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太阳轮、牛鸟龙罍、蚩尤面具、祭山玉璋等，为何有典型的东夷文化特征？本文将以文献与考古互证，揭开这一神秘面纱。
“沉睡数千年，一朝惊天下”。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太阳轮、牛鸟龙罍、蚩尤面具、祭山玉璋等，为何有典型的东夷文化特征？本文将以文献与考古互证，揭开这一神秘面纱。
一、蚩尤南迁：东夷文明的西渐之路
公元前26世纪，中原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决定华夏命运的战争——涿鹿之战。这场战争的主角是黄帝、炎帝组成的炎黄联盟，与东夷部落的首领蚩尤。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蚩尤部落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其武器装备远超其他部落。
《太白阳经》称："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蚩尤以金为兵。"
而《龙鱼河图》更形容蚩尤"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弓弩，威振天下"。这种技术优势使得蚩尤部落一度占据上风，甚至迫使黄帝"九战九不胜"。
然而，最终的胜利却属于炎黄联盟。
《帝王世纪》记载："黄帝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
蚩尤战败后，其部落开始了漫长的南迁之路。
《史记·五帝本纪》提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这里的三苗，正是蚩尤九黎族的后裔。
苗族古歌《格蚩尤老》传唱着这段历史："先祖居住在大河（黄河）边，首领是格蚩爷老（蚩尤）。战争中格蚩爷老被杀，余族被迫南迁到大江（长江）边。后来战争又起，又被迫西迁进川贵黔大山中。"
这场大规模的迁徙不仅带来了人口的流动，更促成了文化的传播。蚩尤部落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可能随着迁徙传入了西南地区，为三星堆文明的青铜铸造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饕餮纹（蚩尤纹）、牛鸟尊（炎帝、少昊图腾）、龙牛尊纹饰（炎黄联盟）等元素，都与东夷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饕餮纹，这种在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兽面像上也有鲜明体现。这些兽面像"长眉直鼻，大眼中鼓着硕大的眼珠，阔长的口中露出两排方整的牙齿"，头上两侧还有"宽长上卷的弯角"，展现出"神奇的动物形态"。这种纹饰的跨地域出现，或许正是蚩尤部落西迁带来的文化印记。
更引人深思的是，山东泰山附近有蜀山、汶水，而四川也有蜀山、汶川。这种地名的相似性，很可能是蚩尤部落迁徙过程中"地名随人迁徙"的结果。
《水经·汝水注》提到汝水至"尧山西岭下，水流两分；一水东经尧山南为滍水也，即经所言滍水出尧山矣。一水东北出为汝水"。这里的"滍水"，可能就是因蚩尤在此居住而留下的地名。
这种地名迁徙的现象，为蚩尤部落西迁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二、扶桑神树：东夷少昊的太阳崇拜
在三星堆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之一莫过于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这棵神树分为三层，每层有三枝，共九枝，每枝上立有一只鸟，树顶有一只大型立鸟。
这种造型让人不禁联想到《山海经》中记载的扶桑神树。
《山海经·海外东经》描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山海经·大荒东经》进一步补充："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
扶桑神树是东夷少昊部落的重要图腾。少昊是东夷部落的领袖，以太阳崇拜和鸟图腾为特征。
《越绝书》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之君。"《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也说："九黎君号蚩尤。"这说明蚩尤部落与少昊部落有着密切的渊源。
三星堆青铜神树与《山海经》中扶桑神树的高度相似性，暗示着三星堆文明与东夷少昊部落之间可能存在的文化传承。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太阳鸟造型，与山东汉画像石中的扶桑树形象惊人地相似。汉代东方朔在《海内十洲记》中描述扶桑："在东海之东岸，行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广狭浩瀚，与东海等。扶桑在碧海之中，地多林木，叶皆如桑，长者数千丈，大二千余围。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为扶桑。"这种"两两同根偶生"的特征，在三星堆青铜神树的分叉结构中也有所体现。
太阳崇拜是东夷文化的核心。少昊部落以鸟为图腾，认为太阳由三足乌背负而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和太阳形器，正是这种信仰的具象化表现。特别是青铜神树上的九只鸟，与《山海经》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描述完全吻合。这种跨地域、跨时代的文化符号一致性，绝非偶然，而是东夷文化西渐的有力证据。
三、绝地天通：颛顼宗教改革的蜀地回响
颛顼——鱼凫王？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及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有学者认为，这几句话说明：“有鱼氏崇帝，名曰鲧，颛顼死即复鲧。”
亦有学者认为，颛顼族进入四川后演化为鱼凫王势力，后期再述。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了一个重要的神话事件："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曀，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这段记载描述了颛顼帝命重和黎"绝地天通"的故事。
《国语·楚语下》对此有更详细的解释："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
"绝地天通"是上古时期一场重大的宗教改革。在颛顼之前，"民神杂扰，不可放物"（《史记·历书》），巫师可以直接与神灵沟通，导致宗教秩序混乱。颛顼通过"绝地天通"，将神权收归王室，建立了"南正司天，火正司地"的宗教管理体系。这场改革不仅重塑了华夏民族的宗教信仰，也为早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令人惊讶的是，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似乎与这场宗教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颛顼戴午（一种头饰）、北斗崇拜等元素，都与颛顼的形象和信仰有关。颛顼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王世纪》称："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说明他曾在东夷少昊部落学习。这种经历可能使他将东夷的太阳崇拜与中原的北斗信仰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宗教体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和人像，普遍具有"纵目"的特征。这种夸张的眼部造型，可能与"绝地天通"后对巫师"通天"能力的具象化表现有关。林河先生指出，在殷墟符号群中，巫师形象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特大的"耳形饰"，而三星堆青铜人物的"大耳"可能也具有类似的象征意义，即"神巫作法时张开的侦查鬼灵世界信息的探测"。这种对"大耳"和"纵目"的崇拜，可能是"绝地天通"后宗教权力视觉化的表现。
四、三苗迁徙：舜帝南征的文化遗产
《尚书·舜典》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这里提到的"迁三苗于三危"，是舜帝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举措。三苗是蚩尤九黎族的后裔，在涿鹿之战后南迁江淮地区，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舜帝为了巩固统治，将三苗迁徙至"三危"，即今天的西北地区。然而，这次迁徙并非终点，而是开启了三苗进一步西迁的历史进程。
苗族古歌《格蚩尤老》描述了这段迁徙历程："先祖居住在大河（黄河）边，首领是格蚩爷老（蚩尤）。战争中格蚩爷老被杀，余族被迫南迁到大江（长江）边。后来战争又起，又被迫西迁进川贵黔大山中。"这段迁徙路线与考古发现的文化传播路径惊人地吻合。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三苗在被舜帝迁徙后，一部分继续西迁至四川、云南等地，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
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一些文化元素，可能与三苗的迁徙有关。例如，三星堆出土的玉璋上刻有的"祭山图"，与苗族的"祭山"仪式有相似之处。此外，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中，有一部分具有明显的南方少数民族特征，如高鼻深目、卷发等，这可能是三苗与当地民族融合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三星堆文明的青铜冶炼技术可能受到了三苗的影响。蚩尤部落以"金作兵器"著称，而三苗作为蚩尤的后裔，很可能继承了这一技术。当三苗西迁至四川时，他们可能将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带入了蜀地，为三星堆文明的青铜铸造奠定了基础。这一推测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支持：三星堆青铜器的合金成分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具有独特的技术特征，这可能是三苗带来的东夷青铜技术与当地文化结合的产物。
五、大禹治水：夏禹与三星堆的神秘关联
大禹治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传说，《史记·夏本纪》详细记载了大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最终"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的伟大功绩。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大禹的活动范围可能远不止中原地区，而是涉及更广阔的地域。其中，三星堆文明与大禹的关系尤为引人关注。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高达2.62米，是世界上同期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这尊人像"大眼，直鼻，方颐，大耳"，头戴冠冕，身着华服，赤足立于高台之上，双手呈抱握状。关于这尊人像的身份，学术界有多种猜测，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它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夏禹。
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主要有两点：首先，青铜大立人像的冠冕上有"日晕纹"和"变形兽面"，这与《史记》中记载的大禹"戴冠冕，执玉圭"的形象相符。其次，三星堆出土的玉璋上刻有"祭山图"，这与大禹治水成功后"封禅泰山"的记载相呼应。特别是玉璋上的山形图案，与《山海经》中描述的"会稽山"极为相似，而会稽山正是大禹治水成功后举行会盟的地方。
而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水神面具和祭水文物，反映了对水神的高度崇拜。这种崇拜可能源于大禹治水的功绩，是对这位华夏民族英雄的纪念和敬仰。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英国东方学家李约瑟就曾提出过“古蜀国是夏朝附属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文明的兴起时间与夏朝的建立时间大致吻合。传统观点认为，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左右，而三星堆文明的鼎盛时期约为公元前1600年至前1200年。虽然存在时间差，但考虑到文明的传播和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三星堆文明完全有可能是夏文化在蜀地的延续和发展。特别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如绿松石配饰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文物相似，祭山玉璋与山东潍坊日照出土的东夷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玉璋，在形制上一脉相承……这进一步支持了三星堆与夏朝的关联。
六、夏桀南迁：有缗氏带来的夏礼西渐
夏朝末年，桀王无道，导致民怨沸腾。《史记·夏本纪》记载："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与此同时，夏朝与周边部落的关系也日益紧张。其中，位于今山东金乡一带的有缗氏，是夏朝的重要方国。《竹书纪年》记载："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这场战争导致有缗氏被迫举族南迁。
关于有缗氏的迁徙路线，《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而《尚书·牧誓》提到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联军中，蜀地的参与暗示了有缗氏可能通过汉水流域进入四川。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有缗氏可能先逃到夏势力薄弱的苏北或皖北，然后由淮河以北出发，经汉水流域等，辗转进入岷江流域，最终形成三星堆文化。这期间夏势力不断追杀，才使有缗氏一直向西逃亡，直到逃至四川岷江流域，才摆脱危险。
有缗氏的南迁不仅带来了人口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夏文化的精髓——彝器。
《华夏神都：全方位揭迷三星堆文明》一书提出，三星堆出土的整套器物为夏王室的祭祀祖器，于夏末帝桀时由有缗·蜀族从山东携带入蜀，并由此开创了古蜀文明。这一观点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支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些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文物在形制和纹饰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鼎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鼎在造型上非常接近，而三星堆出土的玉璋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璋在纹饰和工艺上也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更重要的是，有缗氏作为夏朝的重要方国，可能掌握了夏朝的祭祀礼仪和文化传统。当他们迁徙到蜀地时，这些文化传统也随之传入，为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三星堆文明虽然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但又与中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其冠冕、服饰和姿态都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而其面部特征和纵目造型则体现了蜀地文化的独特性。这种文化的融合，正是有缗氏南迁带来的结果。
七、商伐鬼方：三星堆与西南夷的神秘关联
商朝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日益复杂。《周易·既济》爻辞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这里的鬼方，是商朝时期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鬼方可能不仅限于北方，还包括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这一观点为理解三星堆文明与商朝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支持鬼方为西南夷的证据主要有两点：首先，从音韵学角度看，"鬼"与"夔"古音相通，而"夔"是古代西南地区的一个部落名称。其次，从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如青铜神树、青铜面具等，与西北地区出土的商代文物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这可能反映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如果鬼方确实包括西南夷，那么商王伐鬼方的战争可能对三星堆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战争可能导致了人口的流动和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另一方面，战争也可能迫使三星堆文明调整其政治和军事策略，从而影响了其发展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如青铜戈、青铜矛等，具有明显的中原风格，这可能是通过与商朝的战争或贸易获得的。同时，三星堆文明的一些独特元素，如青铜神树、纵目面具等，也可能通过鬼方这一中介传入中原，影响了商朝的文化和艺术。
八、武王伐纣：巴蜀之师的历史见证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各方诸侯，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纣王，建立了周朝。《尚书·牧誓》详细记载了参与这场战役的各方势力中有“蜀”参加。
《华阳国志·巴志》也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这段记载不仅证实了巴蜀之师参与了牧野之战，还描述了巴师"歌舞以凌殷人"的独特战术。这种战术可能与三星堆文明的宗教仪式有关，反映了巴蜀地区独特的军事文化。
巴蜀之师参与武王伐纣，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一次文化交流的契机。通过这次战役，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融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三星堆文明在晚期出现了一些中原文化的元素，如青铜鼎、青铜簋等礼器的出现，可能就是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
同时，巴蜀之师的参战也提升了巴蜀地区在中原王朝中的地位。周朝建立后，巴蜀地区成为周王朝的重要盟友和文化传播的前沿。这种地位为后来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基础，也为三星堆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九、多元一体：三星堆文明与华夏文明的融合
通过对三星堆文明与三皇五帝、夏朝及商周时期关系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星堆文明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蚩尤南迁带来的东夷文化，到颛顼"绝地天通"引发的宗教变革；从三苗迁徙带来的文化融合，到大禹治水传说与三星堆的关联；从夏桀南迁导致的夏礼西渐，到巴蜀之师参与武王伐纣，三星堆文明的发展始终与中原文明的演进息息相关。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三星堆文明的发现，为我们理解这一"自在的民族实体"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而三星堆文明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它不仅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还揭示了中原文明与周边地区文明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不是单向的传播，而是双向的交流和融合，共同推动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所以，三星堆绝非“外星文明”，而是上古中国族群迁徙、文化碰撞的集大成者：
1.地理上，东夷、三苗、氐羌在此交汇；
2.文化上，中原礼制、长江稻作、西亚黄金工艺交融共生；
3.历史上，从蚩尤南迁到夏商周更迭，三星堆始终是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拼图。
正如雷雨所言：“三星堆是中华文明拼图中独特且不可或缺的一块。”
其神秘面纱之下，隐藏的正是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
来源：一堂国学
