。

我握住她的手，贴在我的脸上：“娘，您别急，别说话。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您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她看着我，浑浊的眼球里，慢慢地渗出了两行清泪。

从那天起，我娘的神志，一天比一天清醒。虽然她还是不能说话，不能动弹，但她能用眼神和我交流了。我跟她说话，她会眨眼。我喂她吃饭，她会努力地配合吞咽。我给她讲我小时候的趣事，她会无声地笑，眼睛弯成一道月牙。

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我的心里，却是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安宁。只要能看着她，能感受到她的存在，我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我辞掉了在邻市的临时工，跟建民商量后，决定把母亲接回家里照顾。建民毫无怨言，他把家里的一间朝南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特意买了一张护理床。

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从始至终，我的三个哥哥，没有一个再出现过。出院那天，是我和建民，用一辆租来的车，把我娘接回了我们在邻市的家。

离开青石镇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那个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那里，有我童年的记忆，有我青春的汗水，也有我如今最深的失望。我知道，从此以后，这个地方，于我而言，只剩下了一个“故乡”的名字。

日子，就在日复一日的护理中，悄然流逝。

回到家后，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照顾母亲身上。我像一架上紧了发条的钟，每天准时地给她喂饭、喂药、翻身、擦洗、按摩。建民下班回家，也会主动搭把手。我们的儿子周末回来，也会帮着我一起照顾外婆。

我家的气氛，因为母亲的到来，反而多了一丝温馨。

母亲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虽然依旧不能言语，但她的眼神，越来越亮。她喜欢看着我忙里忙外，喜欢看着建民在厨房里做饭，喜欢看着外孙给她讲学校里的新鲜事。每当这个时候，她的脸上，总会露出满足的笑容。

有一次，我正在给她按摩双腿。她突然用左手，颤颤巍巍地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一个旧木匣子。

那个匣子，是她从老家带来的，也是她唯一的嫁妆。

“娘，您要这个？”我把匣子拿过来，放在她的腿上。

她点了点头，然后用手指了指匣子的锁扣，又指了指我。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我找到钥匙，打开了匣子。

匣子里面，没有金银首饰，只有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还有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东西。

在母亲的示意下，我打开了那个红布包。里面，是三本存折，和一个用塑料袋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本子。

我拿起那三本存折。开户人，都是我娘刘玉兰。但每一本存折的后面，都用歪歪扭扭的字迹，标注着一个名字。

一本是“给卫国”。一本是“给卫军”。一本是“给卫强”。

每本存折上，都有五万块钱。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捶了一下。我知道，这十五万块钱，是她这么多年，省吃俭用，从牙缝里，一分一分攒下来的。是她卖菜的钱，是她养鸡的钱，甚至……是我每个月寄给她的，她自己没舍得花，又存起来的钱。

她早就为她的儿子们，准备好了最后的依靠。哪怕他们，已经让她伤透了心。

我的眼泪，模糊了视线。我颤抖着手，拿起了那个小本子。

那是一个日记本。封面上，是我娘的名字。

我翻开第一页，上面是她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错别字连篇的字迹。

日期，是她生病前不久。

“今天，卫国家的秀莲来了。她说，城里房价又涨了。她说，等我死了，这老房子，就归他们家了。我没说话。这房子，是留给他们兄弟三个的。”

“卫军来了，说生意不好做，欠了别人钱。我把婉秋给我的钱，拿了一半给他。他很高兴。他说，还是娘对他好。”

“强子打电话，说要钱。我把剩下的一半钱，也给他了。他说，娘，你放心，等我发财了，给你盖金屋子住。我知道，他是哄我开心的。”

“婉秋打电话回来，问我钱够不够花。我说够了，够了。你哥哥们都孝顺，我什么都不缺。我不能让她担心。这孩子，心实。”

一页一页，我翻看着。我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这哪里是日记，这分明是一份母亲对儿子们无尽的包容和对我这个女儿深深的愧疚。

最后一页，只有短短几行字。

“我感觉，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我怕，我等不到他们给我养老了。也好，不拖累他们。”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婉秋。生了她，没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有好东西，紧着她哥。有好事，也想不到她。嫁人了，也没给她什么嫁妆。”

“都说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可现在，我这盆快要干涸的水缸，只有她这盆‘泼出去的水’，还愿意回头，往里添一点。”

“如果……如果我走了，这个匣子里，还有我结婚时，她姥姥给我的一对银手镯。那是娘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了。留给我的婉秋。我的好女儿，下辈子，娘再好好补偿你。”

看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趴在母亲的床前，嚎啕大哭。我哭她的傻，哭她的苦，哭她这一辈子无私的付出和不公的待遇。

母亲伸出她那只唯一能动的手，一下，又一下，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像小时候，我受了委屈，她安慰我时一样。

她的眼睛里，也满是泪水。

我们母女俩，一个无声地哭泣，一个放声地大哭。在那个午后，我们把积压在心底几十年的委屈、心酸、愧疚和爱，都用眼泪，倾诉给了对方。

半年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我娘，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

她走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

我按照她的遗愿，通知了我的三个哥哥。

这一次，他们来得很快。

在灵堂前，我把那个木匣子，放在了他们面前。我没有说话，只是把那三本存折，和那本日记，递给了大哥姜卫国。

姜卫国疑惑地接过，翻看着。他的脸色，从疑惑，到震惊，再到煞白。他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二哥姜卫军和三哥姜卫强也凑了过来。当他们看清楚存折上的数字和日记本上的内容时，三个年过半百的男人，都愣在了那里。

尤其是三哥姜卫强，他看着那本日记，看着母亲记录下他每一次要钱的谎言，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抱着头，发出了野兽般痛苦的嘶吼。

“娘……娘啊……我对不起你啊……”

大哥姜卫国，这个一向自视甚高，爱面子的男人，此刻也红了眼眶。他抬起手，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清脆响亮。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啊！”

二哥姜卫军，瘫坐在地上，目光呆滞，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他们的妻子，孙秀莲和王彩霞，站在一旁，看着眼前的一幕，脸上满是尴尬和羞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心里没有一丝快意，只有无尽的悲凉。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有些错，犯下了，就再也没有机会弥补了。有些爱，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拿出那对被母亲体温焐得温热的银手镯，戴在了自己的手腕上。它不贵重，甚至有些发黑，但它是我这一生，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葬礼结束后，大哥姜卫国把那三本存折塞到我手里，声音沙哑地说：“婉秋，这钱……我们不能要。娘是你养老送终的，这些钱，该归你。”

我摇了摇头，把存折推了回去。

“不。”我说，“这是娘留给你们的，是她作为母亲，给你们的最后一份爱。你们要不要，是你们的事。但从今往后，我们兄妹的情分，也就到此为止了。”

说完，我挽着程建民的胳膊，没有再回头，一步一步地，走出了那个让我牵挂了一生，也失望了一生的地方。

手腕上的银手镯，在阳光下，闪烁着温润的光。它像是我娘的眼睛，在天上，静静地注视着我。它提醒着我，我曾经拥有过怎样一份深沉而又厚重的母爱。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把母亲的日记本，一直珍藏着。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来翻看。那歪歪扭扭的字迹，仿佛是母亲在跟我说着话。

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也想问问大家：都说“养儿防老”，可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孝”？是生前给父母锦衣玉食，还是在他们病倒床前时，不离不弃的陪伴和守护？金钱和物质，真的能衡量亲情的重量吗？

来源：柯柯A宝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