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通讯员，叫潘正光，一个用血与火铸就传奇的中国战士，今日我们讲述的，正是他在大无名高地上的孤胆奋战.....

硝烟翻腾中，一个满身是血的身影，孤独地匍匐在前沿阵地的土堆后。

他的右臂已经失去知觉，左手死死地攥着仅剩的一枚手榴弹。

没有人知道，他已经整整两天一夜未曾吃过一粒米、喝过一口水。

更没人知道，敌军在他面前倒下的尸体，已经堆成了一堵墙。

这个通讯员，叫潘正光，一个用血与火铸就传奇的中国战士，今日我们讲述的，正是他在大无名高地上的孤胆奋战.....

1930年深秋，四川高县湾滩村还笼罩在晨雾之中。

山脚下的泥土路上，潘家老屋的屋顶冒着缕缕炊烟，那个年仅十九岁的少年潘正光，正赤脚站在屋檐下。

他出身农家，自幼便跟着父母下田务农。

白天劳作，夜晚点着煤油灯读村里识字班的旧报纸。

他知道家里穷，连几块钱的学杂费都交不起，但他从未怨天尤人，反倒在田间地头默默憋着一口气：“人再穷，骨头也不能软。”

1949年12月，高县解放，解放军进驻高县城，宣传队踏着积雪来到湾滩村，在祠堂前架起留声机，播放着抗美援朝的宣传录音。

那是潘正光第一次听到“抗美援朝”四个字，他不懂国际局势，但他听懂了“美国侵略”、“中国志愿军”、“保家卫国”这几个词。

没过几天，县里组织清匪反霸，成立了民兵团，潘正光第一个跑去报名。

负责登记的干部抬头看了他一眼，问他家里人知不知道。

潘正光咧嘴一笑：“我自己知道就行。”那天他穿着打着补丁的蓝布衣裳，裤脚被泥巴糊得结结实实，却站得笔直。

他很快成为民兵骨干，日常协助部队宣传、维持村中秩序，还参与过一次围剿地痞土匪的小行动。

1951年春，抗美援朝的战火持续升温，高县开始征召志愿军战士。

那天，他刚从地里回来，听说征兵的消息，连泥都没顾上洗，就直奔县城。

6月15日，他被正式批准入伍，踏上前往吉林延边的列车。

那趟列车摇摇晃晃，一路北上，车窗外是越来越冷的风和陌生的山川。

他坐在硬座上，怀里揣着母亲缝的背囊，一直紧紧地攥着。

驻地是一所改建的小学，他和战友们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

每天清晨五点，号角未响他就已起床，摸黑出操、跑山路、翻战壕。

秋风起，训练结束，部队接到入朝命令。

1951年9月的一天，朝鲜半岛北部，潘正光刚刚随部队踏入异国土地，尚未适应新的战地节奏他，就被任命为534团3营8连1排3班的通讯员。

他的任务，是在排长与各班之间来回传达命令。

听起来简单，实则是踩着死亡的线索奔跑，每次命令下达，都意味着他要背着一只沉重的通讯包，在山林与沟壑之间穿行。

有时候是正面战场的交火区，有时候是敌人炮火覆盖的空隙，他必须准确、迅速地将口令传达到位，一秒误差都可能酿成全排伤亡。

第一回执行任务是在夜间，山道崎岖，树枝横生，有时刚绕过一块石头，下一秒就是一段滑坡。

他小心翼翼地穿越一片被美军炮火轰炸过的开阔地，空气中还残留着焦土味。

他突然听到“嗖”的一声，一颗子弹从耳边划过，擦破了头皮，他顾不得疼，立刻伏地趴下，等待炮声落下。

确认没有大规模轰炸后，他咬紧牙关再次奔跑，最终赶到2班阵地，浑身泥污、气喘如牛，但命令没有延误一秒。

班长接过纸条，看了他一眼，说：“你是不是疯了？刚那片地，刚刚炸过。”他抹了把额头的血：“命令比命值钱。”

这样的情形，不止一次，每次冲锋前，他都要在各班之间跑上五六趟，短短几十分钟，就可能往返几公里。

而敌军炮火和空袭几乎无时不在，有一回，他正从山顶往下传令，一架敌军轰炸机突然出现，投下三枚炸弹，震得山体剧烈晃动。

他被炸飞了几米，翻滚在坡地上，耳朵“嗡”地一声像是聋了，醒来时满脸是血，右手骨折，但他还是一瘸一拐地爬起来，用左手将命令送到前线。

他曾在一天内，跑断两双解放鞋，脚底磨出血泡，被石子划出道道血痕。

但他从不喊疼，只是让战友帮忙包一包，转身又投入下一段传送中。

在传令之外，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战士。

战场磨炼了他的身躯，也锻造了他的意志。

他学会了在炮火间辨声，在黑夜中读地图。他的腿步越发稳健，眼神愈发坚毅。

他开始能预判敌军路线，甚至能在无线电失效时，仅凭地形和烟尘判断战况。

到了1953年春，连里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有他在，命令就不会断，阵地就不会塌。

他不是最勇猛的刺刀兵，也不是最沉稳的排长，但他是连队最可靠的一根筋，一块铁。

他从一名普通通讯员，成长为能够指挥突围、亲手逆转战局的骨干。

1953年6月，大无名高地，3班八个年轻的身影正伏在沙袋堆后，这里是敌人必经的要道，也是他们第七次冲锋的前沿阵地。

三天前，60军发动反攻，强行夺下大无名高地。

连队在血战后伤亡惨重，但仍需固守此点。

谁都知道，只要守住这座小高地，就等于扼住了敌军的喉咙。

敌人也明白这一点，于是调动重兵连日猛攻，高地上连日来炮火连天，白天烟尘遮天，夜晚弹雨如织。

6月12日下午四时，美军再次发起第七轮进攻。

这一次，他们不再分批次探路，而是集中火力，一股脑地往半坡上压来。

重炮开路，坦克轰鸣，紧随其后的，是潮水一般的步兵密密麻麻地涌上山来。

3班此刻仅剩八人，班副刚在上午的一次爆炸中被炸断了右腿，血流不止，被战友抬下阵地抢救。

潘正光临时接过了副班长的职责，谁也没想到，这个总是埋头干活的通讯员，此刻却站在了最前面。

他一边用望远镜观察敌情，一边用极低的声音指挥火力点变换位置：“老孙，你机枪调到右边，封住侧翼，二勇，等我信号再丢雷。”声音冷静得让人心安。

潘正光一边趴下躲避，一边死死护着班里的电话线，通讯已断，全靠他们自行判断敌情。

耳边爆炸震得耳膜轰鸣，但潘正光始终保持清醒。

敌军果然如野兽一般扑上来，冲到距离阵地不到五十米的位置。

潘正光一个翻身跳起，冲锋枪“哒哒”几声，撂倒前排三人。

紧接着，手榴弹飞出，在敌群中炸开一团血雾，他的喊声如炸雷般滚过山谷：“开火！”

机枪猛喷火舌，步枪齐响，三班的八人像一堵钢铁之墙，硬生生挡住了敌人第一次攻势。

但敌军不甘失败，很快重整队形，第二波攻势随即上来。

炮弹接连炸在沙袋上，一名战士被震飞数米，倒地不起；另一人腿部中弹，强忍剧痛继续射击，却在片刻后被流弹击中喉咙，倒在血泊中。

战斗不过一个小时，阵地上已经只剩下三人能自由行动。

潘正光的肩头也被子弹擦过，血染了半边衣襟。

他把身边仅存的子弹按次序装进弹夹，一边嘱咐旁边的伤员：“你躺好，不动，我来挡。”

当班长在掩体中中弹牺牲后，潘正光已是阵地上唯一还能持续战斗的人。

他来不及悲伤，只知道要把每一颗子弹都用到极致。

他有意识地在阵地不同方向喊出战友的名字，“老孙，掩护左翼！”“二勇，雷准备！”声音清晰而有力，刻意制造出仍有多人防守的假象。

敌人一时摸不清高地真实情况，停止进攻进行试探。

趁着短暂间隙，潘正光爬上后方一处观察点，用望远镜仔细查看敌阵动向，确认敌人正在从侧翼包抄。

他迅速返回，设下简易陷阱，调整机枪角度，果然，一小股美军悄然绕至阵地后侧，刚露头，便被突如其来的扫射击溃。

敌人再度后撤，他才喘了口气，却不敢坐下。

身上的血已干成硬壳，伤口疼得钻心，双手因长时间握枪而僵硬。

他望着山下敌人的集结，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也不知道连队是否还在。

但他知道，阵地不能丢。

傍晚时分，他悄然爬到最前沿，靠着一台已报废的机枪工事半坐半躺，手中仅剩半弹夹和一颗爆破筒。

他低声自语：“就剩咱一个了。”随后闭眼小憩片刻，等来的，是敌人最后一次夜袭。

在昏黄的晚霞中，潘正光端起机枪，怒吼着再次开火。

他喊出所有死去战友的名字，枪声、手雷、呐喊混成一片，他的脸上全是泥土和鲜血，手中机枪冒着烟火，仿佛与他融为一体。

那一夜，整个高地只剩下他一人，血与火把他包围。

他不再是通讯员，不再是副班长，而是孤身一人，守住高地的战士，是大无名高地上最后一道防线。

他不知道援兵什么时候来，也不知能否活到天明，但他始终站着，像一面旗帜，一堵血肉长城。

此时他身边只剩下一枚手榴弹。

他捧着它，拇指轻轻撬开盖子，却迟迟没有扔出。

他不是不敢死，而是还在等一个机会——等一个能多杀几个敌人的机会。

大概两个小时后，战场突然传来熟悉的冲锋号声。

远方一阵密集枪声响起，接着是山下熟悉的川音口令——兄弟连的增援终于赶到！

高地下方，美军在双面夹击下开始溃退，工事外渐渐恢复寂静。

泥尘中，几名战士飞奔而来，扒开坍塌的掩体，有人惊呼：“潘正光还活着！”

他们挖出一个满身是血、面目模糊的人影，那人紧紧抱着机枪，口中低声喃喃：“高地……不能让……”

他被抬下阵地送往后方，途中在883.7高地找到了半壶烈酒，他仰头灌下两口，才察觉自己两天一夜未进粒米。

进入军部医院时，医护一度认为他命不久矣，但他却倔强地撑着，只要能睁眼，就在床边画阵地图，反复复盘战斗部署。

指导员来看望他时，他嘴里第一句话不是“我还活着”，而是：“高地……还在吧？”

战后统计，潘正光一人坚守阵地超过十八小时，重伤四处，独自歼敌一百六十余人。

他的英勇事迹迅速传遍全军，被誉为“孤胆英雄”，并获得朝鲜政府颁发的国旗勋章。

那一年，他才23岁。

但他用一人之力，写下了中国志愿军最惊心动魄的一页。人们至今仍记得那个名字，那个站在血与火之间、不肯倒下的年轻人——潘正光。

来源：冷秋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