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2年8月2日，临津江前线，一个山洞炸塌，活人被埋，38小时后，一场营救以苍蝇为信号，奇迹般地找到幸存者。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1952年8月2日，临津江前线，一个山洞炸塌，活人被埋，38小时后，一场营救以苍蝇为信号，奇迹般地找到幸存者。

1923年，陕西子洲县，王扶之出生，他母亲死得早，五岁那年病死在地窖里，没钱请郎中，连口薄棺都没有。

他是穷人家最小的孩子，吃野菜、啃树皮、靠讨口度日。

十二岁时，他走进红军队伍，为了混口饭吃。他报了假年龄，说自己十五，没人多问，那年陕北战事激烈，红军需要人手，他个子小，被编进少共营。

他没枪，只有一根梭镖。

头一次打仗是在清涧，敌人压过来，王扶之躲在石头后面，用梭镖扎死了个落单的伪军，抢下第一支枪。

别人说他疯了，小孩都不怕死，可他记得那人临死前盯着自己的眼神，那一夜他没睡。

1937年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王扶之随黄克诚部南下，他跑得快，当通讯员，带信穿火线，眼里没死人，只管冲。

他跟着部队打了平型关、百团大战、滹沱河一带，伤疤三处，都是弹片留下的，他不多话，有人说他是个“哑巴兵”。

他升得快，1949年，辽沈战役，他带队突袭锦州南门。

爆破手迟疑，他一句话都没说，自己背炸药包冲上去，炸开一道口子，士兵涌入，打下锦州西段据点。

战后升任115师师长，他还是不多话，穿旧军衣，蹬解放鞋，饭后不抽烟也不喝酒，只写日记，一笔一划。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他带着115师过鸭绿江，扛着铺盖卷，不用翻译，战场上，他习惯走最前面。

1952年，战争进入僵持期，美军开始“夏季攻势”，主要针对志愿军坑道阵地，进行饱和式轰炸。

临津江以东，王扶之守着，阵地下面是岩洞结构，工兵挖的，能住三十人，洞口伪装得好，上面覆盖灌木和泥土。

8月2日，天刚亮，他正在洞内研究战局，和他在一起的有新华社战地记者刘鸣，以及作战参谋两人。

上午八点，天崩地裂，美军投下一枚500磅航弹，正中岩洞上方。爆炸点与洞顶距离不足3米。

空气炸成白雾，石块混着泥土砸下，一声闷响，洞塌了。

刘鸣和两名作战参谋被压在洞口侧墙，当场牺牲，王扶之站得远，被爆炸气浪掀到洞底，后脑撞上岩壁，昏死过去。

十分钟后，他醒了，周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耳边只有滴水声，他动不了，腿卡在碎石中，一个参谋在呼喊，“首长，您还活着吗？”

王扶之回话，“别叫，节省空气。”

他们三人勉强聚在一起，洞口堵死了，氧气稀薄，水也没了，他撕开作战图纸收集尿液，用军帽盛着喝。

他们用刺刀敲钢盔，敲石头，每隔五分钟一次，没人回应。

洞内开始闷热，刘鸣的遗体就在一米外，身上有血腥味，苍蝇开始飞，谁都没多说一句话，空气越发沉重。

到了第二天清晨，三人开始说胡话，一个参谋想掏枪，王扶之拍掉他的手，低声说：“等下再说。”

营地收到消息已是爆炸后第三小时，彭德怀听后，扔掉茶杯，直接吼出一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工兵连开始挖，地形复杂，岩层厚，炸点位置不准，第一天夜里，风大，雨急，土方塌过两次，有工兵受伤，连长焦急到在泥地里跪下。

30小时后，仍未找到，空气里已经有绝望的味道，就在这时，一名工兵看到两只苍蝇，从洞口泥缝中飞出来。

“有活的！”他喊，苍蝇不会停尸体上那么久，它们飞得有劲，说明底下有空气流动，连长调整方向，放弃上方掘进，改从侧面凿开。

第38小时，挖通一米通道，灯光射入洞底，一声：“这里！”

王扶之睁开眼，他满脸血，军帽上挂着尘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水。”

被抬出洞口时，他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军医递来葡萄糖，他推开，说：“先给他们。”

躺在担架上时，他看见那名工兵连长，指着他说：“是两只苍蝇，把你找出来的。”

他没回话，只是盯着那连长看了很久。

洞外的天很亮，38小时后，王扶之被抬出时，全身已经瘦了一圈，嘴角裂了口，胡子混着血迹，他没喊疼，也没掉眼泪。

军医给他输液，护士掀开他的裤腿，发现皮肤发紫，血液循环几近停止，他盯着洞口方向，没眨眼。

第二天下午，彭德怀亲自来看他，人还在病床上，半躺着。

“你这命，捡得不容易啊。”彭德怀站着，沉着脸，声音压得低。

“活着，是苍蝇给的。”王扶之这么说，彭德怀抬头看了他一眼，没笑，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他再没打死过一只苍蝇。”随军战士回忆。

有次会议室飞进来一只苍蝇，通讯兵举起文件夹准备拍，被他喊住，“别打，它不碍事。”

这是玩笑吗？不是，他真信，他被救出的事在部队里传开了，志愿军战士口口相传，“有两只苍蝇带人找到了王师长。”谁也不当神话，但都记住了这个细节。

这是前线极少数“从地下爬回来”的将军，也是唯一一个靠苍蝇活下来的师长。

1953年，朝鲜停战，王扶之回国休整，第一件事是探亲。

到家那天，是冬天，腊月二十。

十八年没回过老家，路不熟，他坐在驴车上，从延安转回子洲，村头没人认得他，他穿着旧军装，不带护卫，也不打招呼。

离村还有一里地，前头来个老汉，赶着驴车，背有点驼，鼻梁塌，手上有冻疮，他盯着王扶之看，没敢叫出声。

王扶之跳下车，站在路边，“你是王家三娃？”老汉问，声音哑，嘴唇打颤。

“是我。”两人对视五秒，然后老汉把鞭子扔在地上，扑过来抱住他，哭出声，这是他父亲，已经七十岁了。

村里人围过来，看不懂，没人说话，他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跪得很重。

“我以为你早死了。”老人说，“人都说你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他们回家那天夜里没生火，只喝了碗热面汤，王扶之坐在土炕上，左手摸着炕沿的裂纹，那是小时候他刻的，歪歪扭扭三个字：‘扶之在’。

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王扶之被授予大校，十年后晋升少将，他不爱穿军礼服，总说不合身。

他更愿意穿旧军衣、带补丁的军帽，他的行李只有一箱，没带过手表。

1969年珍宝岛反击战前夕，他奉调参与作战部署，会议室里挂地图，他拿着红笔在黑板上画箭头，讲了六小时。

战斗结束后，他一句话都没提自己，只交代一句：“兵回来了，车检查一下刹车。”

1980年代，王扶之调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新疆天气干燥，他得了风湿，每年冬天腿疼得厉害，但不肯住院。

他还喜欢到兵站走一圈，坐在灶台边吃饭，不让提前准备。

“饭凉了才香。”他常这么说。

1998年退休，他回到北京寓所，开始写回忆录，他用老式钢笔，一页页写，他不识电脑，不用录音。

《戎马生涯八十整》，共计六十余万字，最后一章只写了一行：“哪知一个放羊娃，开国将军也有我。”

2008年，汶川地震，王扶之年过八十，主动捐出部分稿费，他写信给四川军区：“如果还能派我去，就给我一张床，住哪儿都行。”

他一生未请过一次病假，2019年，96岁，参加西安高校一场讲座他坐在轮椅上，学生挤满了礼堂。

有学生问他：“您怕过死吗？”

他摇头，“怕饿过，怕没子弹打过。”

“后来就不怕了，死人也有活的机会，只要还有气。”

2024年，央视采访王扶之，他头发花白，坐在阳台上晒太阳，记者问：现在国家强了，您最希望年轻人做什么？

他看着镜头，没笑也没严肃，语气平静。

“国家好了，你们更要加油。”

来源：健康陪伴丁医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